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邵六益:宪法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现行宪法民族团结条款研究

更新时间:2023-01-15 23:42:05
作者: 邵六益 (进入专栏)  
[23]

   现行“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的规定,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的序言第一段都不同。前面几部“宪法”的序言第一句话都直接从革命逻辑说起,至多回到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语境,如“五四宪法”序言第一段话规定“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五宪法”序言第一句话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七八宪法”序言第一句话规定,“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过比较就会发现,以“五四宪法”为代表的宪法序言,将中国宪法的基础放在近代史的框架下,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新中国的意义;而“八二宪法”更加重视历史中国的文明意涵,将当下中国的历史逻辑拉长为更加久远的五千年文明,这也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论述相契合。而且,如果仅仅从1840年论述开始,那么中华民族历史开端的描述就无法真实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也就无法容纳复兴话语;同时,如果中国宪法叙事仅仅从1840年开始,那么很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对现代中国的塑造,就难以被体现出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必须要回到悠久的历史中去才可以理解。只有将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引入宪法序言,为法律和外交层面上常用的“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提供了宪法资源。

   就本文关注的民族团结议题而言,中国五千年的时间塑造了历史中国与中华文明,但是这一文化传统和政治体不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恰恰是因为有中国各族人民的参与。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宪法序言第一段重视文明论述,但是并未清除革命逻辑,保留了“中国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表述,也就是说,“八二宪法”并未终结变革的可能——其自身的多次修订就表明了这一点,也为十九大之后我们提出的“伟大革命”命题提供了可能。[24]在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中,逐渐塑造了各族人民统一身份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地理条件、政治纽带、精神纽带、经济纽带的巩固,更是在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奋斗历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25](P.22-23)。这集中体现在序言第二段至第五段的规范中,这是序言为“民族团结”所提供的政治论述,也对回应当前民族理论中的一些争议性问题有所助益。

   (二)民族团结的政治叙事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工作中出现了新问题,进而有学者对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传统进路产生怀疑,认为通过政治手段识别、再造民族的同时,也培养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这蕴含着分裂的危险,因此提出民族研究的“去政治化”,力图借助文化传统打造少数民族的国族(国民)认同。[26](P.122-133)“文化化”反对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本单位,提倡一种基于公民逻辑的政治理论,与法学界所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异曲同工——试图建立公民与国家间直接的政治联系,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宪法认同的转变。这些本质上都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的基本设定,最初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在民族认同的政治法律塑造中,回到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是一个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条款,可以作为塑造国家认同、培育宪法爱国主义的根本准则。林尚立教授指出,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对当下的国家建设来说是最重要的,就中华民族的形成来说,“在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时候,中华民族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民族’,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民族’,即基于政权与制度力量而聚合在一起的民族。”[27](P.42)对我国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解决思路,也是宪法文本所确定的,宪法序言的前几段就已经奠定了中华民族政治认同的基本范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中国各族人民在人民战争中凝聚为紧密的共同体,并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新中国,各族人民进而成为国家的主人。《宪法》序言第二段至第五段所包含的革命论述与第一段不同,第一段“光荣的革命传统”乃是回溯历史,关注历史中国的革命传统,侧重于汤武革命的精神以实现“旧邦新造”[28];而第二段开启的革命论述则直接处理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建国历史。《宪法》序言第二段规定,“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各族人民在近代面临民族危亡时的抗争图强、革命自救,使各族人民融入一个集体“中华民族”之中。在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面前,没有民族身份之别,各个民族的广大劳动群众都是被压迫的对象,因此在反对“三座大山”的过程中也就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不仅起源于我们反帝反封建的对抗性革命,也与建设性的国际普遍主义关怀有关,中国革命是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追求解放的一部分。[29]

   各民族团结的最大的推动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汪晖先生指出,人民战争对“中国人民”的塑造发挥了重要的整合作用,也正是在汪洋大海般的人民战争中,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被不断地纳入到“人民”及其同盟者的范畴。[30](P.403-408)就如《宪法》序言第五段所说,“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经过革命洗礼与塑造的各族人民,成为了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人,从而实现了合众为一的政治生成的过程;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最终实现,还需要借助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奠定了民族团结的坚实基础。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和民族团结的实现,不仅仅要依靠政治上的民族识别、民族干部培养、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这些上层建筑的事情,更重要的环节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这是由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的。[31]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其核心在于打造无产阶级领导的同质性基础,这一任务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宪法》序言第六段表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真正消灭了剥削制度,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才确定了各少数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对少数民族精英的政治吸纳,还是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都在自觉地使用无产阶级的标准来引导,如在新疆教育中的招生政策和助学金政策中个,1961年调整助学金的标准时特别强调了阶级路线,“首先应用于经济困难的工农家庭的子女及革命军烈属的子女”;对少数民族有照顾,但是这种照顾更多是以阶级策略呈现的。[32](P.35)社会主义改造、教育、塑造,真正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坚实基础,这不仅体现在对民族关系的社会主义塑造中,也体现为革命与建设中对妇女、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上。④总之,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塑造奠定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也是宪法序言所确定的民族团结叙事的主基调。

   三、宪法正文中民族团结的制度体系

   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需要落实到具体制度之中。宪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宪法》第3章第6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即第112-122条,这十一个条款共同打造了民族团结的制度基础;学术界对这十一个条款已有很多研究,本文不作赘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野下,理解宪法正文的民族团结条款,要超出语词直接关联原则,采取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的进路,挖掘更多指向民族团结的宪法条款。对宪法正文中相关条款的解释,应该从宪法整个体系和框架的角度予以解释,民族团结是现行宪法的重要基础,但民族问题只是宪法“合众为一”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内置于更大的国家整合的议题之中。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除第3章第6节外,宪法正文为民族团结提供的保障体现在多个方面。本文仅举两例:第一,宪法正文前三条的国体条款、政体条款、民主集中制条款,为民族团结确定了基本框架;第二,宪法第4条遵循了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需要说明的是,宪法总纲的很多内容都指向塑造共同体的含义,但是本文不可能分析全部条款。上述几条都在相当程度上与民族团结有关,如中国民族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民族关系政治塑造背后的人民主权原则等等,本文侧重于解读宪法总纲中的基本原则条款,来阐释其所蕴含的民族团结意义。

   (一)宪法正文的体系性解释

   宪法文本是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对宪法中“民族团结”条款的解读应该采取体系性的方式。如常安教授发现“五四宪法”在序言和总纲第三条的位置强调民族问题,由此他认为这表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立和运作不是一个小的制度问题,而是一种宪制安排,其目的是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民族问题条款的前置性限定。[31]类似的,在现行《宪法》正文第4条在规定民族问题之前,前三条已经为民族条款设置了多方面的限定:首先,《宪法》正文第1条规定了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性质,并确认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条规定了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并确认了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式人民主权条款。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石性原则。宪法第4条所规定的民族共和更应该受制于、从属于第1条、第2条规定的阶级共和的限定,人民共和中“人民”的判定标准是无产阶级的同质性,这也是社会主义打造国家基础的关键所在。《宪法》前两条的国体条款与政体条款都没有明确提及民族问题,说明民族问题并不是国家建构的基石性问题——阶级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基本框架,这也恢复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与法律的理解进路之中,宪法第4条对民族问题的规定从属于前两条关于中国人民的阶级分析框架。

   《宪法》第一条采取阶级的标准,基于此将民族身份融入无产阶级认同之中,学界对我国处理民族关系中的阶级逻辑与民族逻辑两条路线的关系,已有相应的论述,此处不述。[32](P.24-40)在实现了人民政治身份的同质化塑造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成正当性汲取,将各民族群众纳入到中国人民的统一体之中。在《宪法》第3章国家机关部分,第59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选举法》第16条、第17条对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民族构成又作出专门的规定,核心都是希望借助人大的整合机制,将民族、性别区分整合进人民的概念之中。

其次,《宪法》第3条确立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与《党章》第4条形成呼应。《宪法》第3条的规定也为后面的民族条款确定了基础;第3条第4款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中央与地方关系之中,将中央统一领导与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宪法》第4条第3款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从体系解读的角度来说,第4条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40065.html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