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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其:纪念赵宝煦先生-“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

更新时间:2023-01-21 00:18:19
作者: 唐士其 (进入专栏)  

  

   2022年是赵宝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仙逝十周年。虽然先生已去但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而且时间越久,似乎越生动逼真,就仿佛他从未离开。我想,这是先生的人格魅力所致,也是因为他的思想风范,业已成为我等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在对先生的无尽思念中,我重新翻阅能够找到的先生文稿,再一次用心领会他的明智高行。

   中正笃实,大方无隅

   宝煦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先生自己认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最主要的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进步立场。”终其一生,他都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不动摇、不妥协。先生在早年的一首诗中写道:“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这里的光明,指的既是他毕生追求的真理,也是他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

   先生的心志,可以从他对诗人闻一多的赞颂中看出来。先生写道:闻一多的课堂之所以感人,“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最真诚最正直的人。对于是非善恶,他有最强烈的爱和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最真实的思想”。“这些思想不只充满着天才的闪光,而且凝结着血泪,可以掷地作金石声。因为是他真实的思想,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准备着而且事实上也随时都在身体力行。他具有的这些品质,是一个革命者最可宝贵的品质。”我相信,先生写下这些文字时,说的既是闻一多,同时也是对他本人原则与立场的自况。真挚坦诚、知行合一、为真理、为人民不惜一切,这同样是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写照。

   先生笃信马克思主义,但又从来不是那种天天把经典作家的词句挂在嘴上的人,虽然在建国后,先生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学习、研究和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的原则与立场,体现在他的为人、为师、为学、做事之中,已经成为他精神气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先生也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他自己说:“我厌恶伪道学,不喜矫饰造作,更反对千篇一律,机械一致”,并表示这些个性特征来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但自我认识先生之日起,却从未见过他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相反,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与先生交谈,总给人以一种春风拂面之感。与此同时,先生无言之中,却又能让每一个与之交谈的人感觉到一种原则与边界确定不移的存在。这如同先生晚年的字,锋芒内敛,劲道暗藏。这想必就是内方外圆、大制不割的至高境界。

   唯真唯实,儒者本心

   不唯书唯上,要唯真唯实。这可能是我们从宝煦先生那里听到最多的叮咛。先生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当是出于他对知识分子致命缺陷的根本诊断。

   先生讲了一辈子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地寻章摘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也不能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万应药方,而在于坚持其精神实质。这种精神实质,在先生看来,无非就是实事求是和辩证思维。实事求是,要求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在实践中发展的科学”,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同时,要注重调查研究。先生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是经典作家所没有遇到,也没有想到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得出科学或近似科学的结论。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得出科学的结论时,马克思主义才得到了发展。”

   实事求是要求人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善于吸收前人和当代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总结吸收当时人类科学文化的成果,我们也应该吸收总结今天的科学文化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只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其科学性,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学者的使命,在于科学的创造,即在实践基础上对实现问题提供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指导。改革开放以后,先生投入巨大的精力,致力于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革命即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而对于政权的建设和巩固问题则思之较少,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丰富和发展后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中国政治学学者面临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先生也痛感建国后一段时间,相关决策者从教条、从主观判断出发,用“主观随意性的想象来代替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而不是从实际、从科学出发对政治加以指导。先生认为,从长远看,中国政治学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问题,如何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至今为止,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先生主张,政治学研究必须坚持其科学性,“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政治需要”。“政治研究若削弱了本身的科学性,它就变成伪科学。伪科学无法为政治实践服务,而只能帮倒忙。”先生深刻地总结道,多年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社会科学领域内有不少人唯上唯书,而且见风使舵,因而他们的研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败坏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声誉。先生认为,政治学当然是一门具有极强政治性的科学,这也是政治学研究既敏感又困难的原因。先生在相信政治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可以相互统一、科学研究应该为政策实践服务的同时,又主张科学研究对实际政策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的基础,仍然是实事求是,认为这是对各种政策实践进行科学判断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学保持其科学地位的基本前提。

   为使政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先生不仅鼓励学者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也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和发现,不能“怕”字当头;同时又呼吁整个社会以一种宽容理性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中的探讨和发现,不求全责备,不因言废人,最终促进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的学术局面。

   辩证中庸,理性平和

   在先生看来,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偏激,主张中庸之道。可以说,这是中国全部思想传统的核心。”同时,这种思想态度也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内在一致。可以说,先生思想中辩证中庸的基本风格,既来自他对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学习,也来自传统文化的渲染,甚至来自于他所钟爱的书画的实践体验。

   辩证中庸、理性平和的思想态度,哪怕是在特殊年代,也能够为先生所坚守,并且通过他的文字表达出来。在一篇题为《兵贵神速》的短文中,先生一方面肯定成功的事业一定要当机立断、抓住时机、一鼓作气,同时又强调要把握条件、掌握方法,不可拔苗助长、不能只凭干劲,否则只会“欲速则不达”。在一篇论文章繁简的小文中,先生也一方面肯定文章当言简意赅、“辞达而已”,同时又强调不可一味求简,并引用顾炎武的话说,“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指出“片面谈论越短越好,却也难免流弊”。在另一篇题为《美玉之瑕》的短文中,先生批评了两种倾向,一是文过饰非,甚至把玉中瑕疵也说成美的表现;二是一棍子打死,因为一丝缺陷而把美玉毁为顽石。先生认为,这些错误,都是形而上学的体现。

   辩证中庸,理性平和,既是先生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他核心的政治思想。可以说,先生理想中的政治,就应该是一种中庸平和的政治。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内部仍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集团或者群体,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事物发展基本规律的体现。所以先生认为,“政治是一种摆平的艺术”。“政治的任务就是调和矛盾,使矛盾的各方面均能有所克制、有所妥协,提出大家都可勉强接受的办法,从而化解矛盾”。一方面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永远会存在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矛盾和冲突应该通过平衡妥协来解决,这应该是先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一大贡献。

   开放包容,多元和谐

   宝煦先生天生反对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他始终认为,世界应该是一个丰富多彩、多元和谐的统一体。他曾经以美术为例指出,只要学习美术的人,“都懂得关于构图法的一条基本规则,就是多样统一”。“所谓多样统一,就是要求画面变化多样,同时又协调一致。若是只顾多样,而乱七八糟,散漫无主,自然不好;相反,若只求统一,而死板单调,毫无变化,也同样要不得。”

   多样统一,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先生把这种多样统一称为“和而不同”。他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和而不同,实际上是人们认识真理、掌握真理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一个人由其条件所限,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经验接触同一事物,只能见其一隅,因此难以周全,只有把这些相对片面的认识综合在一起,方可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既如此,也就没有必要担心不同意见的存在会制造矛盾、破坏和谐;相反,各种意见相互争论、相互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才能既获得真理,也达致真正意义上的团结,这才是矛盾的统一,使“大家同心同德地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总之,“没有矛盾就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发展”。

   先生对多样统一的强调,体现在他学术和人生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教学上,先生认为虽然每一门课程都有类似法律一般地位的教学大纲,但每一位教员在讲授时仍然不可能宣读一份统一的讲稿,而是要独立思考、各具特色,否则只会教出一批没有思想、只会背诵的学生。另外,对教师也要足够包容,认识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先生曾举蔡元培先生坚持延聘辜鸿铭和王国维等人为北大教授的例子,认为但凡有真才实学,都应为我所用,而不能太过拘泥细节。他并且举蔡元培对胡适质疑的回答为证:“我请他们来教书,是因为他们有真才实学,学生尊敬他们是钦佩他们的学问。你看到哪个同学学习他们留辫子了?”

   对学生也是同样。先生认为应该容许乃至鼓励学生多样化的发展和追求,要“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不能按一个模式塑造人才”。在总结西南联大办学经验的时候,先生也指出,西南联大的教学思想,一是不强求一律,二是不追求完美。学生在拥有最大自由的条件下得到个性化的发展,这是西南联大虽然条件艰苦、设备落后,却能够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之一。从这种信念出发,先生也反对过分注重培养“优秀生”“尖子生”的做法,主张以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看待学生,不把人看死,要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平等的条件,让任何有一技之长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培养。

   在科学研究方面则需博采众长。改革开放之初,先生大声疾呼,要充分学习和吸收国外优秀的思想和科学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以偏概全,因人废言。“马克思主义既是批判地吸收了大量人类科学文化成果而产生的,那就不能设想它可以摒弃一切当代科学文化成果而闭门独自发展。”先生曾在一篇纪念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邹谠的文章中总结后者关于如何对待西方学术的思想:一方面有选择地采用西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来研究中国政治,另一方面用中国的历史与实践检验西方学术的个别概念和理论框架,然后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概念与理论,为世界政治学的发展做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贡献。我认为,这也完全可以概括先生在这个方面的基本思路。当然,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先生就不仅提倡学习西方学术,同时也大力提倡把中国的学术与经验介绍到国外。他本人就不辞辛劳,亲力亲为,成为改革开放后推动北大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对外交流的第一人。先生特别鼓励青年学者们走出去介绍和宣传自己,以把更真实更科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学术界,一方面“最有资格谈论中国政治问题的是中国人自己”,另一方面只有借他山之石,在与国外学者的砥砺争论中,中国的年青学者们才能快速成长。

多元和谐、和而不同,也是先生对世界政治的一大理想。国际关系风云激荡,世界各地战乱不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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