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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锡良: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一代宗师——王力先生

更新时间:2023-01-25 23:32:59
作者: 郭锡良  

  

   中国的语言研究是源远流长的。先秦典籍中的“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皿虫为蛊”,大概可以算作词汇、语义研究的滥觞;《公羊传》中的“六鹢退飞过宋都”、“陨石于宋五”,不失为是语法词序的讨论。不过它们都还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汉代对汉语的研究有重大发展,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四部名著,被统称为小学;魏晋以后小学分成了文字、音韵、训诂三科,它们为读经服务,被看成经学的附庸。清代是小学的极盛时代,文字、音韵、训诂成果非常丰富,段、王之学登上了乾嘉学派的顶峰,被看做学术皇冠上的明珠。原来的经学附庸已经蔚为大国,堪称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全面发展时期。

   20世纪是中国语言学更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语言学中西结合,也即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伟大时代。清末随着变法维新、西学东渐的浪潮,切音字运动在知识界盛行,《马氏文通》(1898)的出版更是语言学领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其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新中国建立,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进程日益迅速。王力先生(1900—1986)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的学术道路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晚清的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都是被迫西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进程。它在语言学领域反映为两个方面:一是切音字运动的兴起,二是语法学从训诂学中分化出来。它们都是从教育救国、迅速提高国民素质出发的。

   王力先生1900年8月10日出生在广西博白一个书香之家。7岁进私塾,11岁到县高小就读。父亲中过晚清秀才,不善理财,家道日益衰落;因此先生14岁高小毕业,就只得辍学。他17岁开始教私塾,在一个学生家中看到14箱搁置的书籍,得到主人慷慨允诺让先生搬回家中;先生精读博览,充实了国学基础,提高了写作技能。1921年被聘为高小教员,1924年更得到该校校长和年长同事的鼓励和资助,赴外地深造。先生辗转到了上海,考上了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1925年转国民大学本科。在两年大学期间,先生发表过短篇小说,认真研读过《马氏文通》,对先秦诸子也做过一些研究,写了一本《老子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应该说,这时先生还在学术道路的十字路口;1926年考进清华国学研究院,才打开了先生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大门。在清华他听了梁启超主讲的中国通史,王国维主讲的《诗经》、《尚书》和训诂学,陈寅恪主讲的佛教文学和赵元任先生主讲的音韵学。这不但让先生拓宽了知识面,改革了知识结构,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名师那里学到了许多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经验,提高了自己的学术素质。四位名师中对先生影响最大的是赵元任先生。王先生在上海读书时对语言学就有过一些研究,听了赵元任先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讲授音韵学后,茅塞顿开,于是确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成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二两届研究班中唯一专攻语言学的学生。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习期限一般是一年,也可延长至二、三年。先生决定读一年,学习半年后开始写毕业论文,题目定为《中国古文法》,这是他在上海读书时已经有所准备的研究课题。开始准备写成一本书,分两卷共十章,时间不够,只写了头两章《总略》和《词之分类》就送交了导师梁启超和赵元任先生。梁启超给了一个评价很高的总评:“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思快睹。”眉批还有:“卓识”;“所论二特性,真足开拓千古,推倒一时”。全是褒奖、鼓励。赵先生正好相反,用铅笔写了十一条眉批,专挑论文的毛病。例如:“求真、致用两事万不可混。”又如,论文第一章有一条“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赵先生眉批:“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有、无”二字下还加上重点号。这是对论文提出的严厉批评。梁启超的评语意在鼓励作者创新,赵先生的眉批重在要求作者务实。作者后来曾说:“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并把赵先生的批语“言有易,言无难”奉为座右铭。除毕业论文外,王先生1926年还发表了《文话平议》,其后两年又发表了《谐声说》、《浊音上声变化说》、《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两粤音说》四篇论文。从这些成果看,王先生一进入学术领域,就投身到了语言学研究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跟随在学术界前辈名师之后,站在语法研究、音韵研究的学术前沿。

   王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在赵元任先生的指点、鼓励下,决定自费去巴黎深造。他只学了一个月法语,刚学会发音,就千方百计地筹措路费,在1927年冬离开北平,从上海乘法国邮轮经印尼(筹措学费)转赴巴黎。到了巴黎后,他从一句法语都不会讲,靠用手势交流,只在法语补习学校学习半年,就把法语过关了,不仅能听、能讲、能写,还能阅读法文报刊和文艺作品。这除了说明先生学习法语的方法正确、学习刻苦勤奋外,也足见先生的语言天赋远非一般。1928年秋进入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他听了房德里耶斯讲授的普通语言学,系统学习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广泛接触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法国巴黎大学是西方语言学的重镇,当时西方盛行的是青年语法学派和法兰西学派,房德里耶斯是其主要代表。青年语法学派重视语言的心理、生理要素,强调语言演变规律和类推作用。法兰西学派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也强调语言的心理作用,被称作语言学中的社会心理学派。王先生浸融在巴黎大学这种语言理论环境之中,培养了深厚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修养,为后来进行中国语言学各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里还需提到一点,在留法期间,先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翻译法国文艺作品来挣钱维持留学费用;译文得到当时任商务编辑的叶绍钧(圣陶)先生的赞赏、扶掖,1929年出版了《女王的水土》(小说,莫洛亚著)、1931年出版了《少女的梦》(小说,纪德)和《半上流社会》(剧本,小仲马著)等译著,从而渡过了经济难关,完成了留学计划。当他考虑博士论文时,原拟继续完成《中国古文法》,经中国学院院长格拉奈建议,改做实验语音学方面的论文,题目确定为《博白方音实验录》。这一变动促使他进一步加深对实验语音学的掌握,还自学了生物学、物理学,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论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翔实地描写了他家乡话的语音系统,发现博白方音是汉语方言中调类最多的一种。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1931年完稿并出版,1932年通过答辩,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顾王先生的学习历程,可以看出,在语言学界恐怕很难找出几个中学、西学修养都能与王先生相比的学者。

   二

   王力先生1932年从巴黎学成回国,秋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普通语言学和中国音韵学。他因急于还清留学期间的债务,头两年的课余时间全部用于翻译法文文艺作品;1934年出版的译著就有11种之多,成了颇有名气的翻译家。这种状况影响了学术研究成果,王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放弃翻译工作,决心结合教学搞好科研。首先把上课所用的讲义《音韵学概要》整理、扩充,编写成《中国音韵学》(50年代再版,改名《汉语音韵学》),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一起被收入“大学丛书”。这是王先生出版的首部语言学专著,它用现代语音学知识、理念,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传统音韵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古音、今音、等韵、北音和现代音,用经过精选、包括古今中外的丰富参考资料,“把汉语音韵学的略史写出来”(李方桂《序》语)了,还第一个介绍了高本汉的上古音系和中古音系的拟音系统。出版至今七十多年,一直是音韵学初学者和研究者的必备读物。在此期间,王先生还发表了多篇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语法、音韵论文,如《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937)、《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等;另外还出版普及性的著作一种《江浙人学习国语法》(1936,50年代再版改为《江浙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论文八篇,如《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1936)、《双声叠韵的应用及其流弊》(1937)等。据此,抗战前王先生在清华任教,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在音韵学方面,开始重新注意语法研究,并对汉字改革、学习普通话等语文现代化运动有所关注。这是与语言学现代化潮流密切联系的。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迁到昆明,与南开大学合建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中文系成了抗战时期中国语言学的教学、研究中心。王先生在联大中文系教语言学概论、中国现代语法、诗律学等课程。这时语言学研究活跃的分支学科首推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语方言调查:前文提到,王先生抗战前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两篇语法论文:前者清算了语法学界模仿比附的研究方法,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文法革新的宣言书;后者是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史第一篇论文,论证了系词的发展历史,并揭示了汉语句子不一定需要动词的特点。陈望道(1890—1977)、方光焘(1898—1964)等人40年代初期在上海进行了关于文法革新的讨论,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943),开创了集体讨论语法学术的新风。不过真正努力揭示汉语特点,首先建立起新语法体系成果的还是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讲义《中国现代语法》(1938)。我们知道,抗战爆发,王先生“轻装南下”,“在长沙买得一部《红楼梦》,寝馈其中,才看见了许多从未看见的语法事实。于是开始写一部《中国现代语法》,凡三易其稿。二十七年秋……始将此稿印为讲义。”后来,“又相信闻一多先生的话,把它分为两部书,一部专谈规律,一部专谈理论,相辅相成”,于是“另行排比,重加修改”(《自序》);1939年冬完成了两部书的上册,1942年夏才完成两书的下册。至此,《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1945)才交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出版。吕叔湘先生也说过:“抗日战争初期,王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课,讲授‘中国现代语法’。那时我也在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教英语。1939年暑假后,系里给我加了一门‘中国文法’,那时候王先生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我借来一份参考。”(《悼念王力教授》,载《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可见王先生1938年的《中国现代语法》讲义在学术界已经深有影响。因此王力先生不仅是吹响文法革新号角的号手,也是实践文法革新取得突出成绩的第一人。

《语法》和《理论》是孪生的姊妹篇,还有为开明书店编写的《中国语法纲要》(1946)是两书的简编本。这些著作在发掘汉语语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创见:(一)根据汉语的特点,把句子分成判断句、描写句、叙述句三类,而不是模仿西方传统语法分成名句和动句两类。(二)最先提出“句子形式”和“谓语形式”概念,以利于分析汉语的复杂句子结构。(三)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撇开传统说法,采取新的角度来分析汉语的句子格式,根据谓语形式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划分出“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等多种汉语特有的格式。这是王先生语法体系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大多被后来的语法论著所沿用或吸收,影响深远。(四)在分析字、词、词组时,提出运用插入法。(五)在讨论词组、句子形式和特殊句式时,在多个问题的分析中运用了“转换法”。例如,他说:“依原则说,一切连系都可以转为组合,如‘鸟飞’可转为‘飞鸟’,‘国大’可转为‘大国’。”(《王力文集》一卷第42页,下同)又说:“依现代中国人的语像,‘我叫他马上来’是‘我叫他’和‘他马上就来’的结合。”(一卷,第135页)因此,日本汉学家藤堂明保曾说:“40年以前,他出版了《中国语法理论》一书,在战后的语言学界起了启蒙作用。表面看来,这本书里讲的理论似乎成为过时的,其实书里很多部分,至今还发出灿烂的光辉。尤其从几年来流行的‘变生语法’的立场看来,他过去注意到的,又得到新的意义,重新浮现在我们面前了。”(《从王力先生的语法理论讲到‘变生语法’》,载《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4期)方光焘先生在《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造句法〉导读》中也说:“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是中国语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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