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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耀中:魏晋南北朝“医”身份辨析

更新时间:2023-01-23 23:49:51
作者: 严耀中  

   内容提要:在讲究社会身份上良贱和士庶等区别的魏晋南北朝,医者却保留着身份的特殊性,不仅没有堕入贱户之列,还有机会升至社会的上层。这是由于医道具有业务上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使从业的医者能够跨越当时社会的不同阶级,也使他们成为促进社会阶层上下流通的特殊群体,有助于减轻这一时期社会的封闭性。

   关 键 词:医者、非专役、社会身份

  

  

   明确社会中各个群体的地位身份是认识特定社会的重要切入点之一,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社会阶层趋向固定化的时代。本文以医者身份为考察主题是出于对两个方面背景的考虑: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非常讲究人的身份,并且有着很严格的身份界定,如在北朝“户籍之中,社会所有的人口都必须区别其良贱身份”;①二,医者是社会上下都需要的专业人员,或者说医者有可能要和社会的所有成员进行直接的接触,所以与社会状态如何关系颇大。现今虽有不少论及中国古代医学及医者的论著,但从上述两个背景情况交错的角度上讨论这一时期医者之身份,因此涉及面广而复杂,至今似无系统专论,②故本文试说如下。

  

   佛家把“生、老、病、死”看作人生最基本的“四苦”,其实作为社会最普通的现象,中国古代也早有相同的认知。人生中四苦的到来虽无法避免,但都可以通过帮助以免除、延缓或减轻,能够在人生所有的相关过程中提供或多或少帮助者通常被称之为“医”。

  

   在社会上进行行医活动的人,可分为专业和非专业两大类。后者或是通过阅读医书具有了一些医疗常识,或是“久病成良医”,或掌握某些家传秘方而拥有对某类疾病的治疗方法。他们可能为帮助周围的患者而行医,但他们自己已有别的身份,行医是临时的所为,而且他们往往囿于身份所限,或只能治疗一些特定的疾病,故而能够得到他们帮助的人也十分有限。不过由于两者从事同一性质的服务,所以对彼此的身份地位会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的是那些以治病为主要生计的专业医者,即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身份群体,在魏晋南北朝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形成这种地位的背景又是如何?

  

   医药服务是整个社会的刚性需求,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业医者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成员,并在成熟的社会中自成一系。如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了皇族、贵族、平民三级医务制度。”③因为从皇帝到社会各个阶层,在其身患病痛、面临生死时都需要医者来治疗,而且在进行医治时,患者和医者必然会有直接的接触,医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因此有了特殊的关系。那么,在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关系结构里,医者具有何种身份呢?《中国医学人名志》据现存文献记载统计,魏晋南北朝以医术著名或撰有医书而见于各种文献的医者有84位。④我们先来看这一时期文献中有关医者身份或社会地位的一些事例。

  

   三国时华佗,史称其被时人目为神医,所治患者除曹操外,还有郡守、将军、督邮、士大夫、贵夫人、小吏及道旁行人等各个阶层的人。⑤

  

   晋“靳邵,性明敏,有才术。本草经方,诵览通究,裁方治疗,意出众表。创制五石散方,晋朝士大夫无不服饵,皆获异效”。⑥

  

   北魏周澹“尤善医药,为太医令。太宗尝苦风头眩,澹治得愈,由此见宠,位至特进,赐爵成德侯。……时有河南人阴贞,家世为医,与澹并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针见知。子驴驹,袭,传术。延兴中,位至散令”。⑦

  

   北齐马嗣明“少博综经方,为人诊脉,一年前知其生死。……武平末,从驾往晋阳,至辽阳山中,数处见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购钱十万。又诸名医多寻榜至是人家,问疾状,俱不下手。唯嗣明为之疗”。⑧

  

   梁姚僧垣“父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疹历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召与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僧垣幼通洽,居丧尽礼,年二十四,即传家业。仕梁为太医正,加文德主帅。……梁元帝尝有心腹病,诸医皆请用平药。僧垣曰:‘脉洪实,宜用大黄。’元帝从之,进汤讫,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十万贯,实百万也。……(入北周)宣帝初在东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疗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礼弥隆”。⑨

  

   陈许智藏“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览医方,因而究极,时号名医。……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常侍。陈灭,隋文帝以为员外散骑侍郎。……炀帝即位,智藏时致仕,帝每有苦,辄令中使就宅询访,或以舆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⑩

  

   上述见于正史并有传之医者,由于为权势者治病,不仅得到丰厚的收入,还有机会得到官爵,属于医界的最上层。历朝历代还设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周礼》有医师上士、下士。秦少府属官有大医令、丞,无员,多至数十人。后汉又有乐丞一人,魏因之。晋氏宗正属官有大医令、丞,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品第七;过江,省宗正,而太医以给门下省。宋、齐太医令,丞隶侍中。梁门下省领太医令、丞,令班第一,丞为三品蕴位。陈因之。后魏有太医博士,助教。北齐太常寺统太医令、丞。后周有大医下大夫、小医上士。”(11)此外医署里还有普通的医师、医工等。值得注意的是,“太医署”等作为行政机构一部分,不仅是管理医者和为统治集团上层服务的医疗机构,还是教育和考试机构。博士、助教等是“掌以医术教授诸生”,学生“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12)有时还承担整理研究医籍的任务。如魏宣武帝曾下诏:“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13)说明它的功能是为权力体系服务且本身也有一定的权力,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医者从事的是专业而非专役。地方或军队内有时也设类似的机构。鉴此,这一时期的医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官方机构里供职的,其中高级有品位的称之为官,低级无品的称之为吏,与总的官制一致。另一类是生活在民间为社会上各色人众服务的,为当时医者的大多数,但两类医者的身份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互换,界限并不严格。

  

   这些有官位或能吃皇粮的医者之服务对象,除了皇室和宫廷人员外,至少也包括高品阶的官吏。在官衙里工作的医在社会上算是位于中上层的医者,即使是其中地位最低的医工,也比一般的民间医师地位高。但太医署不大可能同时掌管医者的户籍,因为遍布全国的医者太多了,何况在没有通过考试等来对医者的资格进行认定的情况下,也无法对所有医者的身份进行甄别和登记,列入另籍。所以应该有数目多得多的医者是为低级官吏、将士和广大民众服务的,如马伯英认为《三国志·关羽传》里治疗关羽箭伤者系“蜀中军医”。(14)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又如何呢?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阶层里有两条重要的分界线:其一是士庶之别,其二是良贱之别。先论良贱之别。当时所谓的贱,主要包括两类人:奴婢和专役户。后者为这一时期所开创,如兵户、乐户、盐户、金户、绫罗户、驿户等等,都是强制将一个专门的行业列为专籍,终身并世代为官府承担特定之役,“百世不免”,不能摆脱,所以显得比一般编户齐民“贱”。而庶民即是良民,可以从事各个行业,也可以成为低级官吏。士族虽也分等级,但一般都享有免役和做有品位之官的特权。由此形成的社会阶层分隔多数基于习惯上对权利的认知,大多出于户籍所属而非成文法上的具体界定,(15)这就给少数从事如医者这样特殊职业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可以在社会身份之间上下游移的狭窄空间。

  

我们在有关魏晋南北朝医者的记载里不容易确定他们原本所属的社会阶层,各种出身和兼具身份的都有。医师是从事专业的,但应该不属于专役户之列。专役户所从事之工役,要么是干吃苦肮脏的活,要么仅是需要熟练技术,所以都能够世代相传。但医者用药一般需要读处方和开处方,也就是说至少识得一些字,算得上最起码的文化人,和体力劳动者迥然有别。虽也有传承医学的世家,但不是每一个医师的子孙都能继承父祖之业,因为要有的放矢来下药治病之经验不能单靠熟练或技艺得之。“医方之事,取妙极难。”(16)正如李泽厚先生所云:“整个中医理论都是建立在功能和结构的整体系统的把握上,要求在保持生物机体生长发展的动态平衡和自我调节的组织结构中来把握、理解和说明、治疗一切的。”(17)故而行医还需相当的知识和悟性,否则无法随机应变应对千变万化的病情。毕竟当时一般医者治病的成功率几乎和占卜差不多,所谓“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18)同时,高明的医术往往和当时盛行的长生术纠缠在一起,更是养生之道所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养生还是求长生,皆是魏晋六朝的上层人士孜孜以求的。他们或与医师共同探讨,或是自己操弄药物,如北齐时出身高门的博陵崔季舒“大好医术,天保中,于徙所无事,更锐意研精,遂为名手,多所全济。虽位望转高,未曾懈怠,纵贫贱厮养,亦为之疗”。(19)如此也提高了医道和医师的地位,不可能将从事医药之业者打入贱役之列。如张远游“以医药道术知名,寻有诏征令,与术士同合九转金丹,成”;(20)又如从南朝曾为“诸王侍读”(21)的道士“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开始,药物来源(种类和产地)的鉴别成为本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22)此外,不能对症下药,会置人于死地,所谓庸医杀人,因此治病不能成为以户为单位的“专役”。当然在专役户盛行的魏晋南北朝,会有一些统治阶级成员受社会普遍状况影响而要把医者的职业固定化,使之也成为专役户。如东晋时由于皇权特别虚弱,急于将更多人口划入专役户以便控制人口增强实力,如应詹上疏:“都督可课佃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挠乱百姓。”(23)注意这些“文武吏、医、卜”的身份有些特殊,虽然把他们当作一般的吏看待,但也没有说他们是“户”,至少他们是与当时的专役户有区别的。后来王羲之也有类似的提议:“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24)但罪犯充数医者,能治得了病吗?这里的“医”已经是名不副实了,医者是无法作为一种“专役”而被迫世代相袭的。史载应詹、王羲之等所云,只是向皇帝提出的建议,没有说最后是否被朝廷采纳实施。另一方面,让医者充当兵役、苦役或杂役,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肯定得不偿失,所以从医人家和当时的专役户是不能等同和互相替换的,这些建议只是士族中个别人的政治空谈。而且要使医者沦为贱户的企图在实践中还遇到不少问题,除王公贵族无法接受贱户摆布调理自己身体外,医家和兵户、乐户也无法和其他专役户一样被长期固定。兵户和军营,盐户、金户与产地,绫罗户与工场等都是集体地被捆绑在一起的,但医者和病人却做不到,当时除了为皇室服务的医疗机构外,民间并没有像现代医院这样把多个医师集合在一起的机构,至多有少数名医挂牌营业的“私人诊所”。或有例外的是官方医疗机构在特殊情况下向社会开放,如北魏宣武帝曾“敕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25)此作为“仁政”的孤例,所以史家特地予以记载。在一般情况下,鉴于古代交通的不发达和患者的分散,决定了医者的游动,将某个地方的医者集中在一处生活以便“专役”或“私属”是难以想象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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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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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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