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党是社会和国家的中介”的萨托利式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已然过时。它既不能解释西方现代政党的现实运作过程，又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真正作用。基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的综合认知，可以发现使命型政党内蕴着崇高的使命引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的本质特征，内生于“党性人”与“政党主体理性”的理论假设塑造，承载着“使命-责任体制”的新型政治形态建构。从人民、政党与国家（及其代表政府）间的关系视角，重思使命型政党新型理论范式的创建问题，其核心在于“代表-信心制”与“人心政治形态”的复合建构。使命型政党从标识性概念到新型理论范式的生成过程，昭示着未来关于政党组织学的研究，还需要从政党强盛国家、改造社会、塑造精神、创造情怀、展现美好等多重视角，建构关于新型政党理论的一般知识原理、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范式,政党组织学

　　 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有效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关于这三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共二十大报告给出了完整答案：“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也就是说，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全体中国人民的主体建设作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发展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发展范式五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将它们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予以通盘考察和一体推进。

　　 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既具先进性、纯洁性的独特政党性质，又具引领性、发展性的现代化发展特征的执政党，国内外学术界尚缺乏从性质、角色、地位与功能等多维复合视角去全面认知，更缺乏从历史、现实与比较的综合视野去建构新型政党理论范式，并予以学理化阐释和科学化创新，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党理论的认识长期停滞于“政党是社会和国家的中介”这一僵化的理论认知层面，并因政党理论的创新落后于政党发展的实际，出现了理论供给短缺、学术思维僵化、知识体系陈旧的困顿局面。

　　 一、萨托利式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的舛误之处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在西方现代政治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等的交互演进指向主要是针对缺乏有效制约的公共权力以及缺乏法治保障的公民权利这两大关键问题，并建构了西方现代政治原初意义上的核心制度体系——政治体制的共和制、公共权力的三权分立制、公民权利的言论自由制、社会正义的司法审查制、政府官员的任期制等，由此实现了西方现代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的初步目标。

　　 西方现代政治的兴起，是与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代表，并通过建立代表其根本利益的代议制度等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代议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从议会内部派生出不同的派系，它们与议会外部包括各种利益集团与众多选民在内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力量相结合，逐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一方面为获得对议会与政府的控制权而彼此竞争，另一方面为获得稳固的支持而不得不及时回应外界的需求。把现代政党制度推向西方现代政治运转的中枢地位，则要归功于选举制度的兴起，这是因为在对议会与政府的控制权的争斗过程中，各政党须借助外在的力量，即选民的卷入，才有更大的胜算。由选民的卷入而催生的选举权的产生与普选权的扩大，直接推动了代议制度与政党制度的有机结合。“议会政党需要选举党——收集选票的党并最终成为寻求选票的工具的党——的加入。”②

　　 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随着普选权在西方国家的逐步确立，政党成为沟通的机构，而政党体制也获得了以结构化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的可能，成为社会的政治沟通体系。③也就是说，现代政党通过对公职的分配，对国家政权的掌控以及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在获得了更多的长期的稳固的支持资源的同时，确立了其在现代政治制度框架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推动现代政治有效运转的主导资格。由选举而催生的政党从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的转型，又进一步催化和固化了西方现代政党内蕴的“选举机器”的角色与功能。“从议会党到选举党的渐进的、自我延续的演进，才确立了政党的基本功能、功能角色和体系地位。”④以最早研究作为大众组织的政党而闻名的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看到了大众政党兴起背后隐藏的“一种买卖双方的经济利益纽带”的真实面目，而“选举权的扩大使大众政党转变为单纯组织大众投票的选举机器”，其结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大众选举而产生的领导人和官员变成职业政客，而“不是有着公共精神的公民，他们将政治视为个人借以谋生的一种交易”；二是“政党变成‘工商企业’，拉选票和谋取公职变成目的本身，不再是实现某些良好政策的手段”。⑤

　　 虽然以角逐公职、追求执政资格为目的的西方现代政党经由了从议会中的派系到议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结合的演化过程，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代表特定利益群体的并以“政党”面目出现的现代政治组织，但从政党理论方面理论界与实践界迟迟没有予以有效回应。对此，集西方现代政党理论研究之大成，持“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⑥之“西式经典政党理论”的意大利人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其1976年出版的《政党和政党体制》（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中，也予以承认：“政党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大约有150年的历史了，但理论方面的发展却非常滞后。”⑦鉴于此，萨托利提出了构建现代政党原理的构想，即“政党使人民和政府连接起来”，“政党能增强制度性的能力”，“政党是功能性的机构——它们服务于目的并担当角色”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方现代政党是“代表机构”与“表达工具”的著名论断，即“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现代政党的功能基本上已蜕化为“组织候选人竞选公职，以控制政府和制定公共政策”之作用。⑩

　　 值得中外学术界深思和检讨的是，西方现代国家中这种刚开始时还抱有一定的政治理想，还把国家利益挂在政党旗帜上的政党——“政党是人们联合起来，根据一致认同的某种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团体”11，为何在实践中愈来愈偏离当初的目标，走向了只是为了竞取选民手中的选票，进而获得分配公职、操纵政府等资格与资本之境地？亦如另一个研究政党理论较为著名的美国学者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认为，“试图判断人们是被政治理想还是政治利益所驱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的理想本来就关乎利益。”12更值得中国学术界反思的是，这种纯粹为竞取选民手中选票，毫无政治理想，只是想着登台执政，以维护自身所代表的群体与阶层利益的政党以及建立在这种根基之上的西方现代政党理论，又怎么能不经分辨地套用在中国共产党这种马克思主义政党身上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政党是社会和国家的中介”之萨托利式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既无以解释现实生活中西方现代国家主要政党深度嵌入国家高层政治的现实，又无以解释这种只是以赢取选票为目的，毫无政治理想，只是维护所在群体与阶层利益的功能性政党的实际，更无以解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伟大解放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际。也就是说，这种萨托利式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无论是用在解释西方现代政党之上，还是用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上，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的，落后的以及错误的认知。

　　 二、基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的综合认知：“使命型政党”标识性概念的首次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1921年成立时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伟大政治理想说，即将“消除社会阶级区分，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为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联合第三国际。”13

　　 到了1922年7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对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的革命性质做出科学的判断与指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中国所处的环境，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与奋斗目标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为“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为“（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4。而后，在最高纲领和与时俱进的最低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任务、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等要求，相继创建了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政权等革命政权形态，一方面为全国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制度与治理基础，另一方面为共产党建立新国家、治理新国家、发展新国家探索带有普遍性的执政规律。

　　 长期以来，对这一肩负着建立新国家、治理新国家、发展新国家使命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学术界只是简单地从意识形态视角将其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进行分类比较，并将其定位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或者马克思主义政党，缺乏从学理化角度予以类型化划分与知识化建构，更缺乏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等综合角度进行体系化建构，导致从学术视角讲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

有鉴于此，2010年，笔者在与同事刘建军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时，提出了无论是从角色、地位还是从使命、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都不同于西式政党，我们应该称之为“使命型政党”的看法，即由崇高的使命引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所塑造的共产党，其本质不同于毫无政治理想，只关注自己政党利益而不顾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西式政党。而且，这种使命型政党还超越了西式政党简单的“代表与表达”功能，具有包括整合、分配与引领在内的新功能。由于英语世界里并没有相应的词汇予以准确表达，刘建军建议用“mission-oriented party”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英文名称，即由使命驱动的政党或者体现使命导向的政党。其后，笔者在不同的学术研讨会场合，一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时，都会提到应将其视为使命型政党之观点。2015年，笔者的另一个同事陈明明在其所发表的《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文章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