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人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人的邪恶产生的。

　　 ——托马斯·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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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阅读历史，通常看到最多的是政治。这并没有错。历史学的责任，即历史的相关叙述，政治的确是最主要的驱动力量。换一句话说，人性往往深嵌在历史运动的深处，似乎是想尽可能不为人所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其他手段——比如文学——才可以细致捕捉和观察到人性所起的作用。我曾经用“历史只是骨骼，文学才是它的血肉筋脉”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

　　 这里有一个显著的例子：西晋历史学家陈寿（233年－297年）撰写的《三国志》里面，没有或者很少涉及人的心理情感活动，而一千多年以后明代小说家罗贯中（1330年－1400年）根据《三国志》撰写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则以文学家的特权，将人性中的心理和情感大规模植入到了这段历史之中，那里不仅有人的喜怒哀乐，更有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和情感表达；历史在他那里变得具象了，他把政治的活动变成了人的活动，他赋予了历史以筋脉和血肉，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三国演义》耳熟能详，而真正拜读过《三国志》的读者却如凤毛麟角，很少有人提及。

　　 然而，即便历史仅只是骨骼和支架，却也并不意味着历史摒除了人性的因素。这是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人的活动，虽然它是以国家行为、政府或政党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钱穆先生说：“政治乃社会人生事业之一支，断不能脱离全部社会人生而孤立，故任何一国之政治，必与其国家自己传统文化民族哲学相?合，始可达于深根宁极、长治久安之境地。”（钱穆：《政学私言》，1945年）他强调的也是人的活动。说极端一些，历史之所以能够被我们所理解，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从那里得到心理的或情感的启发和呼应；历史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尽管它是过去式；历史比任何事物都更契合我们“存在”的精神内容。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1917年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体上也是在这个立场上说话的。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文字狱的国家，如果究其原因，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主要是由皇权专制主义施行思想禁锢的政治本性决定的；每次文字狱的发生，都是既源于历史的内在规律，又有彼时彼地独特的政治缘由、政治路径和政治后果的国家政治行为之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运动”，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东西了。而我要强调的是，恰恰是这些由政治缘由、政治路径和政治结果链接而成的历史运动，其最强劲的动力，除了政治之外，更来自普遍人性。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人性在任何形式的历史运动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们在谈论“历史”时对此往往是忽略的。

　　 本篇想以清代最血腥的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作为例子，来确证我的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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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这件事仅只是世俗意义上的由虚荣心导致的历史作品的剽窃行为，它几乎如田园诗一般和风细雨、充满浪漫与想象，谁也没有想到它会招致一场惨绝人寰、空前绝后的人间灾祸。

　　 浙江湖州府（今湖州市）乌程县（今吴江县）南浔镇有一庄氏家族，经过几代经营，已经富甲一方。自古江南出才子，庄氏家族更是如此，按照当时说法，庄家有“九龙”：即庄允城及其弟庄允堦、堂弟庄允坤，其子庄廷鑨、庄廷鉞；庄允堦的儿子庄廷镳、庄同鎏、庄同镜、庄廷钟。具体他们的身份，庄允城是明朝末年的岁贡，复社（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遗老；庄允坤是顺治十一年岁贡；庄廷鑨为拔贡；其余鉞、镳、鎏、镜、钟均是庠生（州、府、县学的生员），说他们都是博览精通经史诗文之士，并不为过。家赀万贯，又富有才学，那么，追求精神升华——也就是俗话说的“名”——当然就会成为他们存活于世的动力。这里尤以庄廷鑨为甚。

　　 应当说，庄廷鑨（？—1655）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他依托家族所拥有的财富，在功名上持续努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说十五岁就从县学考选到了首都北京的国子监，获得了“拔贡”（维基百科：清制，由各省学臣于通省生员内进行考试，在考取一、二等之生员内遴选文行兼优者拔入太学，送国子监，称之拔贡）的身份。然而由于我所不知道的原因，他的功名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能看到的解释，是他发作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不得不终止学问之路，但是我不能确证他发作眼疾是否恰好在获得拔贡身份进入国子监深造之时；历史也没有记载他终止进阶之路以后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痛苦，总之我们看到，他没有在惯常的条件下获得他所想望的名声与地位。唉！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功名”，毕竟是由很多种非自身所能掌控的因素决定的，单纯的个人愿望所起的作用，有，也十分有限呀！

　　 这里有一条线索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乾隆时期的学者杨凤苞（1754－1816）在《秋室集》卷五《记庄廷鑨史案本末》中，说庄廷鑨“少患疯疾”，意思是庄廷鑨小时候神经曾不那么正常，但是这位杨先生没有具体描述这“疯疾”到底是怎样的症状？歇斯底里？不说人话？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不知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愿意揣测为，就像很多极为聪明的人那样，庄廷鑨有某种程度的神经质，在很多事情上他的想法和一般人不一样，用北京话说就是有点儿“各色”。“各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既有正面的，亦有负面的。正面的，持有某种信仰，别人苟且偷生的时候，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扑到未必会有什么结果的事业上，直至“砍头只当风吹帽”掉了脑袋；负面的，持续地追求一个长得并不漂的寡妇，情相思，“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像《红楼梦》中的贾瑞那样死在“风月宝鉴”的幻象之中……总之是比较极端，跟一般人不一样。然而生活中这种极端的现象都很少见到，即使“各色”也是“取中”的，说不上至好还是至坏。庄廷鑨先生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种“各色”在他失明、失意之后，很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他不甘心就此沉沦，无声无息、行尸走肉一般消逝掉生命，看上去颇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气概，其实不过是为出名罢了。“出名”当然有很大的动力，要不然为什么有“名利”二字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激昂慷慨之词，极大地鼓舞着庄廷鑨，尤其是那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像鼓槌一样敲击着他的心，因为他也是一个盲人。他甚至觉得司马迁这句话就是对他说的。他下决心要学左丘明，“发愤之所为”，通过撰写历史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声。不幸的是，他所瞩目的那段历史，恰恰是刚刚被清朝推翻的明王朝。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位书生要以绝对的书生气迈入充满政治风险的领域，而他对于这种致命的政治风险又似乎浑然不知，缺少必要的警觉，自始至终都陶然于功成名就的幻象之中。

　　 正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庄廷鑨先生尽管很有才华，但是他毕竟不是左丘明。再说，“史”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也不是什么人都写得出来的。庄廷鑨凭借一己之力，并且是丧失了阅读能力的人，他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我想，这时候的庄廷鑨一定极为沮丧地意识到，没有外力的帮助，靠他自己是捉襟见肘很难完成如此重任的。于是，同在南浔镇的另一个显赫家族，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就平滑地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故事之中。

　　 3

　　 我说的这个显赫家族曾经出过一个名叫朱国桢（1558--1632）的大人物。朱国桢在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天启（1620－1627）年间，曾经官至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差不多是正国级领导人了。朱国桢博学多才，著作多丰，声望颇高。后来朱国桢在官场无情的宫廷权力倾轧中受宦官魏忠贤排挤，为了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不得不告病还乡，举家回到老家——也在庄氏家族所在的南浔镇——打算在这里颐养天年。回老家以后，朱国祯潜心著作，著有《明史概》一百四十二卷，《皇明纪传》三十卷，《大政记》三十六卷，《涌幢小品》三十二卷等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说部之中，尤为质实。”此外尚有《朱文肃遗集》八册，《平涵诗文钞》二册，等等，可见不是等闲之人。

　　 朱国桢的《明史概》一书，仿照二十一史（这是明朝永乐年至清朝的一种说法，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的体例撰写，还未及完成，作者就逝世了。朱国桢死后，这个显赫的家族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家道很快中落，到他孙子辈儿，已经贫穷潦倒了，于是打起了出售这本书书稿的主意。

　　 消息很快传到正处在一筹莫展之中的庄廷鑨耳朵里。庄家不缺钱，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经过几番商讨，庄家最终以一千两银子（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购得此书书稿，庄廷鑨喜不自胜。朱国桢这本书并没有完成定稿，也就是说，是一部未完成作品，因此在内容上有很多史实残缺。庄廷鑨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聘请江浙名士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张雋、唐元楼、严云起、韦全祐、蒋麟征等十数人对全书进行增删润色，补充了原文稿缺失的明朝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并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增加了对史实的品论。编纂成书以后，取书名为《明史辑略》，署名作者当然是庄廷鑨。

　　 顺治十二年（1655年），庄廷鑨病死，他父亲庄允城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是非常悲伤，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他决定刊刻出版儿子“撰写”的《明史辑略》。刊刻之前，为了提高书的分量和知名度，庄允诚曾想以重金请大学者顾炎武（1613-1682）作序。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合称“清初三先生”，再加上学者唐甄，合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虽然从政治立场上说，顾炎武具有浓厚的抗清复明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有深刻思想的大学问家，自然不会把沽名钓誉的庄氏父子放在眼里，斥之曰：“不学无术，实非史才。官能鬻，名能买，世风如此，可叹可笑。”没有应约写那个序言。庄允城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前礼部侍郎李令晰撰写了序言（李令晰也是目盲，序言系请人代作，仍署“李令晰”之名）。这意味着庄廷鑨父子在虚荣心和金钱的作用下，完成了一次公然的剽窃。这件事情严重吗？我认为并不严重。如果非要给它定出个是非黑白，也不过是数个落魄文人为博取声名联合上演的一出闹剧而已。也正因为这是文人间的闹剧，因此，参与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无意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进这场毫无意义的赌博之中了。

当地富豪、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自然也十分赞同，于是答应出资赞助刊刻费用。两亲家联手，很快就在南浔镇北圆通庵招募工匠开始了刻印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