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可见,实际上存在两个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是今天的或者说到今天为止的中国式现代化,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另一个是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以这个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里只对前一个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期提供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启示,彰显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一、现代化的由来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里,前资本主义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即“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是最早的现代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也是现代化的由来,而现代化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不想灭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对本国的劳动者进行残酷压榨,而且由于摆脱了封建义务,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只存在暂时的雇佣关系,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死活,比封建主对农奴的死活更不关心。工人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收入微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露的,在比利时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由于工资已经低到了最低限度,“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加不惜压榨甚至毁灭其他国家和民族。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不能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只能像满清末年的中国一样,“师夷长技以制夷”,走所谓现代化的道路。
如果说“不想灭亡”是现代化的主观因素,那么物质条件的具备则是现代化的客观因素。恩格斯曾经指出:“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恩格斯在这里阐述的就是继英国之后,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凭借本国拥有的物质条件,发展现代工业的蒸汽力和机器,实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不断陷入经济危机,急需向更高阶段发展。马克思以其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现代化从此有了社会主义化的倾向。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向马克思提出了更高级现代化的问题,即俄国能否根据传统的农业公社留下的文化遗产,“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俄国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加以区分的问题,也就是松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使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生产力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与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从理论上给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肯定的回答,而列宁和斯大林则在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尽管苏联后来的实践出了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正如中国古代汉、唐、明等朝代虽然都被颠覆了,但是不能否定它们最初建立时的合理性。
从此,现代化有了西欧资本主义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两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模式,尽管西欧资本主义模式在不同的国家里也有所不同。
二、“输在起跑线上”的旧中国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是“不想灭亡”而进行的现代化。英国对华的鸦片战争打开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屡屡对华入侵,他们使用的不是“商品的低廉价格”这样的“重炮”,而是真正的火药铁丸的重炮。为了避免重蹈印第安人的覆辙,中国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探索,而且中国也有煤和铁等资源,具备发展现代工业的蒸汽力和机器的物质条件,于是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开始建立现代工业。然而,旧中国的现代化注定要“输在起跑线上”。
首先,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满清政府企图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生产力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即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这种结合在像德国、俄国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早期也曾出现或实现过,但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迫使德国和俄国的生产关系日益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德国在君主制下有国会和政党活动,俄国在君主制下也有杜马和政党活动。列宁就曾指出:“俾斯麦是德国反革命地主的代表。他懂得只有同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才能挽救他们(数十年)。”但是,中国的满清政府却无法容忍生产关系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他们选择投靠西方列强来挽救自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戊戌变法因此失败,满清政府实质上放弃了现代化的选择,并带来依附外国资本的买办经济的盛行。
其次,西方列强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它们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垄断竞争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后。从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西方列强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地,也就是成为他们的殖民地。自然地,他们要限制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妨碍中国的现代化。同时,西方列强除了对中国进行贸易掠夺外,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军事掠夺。每次西方列强对中国发起军事侵略之后,除了在战争中直接抢劫财富之外,还对中国勒索战争赔款。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主要赔款就有8次之多,数额高达10亿两白银。大量财富的丧失也使中国的现代化缺乏足够的启动财力,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
为了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孙中山等仁人志士发起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是,日本以掠夺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作为条件,支持袁世凯复辟封建王朝,孙中山等人不得不发起二次革命,开展反袁斗争,最终破灭了袁世凯的复辟。然而,西方列强并不甘心中国的和平崛起,很快就开始扶持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就是现代化的潜力消耗在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他们也毫不满足,继续默许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直到中国在抗战中坚持下来,加上他们与日本在华利益和在东南亚的利益上发生冲突,才转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这时,中国在东北、上海、武汉、山西等地的现代工业不是被日本夺取,就是被迫迁往内地,生产条件持续走弱,生产规模大大下降,内地城市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也损失惨重,中国国力大损。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继续在中国打内战,并威逼利诱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署卖国条约,与“四大家族”一起掠夺中国人民,还迫使国民党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继续阻止中国崛起和实现现代化。直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蒋介石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站在了起跑线上”。自那时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起跑
“输在起跑线上”的旧中国现代化表明,中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此,新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开始起跑。但是,有了起跑的基础,不等于能够快速起跑。斯大林曾经提到四种现代化的起跑方式:“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英国的工业化是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在那里收集‘追加的’资本,把它们投入本国的工业并加快自己工业化的速度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工业化方法。德国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而加速了自己的工业化。当时德国向法国人索取了五十亿法郎的赔款,把这笔赔款投入自己的工业。这是第二种工业化方法。俄国,旧的俄国,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在受奴役的条件下获得借款,它竭力用这种方法逐步爬上工业化的道路。这是第三种方法。……还有第四条工业化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列宁同志屡次指出这条道路是我国工业化唯一的道路。”其实,第四条道路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起跑后加速的道路,把它作为现代化起跑的道路,会使起跑速度很慢。十月革命后,列宁一方面废除了旧俄国所借的债务,摆脱了现代化起跑时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列宁竭力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对外实行租让政策,以此获得原始资本进行现代化起跑,但受到流亡国外的“白卫分子”的反对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加上一战后西方国家本身存在资本短缺而效果不佳。
旧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输在起跑线上”,正是因为旧中国没有采取或者说无法采取上述四种起跑方式。旧中国在第一种和第二种起跑方式面前属于被掠夺的一方,只是被“放血”而不能“补血”。旧中国也曾采取第三种起跑方式,甚至不惜承接而不是废除满清政府所欠外债,但由此获得的财力在内战和外来入侵的战争中消耗殆尽。而第四种起跑方式只有新中国才有可能采取。同时,由爱好和平且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也完全放弃了前三种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新的起跑方式,那就是新中国从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苏联那里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援助。苏联援建了中国156项重点工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施的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使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飞速起跑。1954年,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正是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才很快地获得了制造汽车、飞机、坦克和拖拉机的能力。除了获得生产能力之外,中国由于地大物博,还拥有大量的工业矿产资源,特别是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使中国从此具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第四种社会主义积累道路的能力,且在中国式现代化起跑之后还能加速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都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它消灭了地主阶级,废除了妨碍资本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土地私有权,为中国式现代化扫清了最大的经济障碍。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