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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协同实施:回眸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3-02-25 01:19:07
作者: 任重  

  

   内容提要: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实施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关键核心技术。两法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虽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端倪,但并无“先实体、后程序”或“先程序、后实体”之痼疾。通过强调独立性,民事诉讼法在40年前即完成形式法典化。强调独立性和能动性并弱化协同性的路径依赖逐渐生成,与民法脱钩从权宜之计内化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底层逻辑。两法协同实施面临四重困境,具体表现为民法规范的动态化、阶层化困境,实体构成要件的证明困境,法律效果的空转与裁判效力泛化困境,民事权利保护与诉讼程序的错位困境。进入《民法典》时代,独立化与能动化愈发加剧民事诉讼贫困化,即相对民事实体法强调独立性,对于民事司法实践又欠缺自主性。“切实实施民法典”必须直面“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时代挑战。在科学配置“人案比”的基础上,亲近民法的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理论转向是正确实施《民法典》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民法典;民事主体;证明责任;善意取得;人格权禁令

  

   引言:位于交汇处的两法协同实施

   随着“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展开,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后,两法关系及其协同实施愈发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民法学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共同关注。其所以能引发共鸣甚至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是以下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宏观视角观察,两法关系及其协同实施处于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交汇处;从中观维度出发,“切实实施民法典”必然要求民事诉讼法等配套制度不断完善甚至实现转型,并进一步呈现出协同实施的两个具体面向,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应以《民法典》的最新立法精神和基本要求为准据加以全面更新,这可谓“实体→程序”面向,以及以实体/程序交叉融合作为方法创新对实体法律规范加以阶层化、动态化等诉讼化转码,甚至在此基础上对《民法典》的若干规定加以润色完善,即“程序→实体”之面向;而从微观视角分析,两法关系的科学处理及其协同实施除政策意义和理论价值,还是正确审理具体民事案件的必然要求,这较为集中地体现为司法裁判三段论在诉讼审理结构中的合理安排与顺畅运转。

   上述三个维度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层层递进且相互制约。《民法典》被誉为“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其第1条和第3条体现出权利中心、权利本位之指导思想。《民法典》中的权利能否借助民事诉讼得以正确判定和有效实现,直接关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这同样是严格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重要内容。只有《民事诉讼法》有效承接、判定和实现《民法典》中规定的实体权利,人民群众才可能在每个民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有鉴于此,特别是在《民法典》正式实施满2周年之际以及民事诉讼立法已届40周年之时,有必要以《民法典》的颁布作为断代根据,对前《民法典》时期和《民法典》时代的两法关系研究及其协同实施做以点带面的整理与总结,以充分认识既有协同实施研究取得的成就,同时直面相关研究与“切实实施民法典”的现实差距。在全局性和科学性的文献整理基础上,本文还将直面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产生的新问题,依靠中国素材充分挖掘我国两法协同实施的困境与成因。最后,本文还试图展望《民法典》时代应然的两法关系和协同实施方案,以期为民事权利的切实实现和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提出若干新视角与新思路。

   一、分合之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法协同实施

   无论是编纂“民法典”,抑或是《民法典》的颁布实施,都从应然的层面强化了两法关系研究及其协同实施,亦即《民法典》时代必然要求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交错呼应并形成合力。不应忽视的是,上述倡导背后隐含着《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割裂的预判。无论是民事诉讼立法与民事司法,抑或是诉讼理论研究,都尚未对《民法典》时代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这才给两法关系和协同实施的进一步推进留出了空间。换句话说,《民法典》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简单相加,无法自动带来民事权利的科学判定与顺畅实现。作为突出例证,《民法典》第1条和第3条呈现出的权利中心、权利本位至今未能充分融贯于《民事诉讼法》第2条,对应民事权益保护的目的设定仅位居第8顺位。

   上述两法不协调甚至相互掣肘并非《民法典》时代的新问题,而是我国法学研究已有充分认识并着力解决的痼疾,这被提炼为“民事诉讼法学的滞后”“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并凝聚为“走向与实体法紧密联系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之理论倡导。以实体视角观察,上述倡导不存在理解和落地困难。然而,以上述学术主张作为标准加以判断,我国尚未在《民法典》时代真正走向与实体法紧密联系的民事诉讼法。《民法典》时代的两法关系和协同实施亟待直接回应以下重要问题: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理论为何难以根据民事实体法加以完善和革新?民事案件为何难以完全根据《民法典》加以审理和解决?无论是《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抑或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重要部署,均为上述问题的直接回应和实质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梳理和总结上述问题的背景和成因提供了机遇与契机。

   (一)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具有相同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法认识

   民法是实体法,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民事实体法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义务和民事法律关系加以规定。当民事主体之间产生民事纠纷,当事人告到法院要求保护其合法权益时就产生了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内容。应该说,以上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协同配合的基本认识不仅是两法关系的自然逻辑延伸,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共识。融会贯通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同样被认为是民事法官的必备条件。上述认识并非偶然。在论及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相互关系的学术著述中,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的经典论述成为重要论据:“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其中,“审判程序”指向民事诉讼法,“法”和“法律”意指民事实体法。上述重要论述还曾成为学界关于“经济诉讼法”以及经济纠纷专门法院建设的主要争点,亦即民法和经济法能否被融贯于统一的民事诉讼法,抑或是分别针对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配置不同的审理程序和审判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马克思关于两法关系的经典论述,还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协同实施的普遍认知,两法和谐共舞是常识和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颁布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于1950年12月31日颁布《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以下简称《程序通则》)。《程序通则》第2条规定:“根除反动司法机关压迫人民的、繁琐迟缓的、形式主义的诉讼程序;实行便利人民的、简易迅速的、实事求是的诉讼程序。”第3条继续规定:“人民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或人民解放军的纲领、法律、法令、条例、命令、决议规定者,依其规定;无规定者,依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如是观之,虽然两法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端倪,但并不存在“先实体、后程序”或“先程序、后实体”的割裂。

   (二)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的割裂:以《民事诉讼法(试行)》为标志

   1979年7月,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着手推动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和制定。其中,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由高克林负责,邀请专家和学者共同参与。1982年3月,民法与民事诉讼法草案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遗憾的是,与民事诉讼法同步推进的民法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搁置。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经过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率先开启了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同实施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试行)》之所以能克服《民法典》编纂的停滞而率先颁布实施,是诉讼法学界强化民事诉讼独立性的结果。以《民事诉讼法(试行)》的率先颁布为契机,“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在立法顺序上得以克服。然而,“试行”的表述并非全然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初立法和司法经验之局限,而是重在表明《民事诉讼法(试行)》脱离《民法典》独立发展并非长久之计,待《民法典》颁布实施后还须对其进行结构性大修和根本性调整。作为旁证,早于《民事诉讼法(试行)》近3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标注“试行”。

   以推进《民事诉讼法(试行)》率先颁布实施为目标,学界强调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并从马克思经典论述、立法目的和比较立法例等多方面证成民事诉讼法可以脱离民法典而独自前行。上述学界努力使我国民事诉讼法在40年前即率先完成形式法典化,其对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对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自不必多言。然而,独自前行的负面作用理应引起充分重视:强调独立性和能动性并弱化协同性的路径依赖逐渐生成。这不仅形塑了改革开放至今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而且埋下两法割裂甚至掣肘的痼疾。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笔者试图以点带面地勾勒出1982年以来实体程序割裂的总体趋势和基本面貌。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勾选“期刊论文”,并选择“社会科学I辑”中的“民法”与“诉讼法与司法制度”两项子栏目,将检索条件设定为全文包含“民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协同”或“衔接”的期刊论文,不完全统计结果高达3677篇。这一方面表明两法关系和协同实施愈发受到关注和重视,两法割裂问题开始得到实质解决,但分布情况同时表明,独立化的理论倡导曾在相当时期内导致协同实施研究的荒芜。

   相关文献首次出现于1984年,共计2篇。尽管《民事诉讼法(试行)》于1982年率先颁布实施,但无论是实务专家还是理论学者均强调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血肉联系以及实体法对法院主管、管辖以及法官职业素养的实质影响。截至《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相关研究成果总体停留在年均个位数的低位,且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继续依托马克思经典论述证成民法与民事诉讼法有相同精神,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需求的角度反思《民事诉讼法(试行)》的滞后性。随着民法体系的逐步完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实体法开始影响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这较为集中体现为“民事诉讼制度与《民法通则》的协调”“继承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对程序方面的补充要求”。尽管如此,民法体系的丰富完善却并未带来《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全面更新和体系重构。

   立法者认为,1991年《民事诉讼法》并非对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彻底更新,而是在8年多时间的司法实践基础上,结合新情况,针对新问题,做必要的修订和补充修改。协同实施方面的补充主要是根据《民法通则》的新规定调整诉讼主体,增加认定限制行为能力案件和宣告失踪案件的程序,此外还针对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以及协议管辖作出调整,为了保障实体权利借助强制执行顺利实现配置诉前保全制度,以及新增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与此同时,《民事诉讼法》还强调人民法院应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扩大调解的适用范围,将企业之间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也纳入到调解范畴。无论是《民事诉讼法》仅对民法作局部回应,还是调解对实体标准的柔化甚至消解,《民事诉讼法》未能在根本上解决《民事诉讼法(试行)》率先颁布实施所带来的独立化问题。

《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依旧呈现出独立化和能动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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