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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海:唐诗的思想渊源

更新时间:2023-01-21 01:34:16
作者: 陈伯海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源泉,但文艺并非生活现象的简单复制,它是客观现实通过作家头脑的反映。在经过作家头脑这个滤波器时,那些不符合其主观审美情趣的“噪音”,往往被筛汰了,存留下来的成分,又会得到种种加工与变形。这就是所谓艺术创造,而创造总离不开创造者心灵的烙印。把这种肯定主观意识能动性的观念,扩大到全社会的范围来看,必然要导致对社会意识心理研究的重视。因为任何作家在社会上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的个性心理就是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而他的创造意识自不能不受到整个社会文化心态的制约。剖析这种社会文化心态的构成,是我们了解一时代文学现象的必要前提,也是探索唐诗渊源的不可缺少的方面。由于学殖和篇幅的限制,这里亦难做到对唐人的文化心态作全面展示,只能由几种有代表性的思潮入手,考察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和相互联系,借以窥测唐代社会的思想结构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显影。

  

   有唐一代的社会思想,总的来说是比较开放和活跃的,这是基于上升、变革时期的社会形势,也和唐王朝实行较为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有关。上一节里曾经讲到,社会变革推动了唐代经济、文化的普遍高涨,促使整个国家呈现出强盛壮大、蓬勃向上的风貌,这正是造成人们思想开放与活跃的现实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唐代统治者于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较有远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只要不危及其国政的根本,他们可以对各派社会思潮予以兼容并蓄,或大力扶植,或听任自由,或促进竞赛,或取长补短,这就使得整个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异彩缤纷的景象,为其他封建王朝所罕见。与此同时,他们还往往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对社会政治展开一定程度的批评。唐代文网的宽弛,是众所公认的。诗人们很少由于在自己的作品里讽喻时政,而遭到贬谪或放逐的处分。白居易《长恨歌》公开言及玄宗好色而招致祸乱的过错,诗篇不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最终还得到宣宗的赞誉。这对于消除顾虑,解放人的思想,无疑起了良好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里,开放的心态成了典型的社会心理,是很自然的。而这种心理又必然要在整个时代思潮的演进上得到映现。儒、释、道三教融和与任侠之风炽盛,便是其突出的表记。

  

   儒、释、道,是我国古代社会里最占势力的三种思潮,它们由于适合封建统治之用而长期并存,又因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教义的差异而互有摩擦。黄老于汉初一度盛行,至文、景之世,即与儒学发生尖锐冲突,魏晋玄学时期还有“贵无”与“崇有”的论辩。由道家衍生的道教,初起时被目为邪异而遭禁限,经葛洪、寇谦之诸人改造后,方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佛教自西域传入,先依附于方术,再托庇于玄学,东晋以后逐渐显露自家面目,随即与儒、道展开激烈争夺,梁武帝至奉为国教,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又有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这样一场延续数百年之久的思想混战,到唐代终于缓和、平息下来。唐王朝一贯执行三教兼崇的政策(武宗灭佛只是小段插曲),偶有争议,也多限于三者位次先后的排列,并不影响到它们的根本地位。在此情势之下,唐代士夫文人除个别严于攘斥异端外,通常也都随意出入于三教之间,甚至外修儒服而内诵梵呗,或则一边求仕一边学仙,自己不以为怪异,旁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这种看似矛盾的行径,恰恰显示了唐人的开放心态和宽容作风,便于他们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去广泛吸取思想上的养料。

  

   尽管如此,儒、释、道三者仍不足以概括唐代社会的主要思潮。三教并存,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们之走向融和,也是宋以后的共同趋势。所以光从这一点上,尚难以充分揭示唐人完整的思想风貌。三家以外,唐代社会开放心态的另一征象,便是任侠风气的抬头,它为当时代社会思想的构成增添了新的成分。任侠,虽然不同于儒、释、道那样各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观点,但它确是唐人身上的重要习性,是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时代风尚,不仅显现为游侠之士的众多与活跃,更其反映于文人士夫对侠的爱好与仿效,致使侠的气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唐代士子的精神素质有异于六朝世族和两宋儒生,这是一个显著之点,是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心态所不容忽略的。因此,任侠应该与儒、释、道等列为唐代社会思想的四大潮流,它们之间的相摩相戛和互为表里,合成了有唐一代社会思想的基本架构。下面就围绕这四股思潮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分别加以论述[1]。

  

   先说任侠。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旧的宗法关系沦于解体,一部分失去社会地位的武士和脱离生产资料的游民相结合,便产生了“侠”这个角色。侠是没有固定的职业而在社会上游荡的,所以叫作游侠。它的职能是受雇于某个集团或个人,用自己的暴力行动替雇主完成某种使命,如聂政受严仲子托谋杀韩相侠累,荆轲应燕太子请行刺秦王皆是。侠在战国时代常常成为贵族间政治斗争的工具,有碍于国家法令的统一,因而商鞅、韩非之类法家要称之为“奸”、“蠹”,主张严加禁绝。西汉前期,游侠也很活跃。当时著名的大侠朱家、剧孟、郭解等,已不是一般受雇于人的武士,而发展成为藏亡纳死、交通王侯的地方豪强,隐隐构成与国家政权相对峙的社会势力。汉王朝巩固后,曾对这类人大加摧抑,此后侠的活动变得较为隐蔽,而到了一定的气候(如社会关系变动)下,仍会活跃起来。

  

   但是,侠的传统并不局限于游侠本身。自司马迁著《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后,所谓“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以及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之类任侠精神,已经升华为一种社会品德,并与士夫文人宣泄抑郁不平之气的愿望结合起来了,这并非出于偶然。我们看游侠活动的一个特点,便是对封建国家政教法令的冲击。这不等于说游侠已经成为封建制度的否定者,实际上,那种效忠于恩主和讲求江湖义气的表现,都还属于封建伦理的范畴。但他们不假手合法的途径以解决面临的矛盾,却倚仗一己的主动行为来“替天行道”,自不免要干犯既定的社会秩序,而为封建政权所不容。然而,也正是这种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不计个人安危以锄强扶弱的精神(不管是实在的还是虚夸的),得到了一部分受压抑的士夫文人的激赏。他们将自身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在这种精神活动上,于是任侠便也成了士人的习性。汉魏以后文人诗歌中不少对游侠的歌咏,大多是这种士人心态的幻化与结晶。

  

   任侠的风气到唐代出现了高潮。追究它的原因:一是唐承隋后建立起大一统中央王朝,北方少数民族游牧而尚武的习气,被吸纳到唐代社会生活中来,构成唐代文化的一个因子,给游侠传统增添了新的血液。二是唐代商品经济兴盛,都市繁荣,这正是孳生游侠活动的温床,为唐人任侠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便是时代变革引起的礼教规范的相对松弛和人的主观精神的昂扬奋发,它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的价值,强调个性的自由,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这样一种张扬个性、推尊独立人格的观念,就在任侠的活动中找到了最生动的表现形式。唐代侠风特盛,为六朝门阀政治和宋明以后专制政治条件下所不可比拟,道理即在于此。

  

   唐人任侠的思想有多方面的反映。对现实生活中的侠士和侠义行为的赞美,是最直接的方式。从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起,题咏侠客的诗篇可谓代不绝书。“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白马篇》)“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杜甫《遣怀》)这类明显干犯法禁的行为,却受到诗人公开的称扬,设非着眼于人的主观精神的发扬,是很难予以合理解释的。如果说,这不过是文艺作品,带有很大的假想成分,那么,不妨举一个实例看看。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为报父冤,手刃仇人,触法当诛。当时任谏臣的陈子昂,特为此事写了一篇《复仇议》,建议按法处刑的同时旌表犯人的闾墓,褒扬其孝亲之义,获得采纳。徐元庆本人虽然算不上游侠,他的私自复仇的行为却是符合侠义传统的,行诛以后再加旌表,其实是肯定了任侠精神的胜利。一件小事,却可以窥见社会的风尚。

  

   赞扬侠义精神之外,唐人喜欢以侠士自命,这在其他时代是少有的。《隋唐嘉话》记载唐开国元勋李勣的一段自白:“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李勣富贵显达以后,不但不讳言少时的无赖行径,反而认作自己日后建功立业的性格基点,正说明任侠已被唐代士大夫视作一种英雄气质。濡染所及,唐代文人也常以这种习气相夸,李白就是一个典型。《新唐书》本传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他的诗文里也说到自己南游洞庭时为亡友持丧殡葬,在扬州散金三十万周济落魄者,游京都时与五陵恶少发生争斗,以及在幽州纵马射猎、箭穿两虎等事例(见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诸作),都属于任侠的表现。这类重义轻财、好勇尚武、脱略使气的心性,唐代文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着的。

  

   任侠的思潮还渗透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与儒、释、道等其他思潮结合起来,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唐人的政治理想,基本上属于儒家的范畴,是不成问题的。但唐代文人又有一种特异的倾向,便是轻视儒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行行且游猎篇》),“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均显示出此种意向。把这个意思说得最清楚的,是李白《嘲鲁儒》一诗。诗人对儒生的皓首穷经、方行缓步,极尽揶揄之能事,而突出地提出了通达时事、经邦济世的要求。这意味着唐人所信奉的儒学,是一种与实际事功紧密相联系的儒学,即所谓“王霸之略”,其中带有鲜明的侠的色彩。唐代文人思想中,也有隐逸出世的一面,通常是和佛老哲学相沟通的。但在很多场合下,又不等同于佛老式的虚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写在长安失意之后,其中有关神仙梦幻世界的描绘和骑白鹿、访名山的述志,分明流露出道教信仰的痕迹,而诗篇结尾落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抗议上来,那种伸张个性、冲决网罗的任侠精神便凸现出来,与道家曲学求全、和光同尘的思想迥然有别。

  

   于此看来,任侠在唐代确实是一种涵盖面极广的思潮,它不仅渗入士夫文人的日常生活与心态里去,还浸染了同时代的其他社会思潮,使它们呈现出特异的色调来。任侠的风气大大激发了唐代文人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帮助他们在仕进时树立起强烈的功名事业感,而在隐退中仍保持着“不屈己,不由人”的傲兀不平的气概。这样一种高扬的主体意识,必然要给文学创作打上深深的烙痕。唐诗倡导“风骨”,崇尚宏大的气魄和刚健的笔力,抒写英雄怀抱,追求个性解放,跟任侠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不过也要看到,这一风尚在唐前后期历史上又是有变化的。大致说来,由初唐入盛唐,是任侠精神愈来愈高昂的时期,并较多地同建功立业、拯物济世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踏进中唐,这种精神开始衰减,往往转型为个人的特立独行、奇操异节,甚或带有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情味,而与改造人生的目标反倒脱了节。晚唐以后,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侠的形象在文人诗歌里完全失去了光辉,却旁移到了传奇小说,聂隐娘、昆仑奴等幻想中的飞仙剑客取代了平常的侠士而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开启了宋元话本和明清演义中的侠义传统。它表明任侠的风气正经历着质的变化,逐渐由士夫文人的习性向市民心曲过渡。

  

其次说宗儒。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经常起着指导的作用,唐代也不例外。唐王朝统治者尽管三教兼崇,有时甚且把老子和佛陀的地位抬高到周公、孔子之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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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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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唐诗学引论(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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