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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权利关系的两极化

更新时间:2023-01-19 23:36:08
作者: 方宇军 (进入专栏)  
它首先生产的是它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8]因此,他们宣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9]

   《共产党宣言》文字激越,富有鼓动力,理论阐述似乎不够。这一缺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弥补。《资本论》论证的主题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形成、发展、灭亡的全过程。对这一过程马克思有一段高度凝炼的话:“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0]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是大处着眼,那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见微知著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时,批判拉萨尔之流所谓的“平等的权利”,指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21]紧接着马克思补充道:“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22]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即使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个按劳分配实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的权利,因为这里通行的是商品交换的原则,这个原则是资产阶级的。[23]

   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没有反对一般权利的字眼;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虽然谈到权利是自私自利的,却没有明确的褒贬;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甚至认为按劳分配这种资产阶级的权利,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此言非虚。然而,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深刻和高明之处。从《论犹太人问题》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证是依次递进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只是一般性地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权利,指出它们只是一些个人的、自私自利的权利,远谈不上什么崇高和伟大。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评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指出这种所有制形式是主流的、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剥削性质的私有产权,并预见它的行将就木。《资本论》就更加深化了,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货币开始,继而论及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经由劳动力价格理论,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过程的论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灭亡。《资本论》的整个论证丝丝相连,环环相扣,从事物自身的矛盾进展中展现辩证逻辑的力量,而不是主观地对权利作好坏褒贬的评说。这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论证,是从总体上把握的,其它林林总总的权利,都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总的格局下的不同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同时也是对这些权利的否定。所以,马克思对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初期的分配形式,也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现在我们回到《哥达纲领批判》上来,马克思在这里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是因为“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24]为什么说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原则呢?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换时认为,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互换,这种互换要得以完成,必须把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换算为一般社会劳动,这样才能使不同的劳动在质上相同,在量上可通约。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是个人的、私自的、具体的劳动,不同的商品体现着不同的个人的、私自的、具体的劳动,它们是相互区别、彼此对立的,怎么能交换呢?马克思发现,任何个人的、具体的劳动,尽管千差万别,都是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表现为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具体劳动就有了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的性质,于是,体现在不同商品中的具体的劳动,就可以转化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从而可以互相比较、能够计量了。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中的这种抽象的、一般的社会劳动,不能直接表现出来,而只能通过一个中介,迂回地表现出来,这个中介即一般等价物,它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的代表,这就是货币。产品互换也就变成了商品交换,以货币来计价,通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25]马克思说:“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和最不发达的形式,”[26]当他看到按劳分配中通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同一原则时,因而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至于这一“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7]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贯的、严谨的。

   其实,在西方一直有一条与对个人权利赞许有加并行的主线,即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从柏拉图《理想国》中对财产公有制的赞许到亚里士多德对商业营利的厌恶,从《圣经》对私人财货的贬斥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对共同利益的期许,从莫尔的杜绝商品货币关系染指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共同劳动、各尽所能的《太阳城》,以及傅立叶、欧文等的共产主义实验……直至马克思主义的问世。主要的区别只在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完整、更深入、更宏大、更有自洽性。

  

   三、权利关系自身的矛盾进展

  

   上面我们分别谈到权利关系的两极化,一极是对个人权利的神圣化,将个人权利尽力拔高,以致与权利现实愈行愈远;一极是对私有产权的无情鞭挞,试图通过私有制的消灭而达致一个理想的社会。这种两极化,在其自身的运行过程中,从主要的方面说,呈现出两极的国家形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我们分别论之,但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们不可能作全面的、详尽的论说,只能就这里连及的权利学说,作一个大致的勾勒。

   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多么美好的一个社会现实!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人民主权……无数的光环簇拥着,成了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追求。尤其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来自东方寄寓西方的政治学者福山写了一本《历史的终结》,认定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模式,人类历史于此而终结。然而不旋踵间,伴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经济低增长、失业率居高难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阶级分化的加剧、民粹主义的盛行、主权债务的危机、福利国家的停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困扰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导致这一切问题的原因固然不少,但在我们论证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不无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选权。

   说到普选权,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历程,它先是在与封建特权的较量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尔后又在资产阶级的强势中分脔取食,终而能得到普遍的认可。这一获取的过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8]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以财产限制把普通民众挡在了选举之外,又经过上百年的斗争,最终才赢得了一人一票的普选权,似乎是值得大众欢呼雀跃的事。但是,在普选权获取的背后,又经历了多少历史曲折,又错织了多少政治经纬呢?

   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有三面呼啸着前进的大旗,上面写着自由、平等,人权,而其真实底蕴正如马克思所说,是私有财产。一旦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就用财产限额把大多数人排除于政权之外。然而,资产阶级既然伙同无产阶级攻克了封建主义的堡垒,既然资产阶级光面堂皇的武器就是自由、平等、人权,无产阶级当然也可以拿起这些武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在经过了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较量之后,资产阶级释出了自由、平等、人权,把它们统称为政治权利,普选权即是其中之一种。至于最为实质的私有财产权,资产阶级从未让步,绝不允许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权利来染指。[29]

   普选权的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带来了重大的改变,资产阶级虽然还可以通过代议制的曲折形式,凭籍政党政治的集团力量,仰仗所费不赀的竞选费用来继续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人民大众的蜂涌而入,必然也会通过政治上的参与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以聚沙成塔的力量推举出自己的代言人,或者政客们以动听的言语、不无真实的许诺来吸纳他们手中的一人一票,从而使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在他们看来,政治上的权力是用来实现他们的利益的,首要的就是经济利益。通过经年累月的奋斗,一张越来越大的社会福利网被编织起来,而且欲罢不能,即使国库被掏空,举债也要完成之。主权债务危机因此而形成。一旦目的不能实现,他们就可能穿上“黄背心”,上街游行,罢工罢市,甚至打砸抢烧……民粹主义表现出极端化。

   西方国家的以上困境,显示出西方民主政治已陷入以下误区。

   误区一:认为权利可以被赋予,或生而有之。这是天赋人权或人权神授的另一表现,早就被证伪。权利最早也只能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才出现,只有当人们有了私有财产,只有当人们把自己的私有财产与别人的私有财产相区别、相对立的时候,权利这一概念才可能成立。更重要的在于,对某一对象物的权利,是人们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接触、认知、掌握对象物之后才能获取,即黑格尔所说的把个人的自由意志体现在对象物中,或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把自己的劳动凝结在对象物中。普选权也可作如是看,不谙熟政治,缺乏政治能力的人怎可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0]

   误区二:认为权利是平等的。德沃金鼓噪平等的权利,或让平民兴奋;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是不平等的权利并连及其他一切权利,人们或许不爱听,却是事实。从权利的来源讲,不论是自由意志还是劳动,于每个人而言都是千差万别的,其形成的权利自然参差不齐,何来平等?中国古人有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31]以普选权的平等,适乱西方民主政治。

误区三:将权利与政治权力通约。在西方有一个传统,认为政治权力是个人权利的集合,把个人出让的权利集中在某一机构手中,就形成个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政治权力是每个人共有的。这体现在“社会契约”这一思想中。这一思想既无历史事实支撑,也被西方学者所批驳,但至今仍大行其道,是因为其迎合了每个人对权力的向往。简单地说,“社会契约论”是指在某一社会时期,人们在各自的权利之间发生争夺,形成混乱。为了结束这种混乱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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