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明楷: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更新时间:2023-01-25 23:01:01
作者: 张明楷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与公共法益等同意义上使用集体法益的概念,会导致集体法益概念丧失应有的价值与讨论意义,尤其不利于解决相关争议问题;集体法益不应等同于公共法益,而应限定为累积犯所侵犯的法益。从抽象层面提出对集体法益的保护侵害了个人法益(自由)、导致了处罚的前置化等观点,进而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持严格限制乃至否定态度,不仅可能掩盖问题的症结,而且容易形成以偏概全的结论。从集体法益的角度来说,某种状态或者条件是否属于集体法益,以及集体法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应以个人法益为核心进行判断;在刑法已经对相关法益提供了全面保护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另规定对集体法益的犯罪;从累积犯的角度来说,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必须具有真实的累积效应,不能是猜想或者假设的。

   关键词:集体法益;个人法益;累积犯;抽象危险犯;刑法保护

  

   近年来,由于刑事立法增设了一些新罪,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担忧,并通过对刑法保护的前置化、抽象危险犯、集体法益的(基本)否认来批评当下的刑事立法。总的来说,宏观的、抽象的论述较多;即使是对具体犯罪的讨论,也大多以个案为例得出结论。

   例如,集体法益虽然不能拆分为个人法益,但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这种法益。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司法罪侵犯的大多是集体法益,这些集体法益自古以来就受到刑法的保护。不可能认为,将侵犯个人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就一定是妥当的,将侵犯集体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就必然是错误的,也不可能一概严格限制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纯抽象层面的讨论不仅会掩盖问题的症结,而且容易形成以偏概全的结论。对刑法规定的任何具体犯罪,既不能玩概念游戏,也不能通过贴标签的方式检视新的刑事立法。此外,不应将立法问题与司法问题混为一谈。例如,王力军非法经营案,是基层司法机关形式理解和错误适用刑法第225条第1项所致,不能以此为据否认刑法对集体法益的保护。

   本文针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发表粗浅看法,旨在说明集体法益的真实问题,并尝试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范围提出一些具体标准。

   一、集体法益的含义

   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开始使用集体法益(kollektiveRechtsgüte)的概念。较早使用集体法益概念的学者指出:“集体法益指的是全部的个人法益的集合,但其表述繁多,如全体法益、社会法益、超个人法益、普遍法益、公共法益、集体法益等,不一而足。”还有学者指出:“与集体法益同义的概念还有整体法益、超个人法益、公共法益、社会法益等。”这样的表述将集体法益等同于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之和。有的学者则指出:“根据法益主体的不同,法益可以分为国家法益、集体法益以及个人法益。无论是关于公共安全的犯罪、针对经济秩序的犯罪还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都是对集体法益的侵害……。”这一表述其实将集体法益等同于社会法益。

   在本文看来,如果对法益采取两分法,与个人法益对应的就是超个人法益、公共法益;如若采取三分法,超个人法益、公共法益也应当是指与个人法益对应的国家法益与社会法益。显然,倘若集体法益就是历来所说的超个人法益、公共法益、社会法益,便只是徒增了一个概念,没有什么意义,尤其不利于解决相关争议问题。

   (一)集体法益的特点

   集体法益中的“集体”不是法益主体,而是指法益的集合性特点。换言之,集体法益只是公共法益中被累积犯所侵犯的法益。累积犯的处罚根据就是对集体法益的侵犯。如果一个构成要件行为就能对公共法益造成实害(使公共法益丧失)与具体危险,受侵害的法益就不是集体法益。反之,如果一个构成要件行为不可能对法益造成实害与具体危险,但多数的构成要件行为会导致法益遭受实害时,此时的法益就是集体法益。一般来说,集体法益具有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集体法益是所有个人都能平等地、没有冲突地享受的利益。换言之,集体法益的典型特征是,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而不可能被排除在外。

   第二,集体法益具有不可分配性或者不可拆分性,亦即,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事实上,不可能将集体法益及其部分分配给社会的特定成员。“这些利益作为整体并不必定属于每个人,却可以不加区分地属于任何人。”对这种法益“所制造的危险涉及社群的全体成员,或者用边沁的话说,就是‘涉及无法指定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全体大众,但没有哪个特定个人显得比另一个人遭受的损害更大’。”这种不可分配性与财产法益形成鲜明的对比。亦即,财产法益都分配给了不同的主体,财产犯罪并不是给全体大众造成同等损害,而是有的人会遭受损害(损害大小也不同),有的人没有遭受损害。集体法益的不可分配性使得其能够保障个人的安全与自由,同时也导致个人基本上不可能直接占有、处置,只能享受这种法益。例如,任何人可以享受司法的客观公正性,但不可能像财产那样将司法的客观公正性予以占有、转让。集体法益的不可分配性还形成了非排他性,不存在部分人享受集体法益后,其他人对该法益的享受就减少或者丧失的状况。

   第三,集体法益虽然不可能因为个别人或者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而丧失,但如果多数人实施不法行为,则会导致集体法益丧失(受到侵害)。反过来说,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便是累积犯。累积犯概念由库伦教授基于德国刑法第324条的规定而提出。在库伦教授看来,一个人的一次行为即使没有导致河流本质性的污染,也是可罚的。这是因为,如果不处罚这种行为,其他人实施相同行为就会累积起来导致重大的环境污染。不难看出,所谓累积犯,是指个别的构成要件行为不足以对法益造成实害与具体危险,只有同类行为大量累积之后才会造成实害与具体危险。换言之,累积犯,“是指自身按照相关规则不会对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方式,但却可以与其他具有同种方式的行为共同作用造成损害”。累积犯“这种犯罪类型主要适用于对集体法益的保护”。

   由于集体法益表现为非物质性法益,也不能认定累积犯直接对法益造成了实害与具体危险,于是,刑法规定这种犯罪的正当性就受到质疑。反过来说,集体法益能否由刑法来保护就需要特别论证。

   显然,如果将集体法益等同于公共法益,就不利于解决真实问题,使集体法益概念缺乏应有的存在意义与讨论价值。例如,如果将集体法益等同于公共法益,那么,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就包括了放火、爆炸等公共危险犯,但对公共危险犯的处罚根据并不存在疑问。不仅如此,将集体法益等同于公共法益,也可能导致对许多实害犯、具体危险犯的处罚根据产生不应有的质疑。而且,将集体法益等同于公共法益,只会导致抽象的、空泛的讨论,无非是想限制侵犯集体法益犯罪的成立范围。可是,从刑事司法上说,对许多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并不需要限制其成立范围,甚至需要扩大成立范围。从刑事立法上说,也需要增加规定一些侵犯公共法益的犯罪。相反,只有累积犯才真正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

   德国学者R.Hefendehl将集体法益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社会法益中为个人创造自由空间的法益,包括对社会制度的信赖与可能耗尽的社会重要资源。例如,伪造货币罪与内幕交易罪,侵犯了对社会制度的信赖;污染环境的犯罪,侵犯了可能耗尽的社会重要资源。第二类是国家法益中保护国家架构条件的法益,包括对国家制度的信赖、可能耗尽的国家资源、国家运作(功能)的条件。例如,贿赂罪侵犯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赖,税收犯罪侵犯了可能耗尽的国家资源,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了国家运作(功能)的条件。如果按照具体内容来划分,集体法益主要表现为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重要制度及其功能(包括国民对制度及其运行的信赖)以及重要资源与生态环境等。

   (二)集体法益的确定

   就具体犯罪而言,哪些犯罪的保护法益是集体法益,需要根据集体法益的特点以及本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来确定。

   第一,一般来说,侵害集体法益的犯罪是抽象危险犯,如果刑法分则将某个犯罪规定为实害犯或者具体危险犯,其保护法益就不是集体法益。例如,按照德国学者的观点,当行为人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到已经受到严重污染的河流中,即使不能查明此排放行为造成了什么有害的后果,该行为也构成污染水体罪。于是,污染水体罪是累积犯,其侵犯的是集体法益。在我国,如若就全国的整体环境要素而言,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就是累积犯,环境(生态)法益就成为集体法益。但是,刑法第338条明文要求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严重污染环境”,这便是对实害的要求,污染环境罪就是实害犯。只不过,“严重污染环境”不是就全国范围的整体环境要素而言,而是就局部区域的部分环境要素而言。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同样是实害犯,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基本犯虽然是抽象危险犯,但其加重结果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据此,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39条规定的犯罪都不是累积犯,在此意义上说,不宜一概将环境法益归入集体法益。换言之,虽然环境法益被德国学者称为集体法益,但由于环境法益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各种具体法益,应当认为,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环境犯罪中,只有部分犯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与累积犯。例如,刑法第340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第341条规定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第344条规定的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勉强可谓侵犯集体法益的累积犯。对环境法益进行再区分(或者说按罪名区分)的基本理由是,对刑法分则条文将实害与具体危险规定为构成要件结果的犯罪,刑法理论不应质疑其处罚根据;只有当刑法分则将环境犯罪规定为抽象危险犯时,才需要检验其正当性。

   第二,公共危险犯所侵犯的法益(公共安全)虽然属于公共法益,但却不属于集体法益。因为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不会直接侵害某些具体个人的法益,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等)会直接侵害某些具体个人的法益,而且放火、爆炸罪对不同的个人造成的损害可能完全不同,因而能够直接拆解成多数个人法益的集合(不具备集体法益的第二个特征);一次放火、爆炸行为就足以或者已经造成实害(不具备集体法益的第三个特征)。此外,即使有关枪支、弹药方面的犯罪大多属于抽象危险犯,但该危险的现实化是对特定具体个人的生命、身体的侵害,所以,也不属于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

   第三,社会秩序或者公共秩序并不都是集体法益。虽然社会秩序是公共法益,也可以说是所有个人都能平等地、没有冲突地享受的利益,因而具有不可分配性,但并不是累积犯所侵犯的法益,因为一个犯罪就可能使个人法益遭受侵害。例如,虽然刑法第293条将寻衅滋事罪规定于“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但本罪实际上侵犯的是个人法益,个案中都存在具体的被害人。所以,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法益,不符合集体法益的后两个特征。再如,招摇撞骗、盗用身份证件、冒名顶替、代替考试、强迫他人吸毒、非法行医等罪都会直接侵害个人法益,故不属于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

   第四,经济秩序也不都是集体法益。例如,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罪,所侵犯的其实是个人法益。即使认为其侵犯的是公共法益,但该公共法益也不具有集体法益的第二、三个特征。再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欺诈发行证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虽然都是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但这些犯罪都存在直接的被害人,不具备集体法益的后两个特征,不是侵犯集体法益的犯罪。

第五,渎职罪的保护法益并不都是集体法益。例如,滥用职权罪的保护法益,不仅包括公务执行的适正以及国民对此的信赖这一国家法益,而且包括滥用职权罪的被害人的自由、权利这一个人法益。换言之,滥用职权罪一般会使特定的个人法益遭受实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40295.html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23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