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廖平（1852-1932）占据了某种相对特殊的地位。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著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部中国哲学通史，其终点就是廖平及其哲学。倘若只看冯著的结构，如此安排颇具象征意义：根据冯友兰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廖平之学，实为中国哲学史中经学时代之结束。自此方面观之，则廖平在哲学史中之地位，亦有相当重要。”

　　 宣称“廖平之学”在哲学史上“相当重要”，可以得到章太炎的认同，正如其《程师》篇所言：“余见井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盖惠、戴、凌、刘所不能上”。按照这样的评价，廖平对经学的贡献，超过了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诸人，廖平经学几乎可以代表清代以来经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与章太炎（字枚叔）并称“二叔”的刘师培（字申叔）也很推崇廖平。据说，“刘申叔每谓先生‘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其洞澈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求廖氏之学，当以刘说为归。”如果依刘师培之见，那么，廖平的经学，从魏晋以来，也是无出其右的。廖平弟子蒙文通还认为，“今古学之重光，实自廖师，亦即两汉学之明自廖师，廖师实为近代推明今古学之大匠矣。”言下之意，颇有必要把汉代至近代的两千年经学史，作为评估廖平经学的尺度，这就进一步凸显了廖平经学的贡献与意义。

　　 既然清初以来、魏晋以来、两汉以来的经学史、哲学史、思想史都不能绕开廖平，那么，中国法理学史同样绕不开廖平，因为，廖平经学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及其所代表的近代中国的改制、变法乃至革命，都具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换言之，廖平经学有一个重要的向度，那就是，为戊戌变法所代表的近代中国的改制、变法乃至革命寻求理据，简要地说，就是寻求变法之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寻求、建构、铺陈变法之理，堪为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寻求变法之理，为变法提供法理，就是廖平在中国法理学史上留下的主要印迹。廖平的法理学，主要就是围绕着变法之理而展开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廖平一向偏居西蜀，戊戌年间，廖平并未参与北京的维新变法活动，没有在“南书房行走”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不是戊戌变法之际全国言论界的旗帜与领袖，为什么说廖平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法理支撑、奠定了法理基础？为什么说廖平在中国法理学史上的贡献集中体现为变法之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必要先看四川省井研县（廖平故乡）一个九旬老人在2009年发表的评论：“廖平的经学影响，与戊戌变法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这个缘故，廖平于1932年去世后，彼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将廖平的丧葬“定为国葬，其名付之史馆”。这种出于基层精英或地方乡贤的观点，虽然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廖平经学与戊戌变法之间的内在关联。

　　 当然，如果要比较正式地理解廖平经学之于戊戌变法的意义，那就绕不开康有为。在一定程度上，廖平经学为戊戌变法提供的法理支撑，主要是通过康有为的理论和实践来实现的。

　　 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康有为才是中心人物，这是没有疑问的。正如萧公权所见，“康有为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部分（也可能主要）是因他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主导的角色。”亦即扮演了戊戌变法的“主角”。然而，这个“主角”关于变法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变法的理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廖平的经学塑造而成的。

　　 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其一，张之洞的观点。一方面，张之洞与廖有为有直接的交往。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南京接待了康有为，“等康氏以上宾，但很不赞成《孔子改制考》中的论点。”另一方面，张之洞是廖平之师，对廖知之更深，且多有提携，也多有鞭策。在戊戌变法日益迫近的1897年，张之洞致电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宣称：公羊改制之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这就指出了廖康之间的源流关系，同时也指出，廖平才是改制新说之源。其二，湖南闻人叶德辉在致他人的信中直接确认：“康有为之学出于蜀人廖平”。其三，章太炎为廖平写的墓志铭称：“闻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议论多宗君”。章太炎还说，“廖君”之学凡六变，“康氏所受于君者，特其第二变也。”按，“康氏所受于”廖平经学的“第二变”，主要见于廖平1888年著成的《知圣篇》《辟刘篇》（后来改名为《古学考》）。其中，“辟刘”的主题就是批判刘歆之伪经，亦即康氏所说的“新学伪经”；“知圣”的主题则是尊崇孔子之改制，亦即康氏所说的“孔子改制”。代表廖平经学“二变”的两篇著作，与康有为旨在鼓吹变法的两部纲领性著作，确实具有相当明显的源流关系。

　　 在以上三点之外，蒙文通对廖康之间的思想源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廖氏“及既与南海康有为见于广州，康氏遂本廖师之《今古学考》《古学考》以作《新学伪经考》，本其《知圣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康氏之学实以龚、魏为依归，而未穷廖师之柢蕴。梁启超谓康氏之学非自廖氏，而盛推龚、魏以及于南海，是为实录，知师固莫如弟子。惟《伪经》《改制》两考，不能谓非受影响于廖师，特自有廖氏学，不得以康氏之言概廖氏学耳。”据蒙文通之言，廖氏之学影响康氏之学，主要体现在：康氏的“《伪经》《改制》两考”本于廖氏的《今古学考》《古学考》及《知圣篇》；当然，康氏之学还有其他的源头，而廖氏之学的抱负也远远超过了康氏之学，康氏之学并不足以穷尽廖氏之学（详后）。

　　 巧合的是，对于廖氏弟子蒙文通的这番叙述，康氏弟子梁启超基本上也是承认的。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有言：“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平，王闿运弟子”，“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

　　 梁启超的叙述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其一，今文经学的中心，在梁启超看来，应当是其师康有为。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我们暂且不论，但他随即提到的人物就是廖平，而且，廖平对康有为的思想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之后，居然“尽弃其旧说”，这样的影响不可谓不显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为之思想”确实受到了廖平的形塑。其二，康有为并非今文经学的“创作者”（亦即创造者），虽然，梁启超没有在此明确指出，哪些人堪为今文经学的“创作者”，但是，从康有为与廖平的关系来看，同时结合前文引证的张之洞等人的评论，廖平显然可以归属于这样的“创作者”。按照梁启超对廖康关系的理解，廖平还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创作者”之一。在廖康之间，相对于康有为的“集成者”身份，廖平的“创作者”身份意味着更强的原创性、独创性、开创性。

　　 以上所述，可以表明，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角”，他推动变法、设计变法所依赖的思想资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廖平。廖平及其经学与戊戌变法的关系，由此得以彰显：通过康有为的言与行，廖平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与法理依据。如果稍微“粗线条”一点，我们也可以像那位井研乡贤一样，宣称廖平与戊戌变法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由此说来，廖平经学既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引擎，同时也为戊戌变法奠定了厚植于华夏传统的思想根基。由于廖平经学提供的思想理据，深刻地满足、回应了变法尤其是戊戌变法的内在需求，因而，廖平提供的思想理据，可以称为变法之理。这样的变法之理，既表达了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也体现了廖平法理学的理论形态，同时，还可以展示近代中国在19世纪80、90年代的主流法理，因为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就是变法。

　　 基于以上的认知，立足于展示近代中国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流法理，为了揭示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为了描述廖平在中国法理学史上做出的贡献，有必要把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法理学说，予以专门的研究。因此，下文的基本思路是：先从本源上、源头上论述廖平建构的基础性的变法之理。接下来，根据廖平经学的变迁，从三个不同的阶段，分述廖平寻求变法之理的历程。最后是一个结语，以归纳廖平法理学的特质。

　　 一、在“变法之议”中寻求变法之理

　　 廖平享年81岁，从事研究和著述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在廖平所著的各种经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几种，当属1883年开始孕育、1886年成书的《今古学考》，以及1888年所写的《知圣篇》与《辟刘篇》，等等。可见，廖平在19世纪80年代，亦即比戊戌变法提前十年，就已经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就已经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根植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法理根基，从而初步建构了关于变法的法理学。以当下的理论话语来说，这还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法理学。

　　 廖平法理学的重心在于寻求变法之理。然而，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寻求，并非出于纯粹的个人兴趣或个人偏好。他的那些看似远离现实的经学著作，其实是积极回应现实、回应时代的产物。对此，蒙文通有明确的提示：“廖师既通《谷梁》，明达礼制，以《谷梁》《王制》为今文学正宗，而《周官》为古学正宗，以《公羊》齐学为消息于今古学之间，就礼制以立言，此廖师学根荄之所在。于时变法之议起，潘、翁方当国，《公羊》之说大行，世之学者竞言改制。”

　　 这里专门提到“当国”的“潘、翁”，是指潘祖荫（1830-1890）与翁同龢（1830-1904）。其中的潘氏，偏好公羊学，对“《公羊》之学”的盛行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潘氏于1880年任国史馆总裁，从1882年起，先后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要职，像左宗棠这样的名臣，都曾受到潘氏的提携。与潘氏同龄的翁氏，于1882年出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并在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要论“潘、翁”二人同时“当国”的时代，那就是19世纪80年代，亦即廖平经学走向成熟的时代。

　　 据蒙文通所述，在“潘、翁”“当国”的19世纪80年代，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变法之议起”，那个时代，举世之学者“竞言改制”，这就是说，关于变法、改制的议论盛极一时。虽然，戊戌变法迟至1898年才正式发生，但是，关于“变法之议”早在十多年前的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为时代之强音，成为举世学者“竞言”的中心议题，同时也成为了十多年后的戊戌变法的前奏。而且，“世之学者”竞相发表的“改制之言”，其实就是“变法之议”。

　　 由此看来，在19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变法即改制，改制即变法。因而，廖平旨在寻求的变法之理，亦可以称为改制之理，反之亦然。而且，廖平寻求的变法之理还隐含了革命之理（详后）。从求同的方面来看，无论是改制还是革命，都意味着法的改变，这是两者的共性；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革命是根本法的改变，是“另起炉灶”式的改变；改制是不涉及根本法的改变，是在“原有炉灶”基础上的改变。因而，在廖平的经学中，无论是改制之法理，还是革命之法理，都可以由变法之理来统领。

　　 廖平在19世纪80、90年代的相关著述中，较多地使用了“改制”一词。譬如，在《经话甲编卷二》中，廖平写道：“改制为《春秋》大门，自来先师多不得其意。凡《春秋》所讥非礼，皆周制。《春秋》斟酌四代以定一尊，故即事见讥，以起改制之意。”这句“经话”，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六经注我”之旨趣。从表面上看，这是在说，“改制为《春秋》大门”，要深入地理解《春秋》，应当着眼于“改制”这道门径；凡《春秋》“见讥”之事，都是为了表达“改制之意”。然而，正是此处的关于“《春秋》大门”之议，揭示了廖平经学的旨趣：起改制之意，求变法之理。因而，廖平的经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那个时代兴起的“变法之议”在经学层面上的表达，堪称是以经学的外衣包装起来的“变法之议”。在形式上，廖平说的是关于《王制》《周礼》之学；在实质上，他讲的是改制变法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