近年来，不少学者意识到，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人的消失”等现象，即历史主体不彰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学是主流，人物是历史书写的主体，有时甚至只有人物，没有制度，分析历史的得失成败，也往往归结为“人”的问题。史学家钱穆比较了中西方的历史书写，认为西洋人看重“事”，而中国人更重视“人”，他说道：“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中心”，纪传是中国正史之主体，“纪传之主要特征，乃一种‘人物史’。故中国史书传统，可谓人物传记乃其主要之中心。亦可谓中国史学，主要乃是一种人物史”，“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历代正史为纪传体，就是“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当然，这种纪传体史书中的“人”，一般是历史大人物，鲜见普通的平民百姓。

　　 晚清以降，西潮东渐，随着西方学术和现代史学的引入，中国传统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历史研究与书写也因之变化。1901年、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篇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很“发达”，但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与国家、国民的事业不发生关系，因此，梁启超揭橥“史界革命”大旗，倡导新史学，重写中国历史。以此为标志，一场史学革命开始在中国展开。

　　 新史学发展至今的一百多年来，伴随着欧风美雨，各种域外学说、理论、方法的引入，中国的历史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可谓翻天覆地。然而，今天回顾新史学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其诸多的不足。历史研究中看不到、或甚少见到“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湮没不显，或许即不足之一。钱穆认为，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史学讲究分门别类，把历史分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注意都在事上”，“却不注重历史里面的人”，问题是，“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在现代历史研究中，历史学者更重视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知识和方法，重视分门别类，更关注社会经济、外在结构、长时段，强调历史的规则、模式等，如此历史研究之结果，自然是“人的隐去”“人的消失”。

　　 一、法律史：规则与人的历史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法律史产生于晚清时期，其本身即“史界革命”和现代法学引入中国的产物。大体而言，中国法律史，是将现代法律知识体系投射到中国历史上，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和法律的历史变迁之学科，规则(包括成文的律例法条和不成文的民俗习惯等)研究成为其主体内容。作为史学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身体力行，1906年前后撰写《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和《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两篇长文，这也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科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法律史学科获得长足发展，成果斐然。不过，当我们回顾中国法律史研究时，亦能发现法律、规则、制度研究中缺乏“人”。从百年来中国法律史的几部代表著作，我们可窥其一斑：1949年以前，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程树德的《九朝律考》，杨鸿烈的三部曲《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概要》等；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法律通史、断代法律史、部门法史等，都鲜见“人”。法律史研究中缺乏“人”，一方面是因为法律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法律、规则、秩序；另一方面，法律史颇为接近社会史，甚至可谓是社会史的一部分，历史叙事中“人的消失”跟社会史研究特点有关，长期以来的社会史研究更多是探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故人的因素(尤其是个体的因素)被淡化了。

　　 事实上，法律史研究离不开“人”。先哲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本意谓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这显然意识到法律的局限性，换言之，要发挥法律作用，离不开政法体制、主体的素质、民众的法律意识等，“人”的因素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现阶段，法律史学界均明显意识到，除了要研究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法律规范之外，还必须研究“实践中的法律”“活的法律”“法律的运行”等问题，那么，“人”更加凸显了。

　　 因由列强侵略和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启动了法制改革。在删改旧律、制定新法的过程中，西方现代法律被引入中国，由此导致中国传统律例体系的全面改革。传统中国诸法合体的法律编纂体系被打破，以五刑、十恶、八议、官当、刑讯、尊卑良贱有别、行政司法合一为主要特征，且“礼刑结合，律令相辅，刑事优先”的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初步建立由宪法、民法、刑法、程序法等部门法律组成的现代法律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历史人物，特别是法律人物参与其中，如沈家本、伍廷芳以及留学归国法律人员、本土培养的法政学生等群体。这一历史进程的本身，就是法律与“人”共同构成的，离开了人，这段历史讲不清楚，也可能是另一种走向。

　　 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与外在历史结构之间，本应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无疑，有时候，历史结构确实极大制约着存在于其中的人，也影响了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历史上很多的末代君王，颇为勤政，力图有所作为，却无力改变王朝倾覆的命运，成为亡国之君，这显示了历史结构力量的巨大制约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杰出人物能在严峻形势下，在强大的历史结构制约之下，力挽狂澜，改变局面，由此改变历史走向。因此，过度重视结构、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人变得不重要，即便是“伟大人物”在历史过程中，也只像“溪流上可见的泡沫”。实际上，存在不同的历史人物，就存在不同的历史可能性。客观地讲，从中国法律史学科诞生以来，也并非完全没有“人”。学界对不少法律人物，如薛允升、沈家本、伍廷芳、梁启超、董康、王宠惠、居正等，以及中国共产党法律领导人物董必武、谢觉哉、彭真、马锡五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与研究。坊间书市上，这些人物评传、传记也不少，但能明显感觉到所撰所述与传主历史本相距离还很远，当然，这不是说这些评传、传记作品没有价值。

　　 在此，不妨以中国近代法律巨擘沈家本为例，略作说明。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沈家本一直是法律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从1913年沈氏逝世后，就有人注意收集整理他的文集与事迹，但有规模和深度之研究，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学者对沈家本都很关注，台湾地区法律史学者黄源盛的博士毕业论文即以沈家本为对象。与此同时，在大陆方面，张国华、李贵连、刘海年、韩延龙等学者也开始搜集沈家本文献并开展研究，先后出版了沈氏年谱、传记等一系列作品，贡献很大，影响深远。若从重视作为历史主体“人”的角度出发，也能发现一些不足之处，试举几点：一是这些论著多半是对沈家本“敬爱式”“仰望式”的研究，应当有所改变、突破，至少应让沈家本作为历史人物的个体回归历史场景之中。沈家本至少拥有专家和官员双重角色，事实上，沈氏固然是律法专家，但未必富有行政才能，处理政务未必高明，清末大理院推事唐烜就在日记中写道：“沈大廷尉(家本)素称刑名老手，然既非理繁治剧之才，又乏开务成物之略，委蛇周章，逡巡瞻顾，任用又非其人，以故数月之久，终不得要领”。二是具有明显的历史结构化倾向，研究者往往将这段时期历史结构变动投射到研究对象上。具体体现在沈家本身上，研究者往往将其研究成为晚清法律史的个人缩小版，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过度强调这点，便缺乏人物真正的主体性。要体现历史人物的主体性，一方面要能进入历史人物的日常世界与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要能展现亲历者眼中的历史世界。三是从法律史角度切入，观照的面相主要是法律与司法领域，而缺乏对一个完整的人的把握。若仔细翻阅沈家本存世的文献史料《沈家本全集》。非法律的文献数量比重很大，这也足以提醒研究者，沈家本拥有科举时代读书人的多重角色，法律官员仅是其多种角色之一。

　　 如何在规则研究的基础上，嵌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让规则与人真正能够互动起来，诚非易事。对法律人物的界定，不应仅限于“大人物”，从成文法方面而言，从事法律法令草拟、制定、执行各个环节的相关人物，大体都可以算人;从非成文法角度而言，民俗习惯、行业规矩等，范围更广泛，相关人物更多，芸芸众生，很多“中层人物”“小人物”均可以纳入考察范围。换言之，在法律史研究中加入“人”，可对法律运行全过程中参与者进行考察，包括立法者(主持人和起草者)、司法人员(古代的州县官，现代的法官、检察官)、讼师与律师、衙役与法警、狱卒与狱警、诉讼当事人等等。

　　 二、人与规则的互动：两个例子

　　 清末官制改革中，司法权与行政权逐渐分离，在中央层面，清廷分别筹设法部与大理院，由于权限与利益问题，两个机构之间发生“部院之争”，这是近代法律史研究颇为关注的论题。如何在这样一个法律史论题中嵌入“人”的因素?在法部、大理院几个主要当事人(法部尚书戴鸿慈、大理院正卿沈家本、法部右丞曾鉴、大理院官员董康等)之外，若引入亲历部院之争的中下层级官员，如由法部调入大理院的司法官员唐烜的视角，不仅部院之争的很多史实会更清晰，亦能更细致展现人与规则的互动。唐烜，直隶盐山人，1889年进士，签分刑部，长期任职于刑部，丙午官制改革前任刑部福建司员外郎。唐烜在近代法律史上，大体可算是“中层人物”。清廷在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年)推行官制改革，在中央官制改革中，刑部改为法部，执掌司法行政大权，大理寺改称大理院，为最高司法审判机构。政坛新星戴鸿慈出任法部尚书，刑名老手沈家本出任大理院正卿。作为大理院前身的大理寺是一个小衙门，人员很少，且多不能胜任，因此，大理院必须从各衙门奏调具有一定律法知识和司法经验的人员，当然，绝大多数人员调自原来的刑部。经大理院奏调，原来的刑部官员唐烜调入大理院担任推事。

　　 根据留存的《唐烜日记》，我们对官制改革中法部与大理院筹设过程及部院之争，在史实层面的认识，自然会更细致、清晰(这点在此不展开论述)。清末新政期间，清廷参酌君主立宪国成例，进行官制改革，中央各部门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这是当时大的形势，可以理解为一种外在结构。官制改革，事关体制内每个人的职位和切身利益，不可能不关注，各人根据各自情况，权衡利弊，作出判断与选择。唐烜在日记中写道：官制改革出台前后，“连日各衙门司员，衢巷过从，马烦车殆，类皆营谋求乞，关心得失，大有昔年秀才望榜情景，以穷老拙蹇者与其际”。显然，官制改革搅动了整个官场，官员们开始为谋缺图位而奔走。

　　 关于大理院人员之任用，以“熟悉律例，才优听断者方能胜任”为标准，可以理解为一种规则和制度设置，当然，这个规则是笼统的，很有弹性。唐烜可以留在法部任职，也可以调往大理院任职，凭借自己多年刑官经历和经验，他应有选择余地。但唐烜选择了调入大理院，此中存在着主体与规则的互动问题。首先，有一个人脉原因，也可谓一个“潜规则”，主要就是唐烜的同乡、同年刘若曾，此时出任正三品的大理院少卿，是仅次于沈家本的大理院第二号人物，唐、刘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事实上，在官制改革之际，根据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长官与属员之间相互选择是一种常态。其次，当时官场中存在一个时人皆知的情况：与旧衙门相比，在新衙门任职，升迁更易、更快。御史徐定超在一份奏折中明言：“旧衙门各员有二三十年不得补缺者，新衙门则一二年即可补缺。”言官恽毓鼎也观察到：“自各新衙门之设，求进者麇集辇下。无一定之级，无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此近五年朝局大变象也。”只有综合了解这些外在结构、状况、规则和个体情况、关系之后，才能更好理解作为历史行动者唐烜的选择。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唐烜被大理院奏调，但并未补授实缺，底缺仍在法部(这是官制改革中通常做法)，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