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是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栏目录制的节目“儒学与生活”的字幕，共10集，录制于2015年底，播出于2016年1月中下旬；收入作者文集《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105–179页。

引言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孔子大学堂。

　　 我今天来讲一个话题：生活儒学。

　　 生活儒学，它首先是“儒学”。它是一种儒学；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儒学的一种当代理论建构。这么一种理论建构，它属于儒家哲学。最近这么十多年来，我对儒学的一系列的研究，建构了一套思想体系，总的名称叫“生活儒学”。那么，这套思想体系，大家从这个标题上也看得出来，它首先关注的是“生活”；也就是说，它是回应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的。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这儿引用一句话，李鸿章的一句话，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我们整个社会处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社会转型、生活方式的转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记得前些年一个很流行的词语，叫作“被幸福”。它说什么呢？我记得好像是央视的吧，记者在路上碰到人就问：“你幸福吗？”别人面对着这个镜头，不好意思说不幸福，只好说“我幸福”。后来就发明了一个词，叫“被幸福”。

　　 其实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周边的人，我们感觉不幸福。原因非常非常地多，总的来讲，就是我们感到我们的生活不满意。为此呢，我也发明了一个词：我们感到我们对未来、对当下不踏实，我发明了一个词，叫作“踏空感”——有一种“踏空”的感觉。

　　 那么，这一切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分析，搞清楚原因究竟何在。这也是我这些年做儒学研究的一个初衷。这些问题发生在生活当中，因此，儒学、哲学首先要关注生活。首先关注生活，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幸福、不踏实，我们很纠结、很郁闷，甚至很痛苦，有种种的困惑，种种的困难，种种的问题，这一切需要解决。

　　 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有社会方面的，有物质方面的，更有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宗教在中国大陆呈现出一种急剧发展的态势。这是有原因的，有现实的原因的，就是我们精神上、精神生活当中缺乏某种东西。

　　 在今天的这个宗教复兴当中，大家都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基督教的传播非常地迅猛。在农村，在城市，在社区，基督教迅速地发展。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基督教能不能拯救我们？这是一个问题。

　　 作为一名儒者，我不信基督教。我不认为基督教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我今天这个话题，虽然是讲生活儒学，但是我想把它归结为这么一个标题：只有爱能拯救我们。当然，我讲的这个“爱”，是儒家所讲的“仁爱”，因此也可以说：只有仁爱能够拯救我们。能拯救我们的不是上帝。这也是我做“生活儒学”研究的基本的初衷。

　　 那么，我打算讲这么几个大问题：

　　 第一点是“生活儒学的基本思想”，就是对生活儒学整个的思想系统、思想体系、理论体系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介绍。当然，我只能讲一些要点。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大的问题，我打算讲一讲“生活儒学的伦理原理”，也就是说，生活儒学这个思想体系，具体落实在社会伦理层面上，它的那么一套原理究竟怎么样。这么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体的问题。

　　 第三点，我还想讲一讲关于个体的问题，就是“生活儒学的境界观念”——精神境界的“境界”。境界的观念，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修养、修炼、提升的这么一个问题。

一、生活儒学的基本思想

　　 那么，我现在先讲第一个大的问题：生活儒学的基本思想。

　　 （一）时代的课题

　　 首先我想讲讲：“生活儒学”，或者我所说的“只有爱能拯救我们”，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课题，是直接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的，是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因此，这自然就涉及“时代”的问题。

　　 1．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

　　 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不同，历史的过程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对中国的历史有一套另外的划分。

　　 我刚才提到，李鸿章说过，我们目前正在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那么，这个所谓“大变局”，其实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社会转型。我们今天正处在社会转型当中。那么，说到社会转型，就涉及我刚才讲的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确凿的史料证据、传世文献的根据的这么一种历史阶段，大概来讲，我们有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在此之前，我们曾经还有过一次社会大转型。这两次社会大转型，意味着我们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王权时代”。所谓王权这个“王”，是指的比如说周文王、周武王，夏、商、周三代的天子，这样的王。这是第一个时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真正的“封建”时代，也就是封侯建国、分封诸侯的时代。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我们转向了中国社会第二个大的历史形态，它跟刚才讲的王权时代不同，它是“皇权时代”，也就是专治时代、帝国时代。

　　 然后，从秦汉到明清这么一段时代过去以后，我们进入了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就是我们目前身处其中的这次大转型。这次大转型，我们正在从皇权时代、帝国时代走向“民权时代”。

　　 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新的概括，历史阶段的一种新的划分。

　　 那么，回到儒学上来。儒学，我这儿想纠正一个很常见的误解。但凡说到“儒学”，人们就想到古代的某种儒学，这其实是不对的。儒学，从春秋末期、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创立这个学说、这个学派以来，它经历了、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

　　 我们知道，孔子身处其中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正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以及伴随着这个社会转型的观念的转型，也就是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期”[2]。在这个轴心期——中国的轴心期、春秋战国时期，儒学的主要的代表有孔、孟、荀：孔子、孟子、荀子。那么，这么一种形态的儒学，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原始儒学”或者“原典儒学”。

　　 然后进入了皇权时代、帝国时代。从秦汉到明清这一个历史阶段的儒学，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帝国儒学”。帝国儒学又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比如说最著名的“宋明理学”是一个形态；那么，宋明理学之前还有其他的儒学形态，比如说汉代的经学；宋明理学之后也有不同的形态，比如说乾嘉学派所处的清代的儒学。

　　 然后进入了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中国的内在的、内生的现代性发轫了以后，儒学自身也开始走向现代化、走向现代性。那么，我们知道，在“西学东渐”——西学传入、影响中国学术之前，儒学早就开始了自我转换。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明清之际的儒学：明清之际的三大儒——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他们都极具现代精神，是一种儒学的启蒙思想。再接下来，我们知道，在洋务运动时期有一种儒学形态，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洋务儒学”；再接下来，康有为、梁启超开展维新运动，那么，他们的儒学形态可以叫作“维新儒学”。不仅如此，进入了民国以后，还有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还有今天所谓的“大陆新儒学”、大陆新儒家。[3]

　　 所以，我刚才讲，对儒学的一种很常见的误解是需要澄清的：“儒学”不等于“古代儒学”。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儒学理论体系的重建来讲，我们所涉及的——直接涉及的，是从那种前现代的儒学向现代性的儒学的一种转换；更具体地讲，我们从帝国时代的儒学、皇权时代的儒学，转向民权时代的儒学。我自己建构的这套新的儒家思想理论形态——生活儒学，我自己把它看作：它是属于民权时代的一种现代性的儒家思想。

　　 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学、儒家思想本身具有自我变革的传统，它不断地顺应历史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展示出自己的新的思想理论面貌。所以我有一种说法，我说：儒家没有新的，但儒学是常新的。甚至有的时候，它是日新月异的。

　　 对于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性的儒学来讲，我们所直接面对的是帝国时代、皇权时代的儒学形态，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样的前现代的儒学形态加以解构。

　　 2．传统儒学“形上–形下”模式的解构

　　 那么，我们知道，帝国时代的儒学——自从“轴心期”春秋战国以后建构起来的帝国时代的儒学，有一套基本的思维模式。这套基本的思维模式，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讲，就是说，它有一套形上学、有一套形下学。

　　 我们首先看它的形上学。所谓“形下学”、“形上学”这个说法，出自《周易》大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这当然是中国式的表达，从哲学上来看，就是说，我们人类面对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我们开始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万物是何以可能的？那么，当我们发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哲学思维的阶段。

我们知道，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讲，比如基督教，它也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世界是哪里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