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炳权: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前瞻

更新时间:2023-01-24 22:27:27
作者: 王炳权  

   对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强调,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是对源自西方的治理理论的创新与超越,是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而形成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中国治理理论。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需要掌握制度体系的宏观性,也需要体现治理规范和行动的中观性和微观性。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涵盖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并且通过具体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二是,强调国家治理的提出是基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治理理论进行的创新,这种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体系展开,传承治国理政的传统阐释,创新理解治理的内涵与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行能力。三是,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体系展开的架构;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执行的能力,即其架构要实现的直接功能。四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中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具体的治理研究议题也是政治学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全面脱贫的治理经验、基层治理中的减负悖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逻辑、运动式治理、基于大数据的治理问题、技术垄断的监管与治理、国家治理的指数化评估等。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后,治理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研究,始终把握新时代发展特征、聚焦前沿热点问题、回应治国理政现实需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撑与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四)对优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运行机制的研究分析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推进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从政治学角度讲,这是对公共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改革,调整了公共权力的边界、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和工具。据此,政治学界从多个维度对优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了研究。

   一是强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适应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包含政府职能转变、组织结构调整、流程再造和治理工具革新,是党和国家推进治理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二是强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于: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党政军群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结构调整同步,流程再造和治理工具革新并重,系统科学地理顺了各种关系,构建整体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三是从职能、结构、流程和工具的改革与变革角度,讨论其相互之间的交织和影响,在加强党的领导下,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职能转变看,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重在完善政治职能;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重在转变和完善经济职能;调整中央政法委,重新组建司法部,重在完善社会职能。从组织结构调整看,组建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等,都是在促进结构的优化。从流程再造来看,组建对政府重要事务的领导小组,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等,重在通过流程再造改革,在组织结构改革的基础上,理顺各方关系,形成协同高效运行机制。从治理工具变革来看,对科技支撑的要求以及管理平台的建设,是对实现系统科学和整体协同高效的重要保障。

   (五)对构筑新型政党关系的政治学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构筑新型政党关系进行了多次论述,为新型政党关系研究提出了基本遵循。政治学界深入推进新型政党关系研究,从内涵阐释和理论基础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以何种形式出现,以何种方式运行,并不存在一种所谓“历史终结”的模式,而是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时代凝炼为“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关系之“新”表现在:一是基于政党合作协商和参与,创新政党政治形式,形成政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中国实际,创新实践了基于共同使命和绝大多数利益且通过一体多元的利益协调实现协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团结一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最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参与。

   这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基础:一是政治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议行合一政体,决定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特别是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不可能采取竞争、对抗和制衡的政党制度模式,而是采取组建政治联盟形成政党共同体的合作、协商模式,实现更为广泛和有效的政治民主。二是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利益的生产和分配需要在有差别合理分配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利益,在政党关系和政治过程中要通过团结合作,达成合理公平均衡利益结构,实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三是社会基础。新时代阶层组成和群体构成的多样化,与新型政党关系的政治民主的代表性构成一致,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基石,通过广泛的协商,适应、包容和引领多样性,达成实现中国梦的最广泛统一战线。

   (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学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全球变革,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促使国际关系变革,全球化与保守主义激烈碰撞。对于如何构筑新的国家关系,推动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命题。政治学界对此在理论研究中积极回应,从本质内容、议题和构建方式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在新时代的新判断,既是现实的写照,也是追求的理想图景;既是一种创新的理论逻辑阐释,也是一种创新的价值设定。从“世界历史”的历时性和“全球化”的空间性来看,每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每个区域和群体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从战争与和平,贫困与发展等历久弥新的议题,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恐怖主义、疾病、环境等新的议题来看,全球的公共性问题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逃避主义、孤立主义等“零和博弈”竞争思维不再适应新时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求,需要建构多元共生、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新秩序、新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也不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虚幻共同体”,而是以相互尊重和个体与整体在互动中全面自由发展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共同的和平与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多元治理为途径,改变“中心-边缘”空间格局,基于共建共治共享,开放包容,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更加广阔的未来时空,从“无政府状态”走向“协商有序”,从“物化劳动时间”为尺度走向“以人为目的”,从霸权秩序向“和而不同”的合作共生,从“功利主义”的掠夺式发展到“顾他性”的永续发展。

   (七)对强化基层治理效能的政治学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不仅关注整体架构的顶层设计,也关注基层“街头政治”,解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发挥好县乡改革的前线和堡垒作用,强化基层治理效能,让改革落地,让民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界学者从基层治理构成、基层协商民主、非常规治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常规治理和非常规治理的形式,也可以分为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领域。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领域,其相应的治理目标、主体及主体间关系、内容、流程和工具虽有所不同,但其中基本目标和效能较为一致,是制度优势在治理中的有效转换,在效率(响应、资源配置、流程处理的及时性和低成本性)、效果(结果与目标的一致性)、效应(公平、可获得性、可持续性、良好的社会影响与价值)之间的选择与权衡。从单项治理的流程来看,效能既是治理的结果和产生的效应,也是治理目标的呈现。基层治理效能表现在基层社会治理、基层民主选举、基层民主协商和政治参与、基层公共服务与环境治理、基层风险防控与应急反应、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既简约有效,也回应民众需求和问题,实现良好的效率、效果和效应。

   基层治理效能的实现,离不开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基础性支撑。这是架构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新体系,以及提升“民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基础。基层协商民主依靠公共理性,在主体之间同化、叠加和达成共识,实现政治共同体公共价值。在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有效实现形式的建构,关键在于协商议题与利益的一致性、空间的可获得性、工具的创新性、机制的可行性、效应的可获得性。城市社区与乡村的协商民主在议题和利益要素上有本质区别,乡村协商民主关涉生产和生活等议题,而城市社区更关注生活问题。因此,乡村协商民主更要关注其协商的充分性、效应公平以及社会价值与影响,而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更要关注协商的成本、效率和结果与目标的一致性。

   非常规治理在基层治理中非常重要,一些问题需要在基层化解才能得以有效控制。基层非常规治理的有效实现,强化效能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突出效率,兼顾效果与效应,需要及时反应,快速调配各种资源,控制事态发展,以尽快解决问题;第二,突出政府导向,强化组织动员,提升社会主体的自觉性,形成问题的控制和解决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关联;第三,突出场景要求的目标性,达成行动协同在具体场景中的适应性,创新治理工具和技术在效能提升中的可应用性。这些与强化常规治理效能有所区别,需要制度优势在不同场景中调适并发挥效能,体现其效率,最终达成效果。

   (八)对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政治学研究

   党的十八以来,民主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展开,强调作为中国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论判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态的精确阐释与科学表达,是对中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具体实践经验的创新总结。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激发了中国政治学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热情,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这些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包括从内涵理解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阐述和解析,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形态和应用领域来探讨其重要作用,从制度实践和国家治理的角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指导意义进行阐发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全新理论总结,会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呈现新的理论生长点,特别是要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高度出发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义。要在中西比较的理论视野中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源,充分发掘其理论实质和先进性,特别是要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以全过程为核心的实践要求、以有效性为基础的治理经验等进行理论升华。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化高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4026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