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功能，要者在展开历史发展过程，明其变易，方能识破兴废成败之底里。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历史流程（尤其是转折处）着眼。讨论明清文化，需要将其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加以考究。

　　 一

　　 明清是秦汉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但这个末端并非细枝微节，而是相当庞大繁复的，与帝制雄阔的开端——秦汉遥相照应。

　　 周秦之际发生中国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秦代（前221~前206年）是宗法封建分权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权的“秦制”变异的节点，这种由“多”而“一”的转折，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已然萌动，故王夫之《读通鉴论》称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经由这种变革，至“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方正式确立“郡县代封建”的君主集权政制，自此形成的定势，笼罩中国史程达两千年之久，人言：“历代皆行秦政制”，即此之谓也。然而，这精要的概括只讲出史迹之半，秦以下两千年并非单行“秦制”，或如某些昭示“仁政”的帝王及谋士宣称的纯以“周政”治天下。真实情形是：主法的“秦制”与儒家概括的“周制”互为表里、相与交织，帝王无一不左手持儒家经典、右手挥法家利剑，汉宣帝讲了实话：“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拙著《中国文化生成史》下册第九章详论于此，这里不再赘述。

　　 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周秦两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汉以来之惯常，不过秦制尤其眧彰，其弊端被时之有识者批评，谋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中国历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业文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开，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这一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降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二

　　 明清处于历史发展的特别节点，略言之——

　　 第一，自秦汉以降，历经多个王朝兴替（不算地方割据政权，列入正史的朝代有：秦、西汉、东汉、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西夏、辽、金、元、明、清），而明清是与当下最为切近的两个王朝。此点似乎无须言说，却因其为研讨明清史不可轻忽的基点，故仍当阐明。

　　 去古未远的明清可称之“近古”，其制度与文化，综汇前代，无论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意义言之，都为近现代中国提供了最直接的遗产。这里且不议制度文化与形而上的观念文化，即从可触摸的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论，唯明清保有较丰富的可供今人观摩的实存体。以建筑为例，中国历朝宫殿无算，但秦之咸阳宫、阿房宫，汉之长乐宫、未央宫，唐之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宋之艮岳，多毁于“改朝换代”的战火，消弭于历史尘埃，只可通过司马相如《上林赋》、曹植《铜雀台赋》、杜牧《阿房宫赋》一类美文，遥想当年宫阙的壮丽，留下远望凭吊的惆怅。今人能实在见到的完整皇殿，只有明清紫禁城，那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伟岸，彰显帝制的威严；那藏品之渊富，昭示中华声明文物的精深博大。先秦以下，京师、州县城垣更难以数计，当下仍然屹立的南京城、西安城、荆州城、平遥城等硕果仅存者，皆明清所建。战国以降，累代筑长城数万里，而完整保存至今的砖筑长墙只有明长城，吸引中外游客的渤海边山海关、金山长城、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甘肃嘉裕关，在在如是。若以典籍为例，巨型类书《永乐大典》、最大辞书《康熙字典》、超级丛书《四库全书》无不集成于明清。

　　 在一定意义上，经由“近古”明清，方能辨识“中古”汉唐、“上古”先秦；透过“近古”明清，方能了然近现代的由来有自。

　　 第二，两朝五百余年是中国史上连续统一时间较长的阶段，只有两汉集合的四百余年统一时段略可与之比肩。

　　 明代从政制、军制、财制、文教制诸方面使掌控一统帝国的秦制得以强化，亦注意发挥周制的调适功能；清承明制，但张大了民族压迫要素（清前期尤甚），又较充分地融汇周制与秦制，集皇权制度之大成。明清的重要历史作用是，使秦汉以来一统国家的建构得以完备与强化，再无分权势力尾大不掉。如果说，汉代封国、郡县并列，唐代节度使掌握军政，导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不时发生（西汉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后的五胡十六国、唐后的五代十国为剧演），而明清制度则杜绝分裂的可能，各种外力与内力皆不足以真正撼动统一大局。然而，明清使秦制极端化，专制罗网严密以至苛酷，障碍社会近代转型，束缚人的自由发展。明清制度的双重功能，为明清后时代提出维护“一统”与突破“专制”这颇相扞格的两大使命，容易顾此失彼，中国近代化进程因以崎岖错综。

　　 第三，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清朝是继元朝后第二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

　　 传统中国有几个重大分野，为士众念念于兹，其中与“君子小人之辨”相提并论的，便是“华夏夷狄之辨”。明清易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还有“华夷换位”含义，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变故，黄宗羲称之“天崩地解”，王夫之称作“地坼天乖”、“天崩地裂”，不仅震撼中国，在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也引起强烈反响。因此，清末的社会变革，不仅要实现时代性递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皇权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化），还要解决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的民族性存续问题（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都曾以“反清复明”作号召，“排满”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作用）。更重要的是，时至清中叶以降，国人在抗御西力东侵之际达成中华民族共识，这是尤具深远意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命题。古老的“华夷之辨”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构造了近古数百年，尤其是晚清数十年朝野竞相求解的绝大题目，多少事变、多少人杰都围绕此题运转。这是明清史的复杂性超迈前朝的所在。

　　 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文化认同，是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错综进程中得以实现的。一个众族共生、多族互动的古老大国铸造近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较之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德意志）的近代立国远为困难。而明清两代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详辨的是，清朝既有民族压迫深重的一面（以满人入主中原初期为甚，清末推出满洲亲贵主导的“皇族内阁”为其回光返照），又有满汉成功交融的一面（汉人士子在清朝发挥重要作用，康雍乾诸帝对汉文化的精深修养为其表征），还有实现诸民族亲和的一面（朝廷特设承德避暑山庄接待北方及西北诸族首领，展示了谋求民族团结的智慧），识者当全面观照，不可偏执一端。

　　 第四，两朝皇权制度完备，汉、唐、宋抑制皇权的要素（如贵族权、相权等）被大为裁抑，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权制的顶峰。

　　 明代削夺封建贵族权力（永乐以后诸封王“授土而不临民”，王侯未获诏旨不得进京、不得相互联络，禁止干预地方政务），废除秦汉以来沿袭千余载的丞相制度，皇帝直辖六部和行省三司，内阁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还受司礼监制衡，又有厂卫严密监控，皇权几近极至。清承明制，明代中央集权体制基本照单全收，但保留满蒙贵族特权，又增设军机处，皇帝在几名近臣辅弼下独揽朝政。明清的皇权政治多有“不衷古制”的弊政（如明代频繁更迭以至杀戮首辅、廷杖处罚朝官，清代以文字狱恐吓士人，令其就范文化专制），其流弊之一是败坏官风、挫伤民气。现代哲人反思的“官腐民懦”“精神胜利”“看客心理”等“国民劣根性”，其近源正在明清专制政治对官民的精神戕害。

　　 明清皇权专制达于极端，而声讨皇权专制的思潮也潜滋暗长，但皇权制度根深蒂固、皇权思想影响力劲拔，久久控扼朝野，即使清末革命洪涛掀翻帝制，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难产，这与明清皇权专制的强势遗传颇有干系。

　　 第五，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成熟期，达到农业文明的最高水平。

　　 明清的生产力规模，早期工业国尚不能望其项背。综合各种统计，18世纪前后的中国GDP约占全球二至三成，其经济体量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并对早期工业国的产品有相当排拒力，而丝绸、瓷器、茶叶深受海外欢迎，因此外贸一直巨额出超。史载：18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口欧洲的生丝约1万担，价值约140万两白银；英国人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述：乾隆间，每年由外国商船运到欧洲的华茶约2000万磅，价值近400万两白银。当时正值西班牙等殖民主义国家在美洲墨西哥等地开采、冶炼白银，西方以之换取中国产品。从明万历开始，西班牙银元（时称“本洋”）流入中国，清中叶达到高峰，中国成为白银库存量最多的国度，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载：1545年到1800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6万吨。1/3到1/2的美洲白银，最终输向中国，西方因以发生“银荒”。直至19世纪初中期，“世界工厂”英国的商品也难以打入“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中国市场，于是通过鸦片贸易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又令中国人体质精神双双孱弱，成“东亚病夫”，以便驱使。此祸延绵百年。

　　 明代中后期，既有资本（白银），又有国际市场，长江三角洲、晋东南等地商品经济繁荣，“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区域商品市场形成，晋商、徽商、浙商名满天下，在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抑限，专制皇权（通过皇庄、皇店，矿监、税使）对民间工商业的超经济剥夺，使资本主义萌芽如大石镇压下的植物，难以健康发展，一度享誉天下的工商品牌大多成“断尾青蜓”（晋商、徽商乃至广东十三行中的著名的商号皆未延传下来），绝少日本的住友（1590年开端）、三井（1673年开端）、三菱（1870年开端）、安田（1863开端）那样持续发展数百年的工商企业。此种情形延至当代，调查显示，今之日本有15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高达21666家，而中国仅有“六必居”、“张小泉”剪刀、“陈李济”、“同仁堂”等为数极少的“百年老字号”（多为餐饮业、中药店及小手工业）。

　　 明清鼎革之际大规模战乱的摧折，使商品经济遭受重挫（“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正发生在工商业经济、市民文化最发达地区）。清初减免明代“三饷”、实行“摊丁入亩”，此皆善政，对复兴农业经济功不可没，“康雍乾盛世”由此奠定物质基石，然这类“轻徭薄赋”举措皆不逾古典范域，并无近代新机制可言，故清中“盛世”不过是旧道踱步。明史专家李询说，明清“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而没有资本主义确立时期”。诚哉斯言！

　　 第六，国际环境异于往昔。

　　 如果说汉、唐、宋面临经济落后、武功强劲的游牧民族来袭，“御胡”是基本的国防任务，明代依然如此（抵御北元和满洲），然晚期又有携西方早期近代文明的传教士来访，在中国文化池塘吹起涟漪。这是继晋唐间南亚佛学入华之后，中国文化线与外来文化线的第二次交会。清中叶以降更有经济先进、船坚炮利的西洋殖民者入侵，国防重心从西北“塞防”转为东南“海防”，中国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无法沿固有轨迹运行，被动卷入世界近代化滚滚洪涛之中。

明初有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的空前绝世壮举（航海技术之高、船队规模之大，均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西方诸次远航之上），展示了高级农耕文明和一统帝国的富强和对外展拓能力。然而，此一远航虽推进了商贸发展，然主旨并不在此，昭显帝威才是宏愿所在。乏于经济收益及社会动力的政治性远航被时人视为劳民伤财、无益有害的弊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