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苏关系历经曲折，一些人打着所谓“还原历史”的旗号，利用中苏关系发展史上的小插曲大做文章。如有人认为毛泽东发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是想要换取斯大林对他的支持;有人认为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泽东立即表示“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此外，还有人认为“斯大林死后，毛一直想坐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把交椅”。这些观点严重歪曲历史事实，故意诋毁党的领袖，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故意混淆个人恩怨与家国大义，对此必须予以澄清和批驳。

　　 一、毛泽东客观评价涉及中苏关系的条约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就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是对斯大林的难得的支持。显然毛想以此换得斯大林对他的支持”。事实上，这个谈话是毛泽东从中国抗战的实际出发就国际新形势发表的谈话，并不是所谓的“想要换取斯大林的支持”。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一般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更多的是从中国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决定自己的对策。特别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理论原则和现实政策加以区分，冲破了以苏联为中心考虑问题的模式。

　　 苏德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双方从各自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作出的决策。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当时的德国是法西斯的轴心国之一，苏联与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似乎违背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英法资产阶级“拒绝了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与真正反侵略的战争，而自己单独组成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单独进行了掠夺的强盗战争”。英法苏谈判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已经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的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他们却不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英法提议的这样一种丝毫不适合于革命目的，而仅仅适合于反革命目的的条约，苏联当然不愿意订。而苏联愿意订立的，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而真正有益于制止侵略者的发展，真正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英法却死也不愿意订。这就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间中，德国放弃了反苏立场，他愿意实际上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于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毛泽东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

　　 根据斯诺记述:“许多观察家认为俄国既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已成了希特勒在战争中的盟国。毛嘲笑这种想法，并且解释说，苏联同德帝国主义的对抗矛盾跟它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对抗矛盾一样尖锐。他说只有在俄国遭受直接进攻的情况下，或者欧洲发生革命运动的时候，俄国才会取消它的中立政策。他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首先是一个‘军事战略上的必要措施’，说它没有政治含义，仅仅是用来保护苏联免受张伯伦企图同希特勒结成反苏同盟之害而已。”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了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在当时，“这个讲话震动了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人敬佩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安东尼斯库对师哲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的这样透彻。”

　　 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这一颇有争议的条约也不例外，所以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一条约。“一方面，这是苏联政府在英、法等国妄图把战火引向苏联的条件下，为了保卫自身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当时，面对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在欧洲的崛起，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英、法两国采取了妥协退让以保自身安全的所谓绥靖政策，目的是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按照这个政策，他们在东方牺牲了半个中国，在西方牺牲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在这种日益危机的形势下，苏联政府仍从大局出发，没有放弃同英、法等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但是，英、法两国政府对于同苏联合作毫无诚意，一面与苏联谈判，一面又与德国秘密谈判，终于使长达4个多月的苏、英、法谈判破裂。为了打破英法怂恿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苏联政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定了这个互不侵犯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不仅为苏联加强战备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间，而且也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当局惊慌失措，平沼内阁垮台，日德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亦被推迟”。内阁的垮台必然影响日本当局的政治决策，使侵华战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作战同盟，也使日本变得更加孤立无援。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来，“日本国际地位更加孤立，不但没有朋友，相反的周围倒尽是仇敌。日本国际地位越孤立而我则越有开展，尤其苏联政府及人民对我之帮助”。这就更加有利于中国抗战由劣势阶段转变为与敌相持阶段。同时，这一条约的签订“也标志着苏联中断了同西方国家共同建立反法西斯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此后，苏联转到完全中立自保、与德国积极合作的立场，在谴责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同时，更偏向谴责英法应对战争负责，把英法视为打击对象。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附加议定书》，则是德苏两个大国对弱小国家主权的肆意践踏，直接违背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一条约的签订虽然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蒙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设若苏联在战略和策略上犯大错误，在德日夹击中崩溃，法西斯势力肆虐于全世界，其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必更加惨烈，人类所蒙受的灾难必将更为深重”。

　　 这一条约的签订有利也有弊，但是就中国的抗战实际而言，这一国际新形势对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有利的。毛泽东对这一国际新形势发表谈话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抗战的实际，并不是为了换取斯大林对他的支持。

　　 二、毛泽东从捍卫国家主权出发处理中苏建交及边界问题

　　 有人认为当毛泽东听斯大林说，废弃旧条约会牵涉雅尔塔协议，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时，毛泽东立即表示“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毛泽东主动请求苏联继续保持旧条约给苏联的领土特权，说它们“与中国的利益一致”。还认为开“九大”之前，毛泽东决定在中苏边境来一场小规模的、可以控制的冲突，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的胜利。这些观点严重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无理要求和武装入侵，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有许多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学习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途径。所以，毛泽东强调:“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毛泽东更加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初，在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为毛泽东治理国家的重大时代课题。同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理论认识上达到了新高度。毛泽东明确提出:“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照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可见，毛泽东既看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意识到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弊端，因此，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进行了积极的扬弃。

　　 虽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在事关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上，在事关长春铁路、旅顺、大连的主权和治权以及珍宝岛事件等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方面，毛泽东一直坚持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地位。1949年12月16日下午，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在谈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在听到斯大林的上述谈话后，“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而是从中国社会舆论的角度即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出发，认为这一旧条约应当随着国民党的垮台而自动废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此可见，重新签订条约会触及苏联原先的权益，要求中方全盘接受原先与中国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则是苏方的本意。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签订新条约事关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因此他始终坚持签订新的条约。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面对记者提出的“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的提问，毛泽东明确表示“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向外界发布的这一重要消息形成了新的舆论形势，斯大林才不得不做出让步，中苏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苏关系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果允许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继续存在，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地位，因为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代表中华民国而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坚持签订新的条约，以此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地位。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捍卫我国领土的完整性，绝不退让一寸土地，确保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并规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应不迟于一九五○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谈判收回了长春铁路、旅顺、大连的主权和治权，坚决捍卫了我国的国家主权。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这一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