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传道”之义，肇端自孔子，孟子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圣道传承论。此圣道传承，包括“道”“学”两面的统一。在传道的谱系中，“闻而知之”的圣人，以内在性的倾听独知天道，凸显了“道”的超越性意义；“见而知之”的贤人，将圣人得自于天的创作落实为制度典常，凸显了“道”的实践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义，而不陷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孟子自觉担当圣道之传，其“学”的一面，乃由子思、曾子而上溯宗本于孔子，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学术新统建构的意识和自觉。孟子继孔子集“圣”“学”为一体之学统建构，不仅是“学”的接续，更是一种道义的担当。“道”落实于“学”，乃以一种名言逻辑和理性自觉的方式十字打开，引领社会的精神生活，展开为一种可大可久的活的文化传统。孟子的圣道传承思想，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当代建构，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今人所言“传统”，是一个名词性概念。这一用法，隐涵着“传统”作为一种在某时某处现成存在者的意象和意义。当然，“传统”客观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献中的“传统”一词，则用作动宾词组。统者，绪也，即丝之端，引申为可以接续传承的统绪和系统。古人讲“三代传统”，指王业王位之传承；讲“执祭传统”，指宗法世系之传承。儒家又特重“传道”“道统之传”或“圣道之传”。此“传统”之义，既以其所传之“统”“道”为先在，又特别凸显这“传”者对于此“统”“道”之承载担当及其动态性转出创生的意义，而避免了使“传统”流为某种现成存在的诠释趋向。这一点，是现代思想和哲学研究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儒家重道统之传。道统之说，虽起于唐宋，然传道之义，实肇端自孔子。《论语·里仁》：“子曰：士志于道。”又：“朝闻道，夕死可矣!”《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可见，孔子终生求道，以达道为其最高的目标。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又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以为尧舜之道，则天行化；三代礼文，于周为盛，其间损益相因，后虽百世可知，而足以为道贯。将其所求所宗之道，上溯及古代圣王。

　　 同时，孔子又自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吾道不行矣”（《史记·孔子世家》），“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等自述来看，孔子不仅毕生践仁求道，守死善道，亦自信发现并建构起了属于他自己的“道”。【1】

　　 孔子以“道”为“吾道”，又将之看作古圣相传之道，二者其实并不矛盾。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是言“道”既为形上之体，又“显诸仁，藏诸用”，即当下实存而显。就人而言，“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乃因人的德性及其存在性成就而有不同层次的显现，并非现成摆在某处供人认知的一种抽象的共同性。又《系辞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下》：“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都强调了这一点。

　　 道“存乎德行”，“存乎其人”。德诚于中，必形于外，见诸形色，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而有成己成物、德风德草的教化之效。《礼记·中庸》：“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第二十章）“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第二十七章）。《论语·子张》：“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可知此处所言“道”，并非一知识性的概念。此“道”见诸制度文为，礼乐政事，而以即身体道的方式落实于圣贤人格。因此，人之求道得道，亦须循迹古今圣贤政教，并见之于外内参意之自得与独知，才能实现。孔子一生好古敏求，祖述宪章尧舜文武，而又人莫我知，无所依傍，独相知于天命天道者，以此。

　　 二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以上承尧舜、文武、孔子三世圣人之道为己任，【2】对孔子传道之义作系统的阐发，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圣道传承论。

　　 孟子的圣道传承论，是“道”与“学”两个方面的统一。“道”这一方面，孟子所列出的传承系列是：尧、舜、汤、文王、孔子。“学”这一方面，孟子所列出的传承系列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的一面，取反古复始的路径，注重一种超越性存在根据的奠立。“学”这一面，表现为一种“道”的承续与担当，落脚于当代性学术新统的建构。

　　 关于第一个方面，孟子最集中的表述在《尽心下》亦即《孟子》全书的最后一章。无论《孟子》一书是否由孟子与万章之徒最后写定，全书用一个系统的圣道传承论来作结，都是有甚深意味的。《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章：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这一章提出了一个传道的谱系。在这个传道的谱系中，承载“道”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所谓“闻而知之”者，另一类则是“见而知之”者。从时间历程讲，从上一“闻而知之”经“见而知之”到下一“闻而知之”的阶段，有一个长时段的跨度：五百年。《公孙丑下》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可见，五百年，并不是孟子一个偶然的提法。

　　 “闻而知之”“见而知之”的“之”，指“道”而言。尧、舜、汤、文王、孔子，是“闻而知之”者。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是“见而知之”者。前者是儒家所称的圣人或圣王，后者是儒家所称的贤人或智者。《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按照这个说法，“闻而知之”的圣人，都是“创业垂统”者。“见而知之”的贤人或智者，则是圣人所开创事业统绪的继承者，孟子所谓“其间必有名世者”，也是指这一类人。

　　 关于“闻而知之”“见而知之”，简帛《五行》有系统的论述。郭店简《五行》指出：“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之谓也。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3】概括言之，圣人是“闻而知之”者，其所知为“天道”;贤人智者，是“见而知之”者，其所知为“人道”。道家对此亦有相似的说法。《文子·道德》：“文子问圣、智。老子曰：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圣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祸福所生；智者先见成形，故知祸福之门。”闻而知之者圣，见而知之者智，可能是当时一种流行的观念。因此，孟子直接用以构建他的圣道传承论，并未亦无须对此做具体的说明。

　　 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圣”与“听”本一字之分化。“闻”而知天道，着重于“聪”即听觉。“见”而知人道，着重于“明”即视觉。倾听，是一种时间性的内感意识；视觉，则表现一种空间性的外感意识。“形而上者谓之道”，天道无形，故期于时间性的内在倾听，而非向外空间性的观看。儒家注重乐教，亦与此相关。“乐”在中国古代，并非一种单纯的艺术，更是一种“德”的表征和天人相通的途径。《礼记·乐记》论“乐”，说“大乐与天地同和”，“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孔子教人，也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孟子亦以“金声玉振”这一音乐的意象，来譬喻孔子作为圣人集大成者的精神义涵：“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圣”包含“智”在内，而“智”并非究极理想的人格。【4】“乐”与天地的相通，当然是和“闻”相关的倾听。“闻”而知天道，是以内在的倾听的方式独知深契于天道。孔子自谓人莫我知，而独相知契会于天，又自称“朝闻道，夕死可矣”以言其志。思孟圣人“闻而知”天道之说，当始于是。

　　 《礼记·乐记》论述作之义说：“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此言述、作，是从文化文明的创制的角度说。“情”是真实。圣人独知契会于天道，故知礼乐之本真，可以制礼作乐。“文”即礼乐见诸形器仪文者。“明”即智者，“述”是绍述继承。“明”或智者，是将圣者所揭示的礼乐精神落实于现实的继承者。郭店简《五行》说：“天施诸其人，天也。其人施诸人，狎也。”【5】帛书《五行》解释说：“天生诸其人，天也。天生诸其人也者，如文王者也。其人施诸人也者，如文王之施诸弘夭、散宜生也。其人施诸人，不得其人不为法。言所施之者，不得如散宜生、弘夭者也，则弗（为法）矣。”【6】圣人（如文王等）之“作”，直接得自天道（“天施诸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契会。狎者习也，是一种实践上的落实。智者贤人（如散宜生、弘夭等）之“述”，乃将得自圣人之创作（人施诸人），落实为社会之制度典常，构成一种活在当下的精神传统，而垂法后世。

　　 大凡一种或一时代文明、制度、思想的开创，必依于圣者截断众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创作，并借由一代或数代智者、同志的诠释实践，而表著于典册、思想及规范、形器的系统，乃能逐渐形成一种文明或精神的传统。圣人之“作”与智者贤人之“述”，二者缺一不可。《五行》强调“不得其人不为法”，更凸显了“述”对于一种传统之形成的重要意义。圣人之“作”见诸智者贤人之“述”，作为动态整体性的思想文化精神亦由是而表著于有形的“文明”。有形则必生偏滞。是以一种思想、制度之存在与演进，历久必生积弊，而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于是复有后圣兴起以开创新局。这种“作述”的兴替代运，构成了一个文化文明因革损益、生生相续的生命历程。

　　 三

　　 圣道之传，是统说。后儒言道统，又区分出“治”“学”两面。如小程子《明道先生墓表》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7】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亦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后儒讲“圣人之道”与“圣人之学”，是将圣道作“治”与“学”的相对区分。圣王之治与圣人之学，皆为圣道传承之载体。然相对而言，“治”，关乎政治社会；“学”，则关乎世道人心。因此，儒家言道统，更重在其作为“道学”“圣学”之传的意义。

就前引《尽心下》末章所论圣道传承系统而言，文王以上圣道之传，乃表现于“治”道，孔子以下，则有“圣学”之开创。在孟子心目中，孔子一身集“圣”“学”为一体。孟子自觉担当圣道之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