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霸”。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所以，孔子才批评管仲“不知礼”。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博爱）与“礼”（制度）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意味着“礼”是“仁”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因此，从管仲“不知礼”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礼”。孔子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因而其所建构的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周制”的制度，而是法家“秦制”的制度。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帝制时代的儒法合流；未来可欲的儒法再度分途。

　　 【关键词】儒家；孔子；批判；法家；管仲

　　 众所周知，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 645年）担任齐桓公的相国，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功名显赫，影响深远。然而，管仲乃是法家的先驱、肇始者，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因此，孔子虽然对管仲有所称许，但更有深刻的批判。那么，在评论管仲时，孔子所肯定的究竟是什么，所否定的究竟是什么？这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及儒法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管仲“如其仁”：“假仁”

　　 在《论语》中，孔子四次谈到管仲，看起来对管仲似乎既有所肯定，亦有所否定。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居然肯定作为法家肇始者的管仲，这岂不是令人困惑？

　　 （一）管仲之“德”的评价

　　 那么，孔子究竟肯定了管仲的什么呢？先看一例：

　　 问管仲。（孔子）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1]

　　 邢昺解释：“‘人也’指管仲，犹云‘此人也’。……伯氏食邑于骈邑三百家，管仲夺之使贫，但饭疏食，至于终年亦无怨言，以其管仲当理故也。”[2] 管仲剥夺了伯氏的食邑，伯氏终身没有怨言，邢昺认为这是由于管仲的行为“当理”。

　　 果真如此吗？朱熹不以为然。朱熹一方面说：“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3] 这是承续了邢昺的说法，却用了一个“盖”字，耐人寻味。另一方面，朱熹却说：“荀卿所谓‘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问：‘管仲、子产孰优？’曰：‘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然于圣人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4] 朱熹说管仲“德不胜才”，这是对管仲之“德”的质疑，而归结为管仲“于圣人之学未有闻”，这是要划清管仲与儒家的界限。

　　 朱熹所引荀卿之言，见《荀子·仲尼篇》：“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汙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妬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然而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向）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5]

　　 这是荀子对管仲、齐桓公的霸道的批判：“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此可谓是对孔子评价管仲“如其仁”的诠释。这也正是孟子批判的“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赵岐注：“霸者以大国之力，假仁义之道，然后能霸，若齐桓、晋文等是也。”[6] 朱熹注：“假仁者，本无是心，而借其事以为功者也。”[7] 孟子指出：“五霸，假之也。”[8] 朱熹注：“五霸则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9]

　　 因此，孟子在谈到“不召之臣”时说过：“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10] 这里，孟子明确宣布自己“不为管仲”，即不做管仲那样的人。这段对话也是同样的态度：“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11] 孟子为什么不动心呢？因为在他看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12] 因此，孟子明确表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13] 这也是在划清界限。

　　 按照上述孟子、荀子、朱熹的理解，孔子那番话其实并非赞扬管仲，而仅仅是一种事实陈述而已。这就是说，对于伯氏为什么“没齿无怨言”这个问题，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关于管仲这个人，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孟子、荀子、朱熹相继回答了这个问题：伯氏不是“心服”，而是“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管仲、齐桓公有“力”，其实就是法家所强调的“势”（权势、威权），正如法家韩非所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14]

　　 （二）管仲之“力”的评价

　　 孔子真正对管仲有所肯定的地方，仅见于下面这两段对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5]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6]

　　 孔子这两段议论，涉及“力”（事功）与“仁”（仁德）两个方面。其中对管仲事功之“力”的有所肯定，孔子这两段话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1．第一段对话侧重的是“不以兵车”。这其实是孔子在借此表达他本人反对诸侯战争的态度。蒙培元先生曾指出：“‘霸诸侯’明明是‘霸业’而不是‘王业’，即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但是，他能够‘一匡天下’，即匡正天下之诸侯，维护天下和平与稳定，而不致战乱不断，使人民流离失所，遭受涂炭，这就是最大的贡献。”[17]

　　 确实，根据语法分析，这里的语义重点不是“九合诸侯”，而是“不以兵车”。邢昺解释：此乃“谓衣裳之会也，存亡继绝，诸夏乂安”[18]。所谓“衣裳之会”出自《穀梁传》，称齐桓公会盟诸侯，“衣裳之会十有一者，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19] 这其实是《穀梁传》对齐桓公的美化，似乎齐国争霸不是靠军事实力，而是靠仁爱信义。这其实不符合史实。

　　 不过，孔子“不以兵车”这句话本身的字面含义，确实是说的不靠武力。孔子正是这种主张：“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邢昺解释：“此章疾时尚力取胜，而不重德。”[20] 因此，“子之所慎：斋、战、疾”。邢昺指出：“夫兵凶战危，不必其胜，重其民命，固当慎之。”[21] 孔子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邢昺解释：“用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破败，是谓弃之。”[22]“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邢昺指出：“以兵者凶器，民之残也，财用之蠹也，故先去之。”[23]

　　 当然，孔子并非反对一切战争。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24] 那么，孔子所反对的是怎样的战争？据《论语》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25]

　　 显然，孔子所反对的是破坏西周制度的诸侯兼并战争，谓之“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他所主张的则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26] 这显然是坚持西周的王权封建，反对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所以后来孟子说“春秋无义战”[27]，也是反对诸侯争霸的兼并战争。

　　 由此可见，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这必定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所肯定的管仲的行为，仅仅是“不以兵车”的和平方式。换言之，按照孔子的立场，管仲“不以兵车”的和平手段是对的，而其“九合诸侯”的争霸目标则是不对的。

　　 2．第二段对话侧重的是“一匡天下”。这其实是孔子在借此表达他本人维护西周封建秩序的立场。蒙培元先生曾指出：孔子“之所以许管仲以仁，主要是从制止诸侯互相征战、维护国家统一和华夏文化的功业上说的”[28]。但应注意，这里的“华夏文化”，在孔子那里并不是抽象的“夷夏之别”，而是有特定内涵的，那就是西周封建秩序，而非后来的皇权专制秩序。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孔子对管仲的肯定简单化地理解为强调统一，更不能理解为主张“霸道”。孔子固然主张统一、“一匡天下”，问题在于那是怎样的统一：“霸道”的统一，还是“王道”的统一？在孔子心目中，“王道”绝非后来的皇权专制，而是西周的王权封建制度，所以，孔子强调：“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因此，朱熹特别指出，所谓“一匡天下”乃是：“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30] 这与上文所引的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乃是一以贯之的立场。

　　 这就需要回到孔子的时代背景：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即从西周的王权封建转变为自秦汉至明清的皇权专制。孔子虽然不能预知未来的皇权专制，但他对当时已显露出来的这种所谓“历史趋势”高度敏感、尽力抵制。然而这种“历史趋势”正是管仲所开启的法家所竭力主张、努力论证的。因此，就其对此“历史趋势”的立场态度而论，孔子与管仲乃是对立面：孔子维护“周制”，而管仲的思想及其实践则导向后来的“秦制”。

　　 既然如此，孔子怎么会许管仲以“仁”？关于此所谓“仁”的性质，尤其需要仔细讨论。

　　 （三）管仲之“仁”的评价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上文所举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其实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霸”。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

　　 蒙培元先生曾谈到朱熹对管仲的一个评判：“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31] 在朱熹看来，管仲绝不是真正的仁人，即“未得为仁人”。蒙培元先生随即指出：“对孔子评价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这句话，可有不同的解释。孟子有‘由仁义行’与‘行仁义’以至‘假仁义而行’之区分，有点近似于自律与他律之说。朱子的解释是，管仲非‘仁人’而有‘仁之功’，将‘仁人’与‘仁功’作了区分。这涉及伦理学上所谓的‘动机论’与‘效果论’的问题。”[32]

　　 按照朱熹的这种理解，管仲之“仁”不是主观上的动机，而是客观上的效果。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种客观效果之“仁”也是大可商榷的，因为从历史事实看，管仲与齐桓公政治活动的客观效果，在理论上就是法家的兴起，在实践上就是通过诸侯争霸的兼并战争而否定“王权大一统”，而走向“皇权大一统”。然而这绝非孔子的立场与选择。

不仅如此，如果站在儒家的立场，那么，管仲之“仁”不仅在客观效果上是应当拒斥的，而且在主观动机上也是应当拒斥的。上文已经谈及，对于管仲之“仁”，孟子的定性是“以力假仁”[33]，荀子的定性是“依乎仁而蹈利”[34]，朱熹的定性是“未得为仁人”。这样的理解，符合孔子的原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