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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中国哲学的深度发掘者和当代思想的融会创新者——汤一介哲学思想及其贡献研究

更新时间:2023-01-17 00:22:27
作者: 干春松 (进入专栏)  
看到了儒家文化圈所呈现的独特现代化的新模式,这对人们肯定中国要走一条立足于自身文化的发展道路也提供了思想资源。而在这样的情境下,汤一介积极参与国学研究的各种活动,介入国际国内的学术争论,展现出他借助学术功力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毫无疑问,汤一介对传统价值的肯定,并非要排斥西方文化的价值,他曾经引用鲁迅的“拿来主义”说,我们不但要“拿来”,也要“送去”,即形成跨文化交流的交互滋养的局面。他多次撰文指出,我们要认真地汲取西方文化的东西和其他文化的东西。今后的文化发展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仅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也应该考虑解决世界的问题才行。如果仅仅考虑自己,让自己游离于世界文化之外,是没有前途的。

   不过,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并非是单向性的吸收,更重要的是“对话”。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正横扫国际国内的学术界,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点问题。对此,汤一介撰写了《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在《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汤一介事后回忆此事时说,在中国他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基于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他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和谐相处。

   亨廷顿的观点是基于他对世界文明发展历史的一种“经验式”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中,大多数的冲突都是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差异而引发的。他将当今世界划分为九大文明区,并认为未来的冲突将主要发生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

   很显然,《文明的冲突》是一篇基于历史经验包装来建构外交政策的“策论”,而汤一介在《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则认为亨廷顿的“经验事实”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历史事实。汤一介认为,中国历史上两次外来文化大输入的结果证明,由文化引起的冲突只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则是主导性的。

   之所以儒家在面对外来文明的传入之时,更多地体现出并存和融通,是因为儒家文化秉持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它至少包含四个层面,即“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遵循儒家的思维模式,自然是融洽无间的最完美的和谐之统一体,只有认识到自然是和谐之统一体,此“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种理论才可以展开。除此之外,作为中国思想主体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倾向于“文明的共存”。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仁学”秉持亲亲仁民爱物的精神,能够不断超越血缘和族群,能为“文明的共存”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道家的“道论”,主张自然无为,以天下人之心为心,这也能为防止只看重国家和族群利益的“文明的冲突”提供思想资源。当今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着种种纷争,主要是一些国家为了私利,利用经济和军事力量,掠夺弱国的资源,实行强权政治,正是这种帝国霸权才导向“文明冲突”。

   汤一介并不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化解文明的冲突。在他看来,世界各国文化都存在着共生共存的思想内涵,问题是你如何去解读和利用。这不仅需要哲学家的智慧,也需要政治家的眼光。

   汤一介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都引用汤一介文章作为论据。21世纪以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民族国家体系所包含的国内、国际的不同秩序逻辑,这本身构成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基因。一些中国学者主张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可以为我们建构新的更为公平的国际秩序提供价值支持。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但在21世纪的最初阶段,汤一介就认为,经历2000多年的文化发展,人类将有一个“新轴心时代”的出现。汤一介提出了他所“瞩望”的新轴心时代的文明的三个基本特点: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类文化将不再是各地地域各自独立的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的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其次,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将会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最后,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再是像公元前500年那样由少数几个思想家来主导,而是将由众多思想群体来共同导演的多样化的文化形态。

   当然,对于汤一介关于新轴心时代文化观的特点的概括,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笔者看来,新轴心时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汤一介的文化愿望,所以他用《瞩望新轴心时代》作为他晚年著作结集的名称,正如他希望用文化和谐论来驳斥文明冲突论一样,这样的愿望体现出一个思想家对当下文明的批判精神和对未来和平世界的期待。

   中国文化书院及创立《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汤一介谦虚地说过,他70多岁的时候,觉得学术创造力逐渐衰减,就想改变工作方式,主要通过学术组织工作来推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进步。这个说法也体现了汤一介的另一面,即他有强烈的社会关怀。

   在改革开放初期,汤一介就思考如何创办一所大学,用全新的方式来教学和管理,这所大学,既要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也会给学术研究提供足够的空间。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设想难以实现。因此,他退而求其次,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1983年,汤一介去哈佛访学,包括李中华等在内的哲学系一些年轻教师开始筹划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他们得到了冯友兰、张岱年和哲学系许多教授的支持。1984年,汤一介回国后,他们一致推举汤一介做书院的院长,同时请冯友兰做名誉院长。书院聘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许多高校的学者为导师,并请梁漱溟担任学术委员会的主席。

   随着书院的发展,导师队伍不断扩大,也不仅仅限制在哲学领域,任继愈、季羡林、周一良、金克木、吴晓铃等都加入了导师队伍,囊括了当时一大批知名的文史学者。书院通过办学和出版书籍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后来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郭齐勇、陈卫平等教授都曾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学员。人们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史时,通常将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三个团体视为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团体,这几个团体思想倾向虽各有侧重,但都关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都认为要走出教条主义的束缚,对思想解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汤一介一生中创办了许多学术实体,比如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北京什刹海书院等。从2004年起还担任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创办了《中国儒学》辑刊,对于推动儒家文化的传播和研究有引领之功。

   汤一介还做了许多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的学术组织工作,比如主编《中国儒学史》,就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而在这许多工作中,最终将载入中国学术史的是《儒藏》的编纂和出版。

   《儒藏》的编纂可谓艰辛备至,不但要面临全球范围内组织专家的巨大而复杂的工作,而且还有经费上的缺口。然而,基于对《儒藏》编纂重要性的认识,汤一介都坚持下来了。对于《儒藏》编纂的意义、构想和设计等问题,汤一介曾多次撰文加以说明。他有几个基本的考虑:一是儒释道三家中,佛教和道教都已经有了它们各自的经典集成(《大藏经》和《道藏》),而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儒家的经典集成则一直付诸阙如,这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并不相称;二是采用繁体竖排、校勘标点的排印方式,既较好地保存了经典的原貌,又便于现代人利用;三是儒家作为轴心时代文化源头之一,它在中国历史的几千年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编纂《儒藏》不仅是为了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精神,而且是为了面向世界,奠定中国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

   目前,《儒藏》精华本已经编纂完成,我们或可期待《儒藏》大全本的启动。在编纂《儒藏》的同时,汤一介认为一定要把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因此,还提议成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

   2010年6月30日,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按照汤一介的构想,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在中国哲学教研室的支持下,进行课题研究、指导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也就是说要通过儒学研究院的建立把北京大学的儒学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并服务于国内乃至全球的儒学研究。汤一介将创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总结为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汤一介设计了率先要开展的研究课题:第一个课题是编一套《中国经学思想史》。他认为,儒家经典是中国思想的基础,也是中国人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历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其思想阐发都离不开对这些经典的再解释;第二个课题是要编写一套《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这个问题既体现了汤一介自己的学术偏好,也是他思考中国文化问题的立足点。在他看来,儒释道三家思想倾向虽有差异,总体是和谐共存,要从中探索出现代多元文明的共存之道;第三个课题是中国解释学史。汤一介一直有创立中国解释学的主张,并撰写了许多文章来讨论。目前这个课题由北大哲学系的王博主持,刘笑敢、干春松和张志强分别负责道家解释学、儒家解释学和佛教解释学的工作,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第四个课题是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探索。在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一文中,汤一介指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着“传承”和“创新”的巨大任务,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然会涉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是事关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的核心问题。

   汤一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在为《儒藏》编纂和儒学研究院的系列课题操心费神,不停息地思考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发展诸问题。作为一位学者、一位文化使命的担当者,汤一介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他众多的思想巨著,还有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践性”努力。

  

   汤一介(1927-2014),1927年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博士、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曾荣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孔子文化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奖项。汤一介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深度发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当代思想的融会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1927年2月16日,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精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哲学修习。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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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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