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的对华“和平友好”政策随国际环境而变，冷战结束后日本北方安全问题得以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涉及的安全问题和共同安全利益的重要度下降，历史、台湾、东海及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凸显。日本尽管一直强调中日关系事关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但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中日关系中所涉及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利益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并不能成为日本频频违反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的借口。未来日本对华政策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贯彻落实中日乃至地区“共同利益”,将成为维护、发展中日关系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国家利益;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政策调整;四个政治文件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

　　 国家利益是各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日本亦不例外,其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因时局而变,尤其是较为隐晦地体现在对华决策及政策调整之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总结分析日本对华决策及政策变化历程中的国家利益诉求,探讨国家利益在日本对华决策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以充分把握日本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国家利益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未来走向进行探析。

　　 一、日本关于国家利益取向及对华政策的认知和理念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外交的根本。它是决定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最主要因素。1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是指国家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包括国家领土及文化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维护等。这些要素由国家本质决定,是事关一个国家战略目标的设定、发展与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国家利益具有两重要素,一个是逻辑上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另一个是由环境决定的、可变的。2从二战后国际环境及日本时局的历史性变迁来看,日本的国家利益诉求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侧重点和朝野呼声。

　　 首先,日本日益改变、突破避谈“国家利益”的对外关系,根源于二战战败的战后安排及战后体制要随着时代变迁和国际环境变化加以改变的认知。日本国内舆论认为:“国民羞于谈论国家利益的,全世界也许只有日本了。”3“日本的外交政策忽而超越国家利益,忽而偏离国家利益一味示好(他国)。”“我们必须不断探讨何为日本的国家利益。”4二战战败后,因“和平宪法”的出台,日本对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始终保持低调状态,甚至不敢使用“国家利益”一词。这是因为战后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被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因此在国际舞台上,日本的国家利益只能依靠国际协调来维护”。5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本有些媒体开始使用“追随”“迎合”“软弱”等词语来描述日本二战后一直奉行的“国际协调外交”政策,称其损害了日本国家利益。事实上,战后以来,日本外交并非避谈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也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通过“国际协调”来追求国家利益。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官方吸取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战败教训,很少使用“国家利益”一词。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官方开始频频使用“国益”表达国际政治诉求,反映出战后日本对于国家利益诉求的变化。例如1971年,仅佐藤荣作首相在日本国会有关“国家利益”的发言就达到50多次,其中不少涉及所谓“中国问题”。在日本看来,“1971年对日本来说是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尼克松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周边的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佐藤首相关于国家利益的发言,很明显是针对时局变化而提出的。在此之后,除竹下登、海部俊树、村山富市等首相外,日本历任首相“都提到或使用过‘国家利益,一词”。6这反映出冷战后期至今的日本日益显露出以“国家利益”处理对外关系的政治诉求。

　　 其次,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国家利益论”,逐步成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及对华政策理念。冷战后期,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国家利益论”必然出现。日本以“国家利益”重新塑造对外关系与冷战后期的国际格局变动相伴而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凸显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也成为日本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所谓“正当性”。进入80年代,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确立为做“国际国家”,提出了“政治大国”构想,并力求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希望成为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尤其是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国”战略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外交决策者已实现了从“经济优先”向“经济与政治并重”的观念转变。7之后,苏联解体重塑国际政治格局,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为日本强调“国家利益”创造了国际环境与国际政治氛围。两极格局的终结,推动了经济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也意识到,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各国将贸易保护政策转变为贸易互惠政策。这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促使基于对外经济政策讨论的“国家利益论”日益升温,追求“国家利益”成为日本制定外交政策、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及理念。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后迅速发展,与日本政府对华谋取政治及经济利益、构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利益诉求不无关系。

　　 再次,日本的“国家利益”争论及对华利益认知倾向,使得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与转变。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成为日本调整外交战略时不可回避的内容。关键在于,日本如何吸取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以形成特有的对于“国家利益”的理解与认知。日本国内存在的国家利益争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立场。一是被称为“理想主义”立场的“国家利益论”。该言论认为“应本着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以及对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警惕意识”,警告追求国家利益有不利的一面。坚持这一立场的日本市民运动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国家利益毕竟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二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立场的“国家利益论”。该言论认为,“战后日本的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家利益”,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三是介于第一与第二种立场之间的“折中主义”国家利益论。这种论点本着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增强等国际环境的变化,主张“应超越狭隘封闭的国家利益,而追求能够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相协调的开放性的国际利益”,其外交手段为“国际协调战略”,“但这一立场在日本国内往往被批判为软弱、随大流”。日本学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即使是否定国家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应该把追求国家利益当作前提,否则无法界定真正的国家利益”,而“折中主义”立场恰恰把目标定位在如何协调本国利益和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上。8类似观点在“21世纪日本的构想论坛”智库于2000年提交给日本时任首相小渊惠三的报告中被表述为“开放的国家利益”。上述论争无不反映出日本在国际事务中鲜明的国家利益诉求,其中,基于改变战后体制的现实主义“安全利益”追求,亦有形成“中国威胁论”的认知倾向,并屡屡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2002年日本对外关系专家委员会向小泉纯一郎首相提交的政策咨询报告《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中也强调了国家利益重要性及对华政策新认知。报告指出,全球化、军备竞赛加大、中国经济起飞等形势的变化,对日本和亚洲国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威胁,日本必须讨论应对之策,制定国家的外交战略;而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利益,过去对于国家利益有所忽视,现在对其进行讨论是必不可少的。报告还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明确定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日本外交政策中最为重要的议题。日中两国是‘协调与共存,和‘竞争与摩擦,的关系。”“中国军力增强可能对日本和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中日之间常常由于“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引起风波。9基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取向的“中国威胁论”观点跃然纸上。但日本学术界亦有不同观点学者认为,国家利益不仅是政府高层所设的与安全保障、同盟国相关联的内容,还应涉及日本企业海外利益、区域经济合作等“国家经济利益”。同样,日本经济界的“经济国益论”认为,在当今经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应谨慎采取“首相参拜靖国神社”。10

　　 除智库、学界和经济界表达了关于“国家利益”及对华政策的理念之外,日本保守政治家安倍晋三明确指出“外交的目标就是要保护国家利益,这是理所当然的。”112013年12月,安倍晋三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日本的国家利益理念:“所谓我国的国家利益,首先是维护国家本身的主权与独立、领土完整,确保我国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继承丰富的文化与传统,维护以自由和民主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保证其生存。”12该文件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概念、定义及内涵,显示出日本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改变战败国形象、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诉求。此外,该文件将中国列入“亚太安全保障环境与课题”,渲染中国军事力量增强威胁到地区安全,力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妨碍海上航行自由”等等,“中国威胁论”政策导向十分明确。日本对华认知的错误定位,成为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讲,国家利益可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多个方面,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事实上,日本在冷战后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日益明确地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的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之中,而不再如战后初期那样回避“国家利益”的政治诉求。回顾中日关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国家利益”诉求一直是日本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下文将对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及其国家利益诉求的演变进行阶段性分析。

　　 二、冷战后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安全及经济利益诉求

　　 冷战后期,中日两国都面对来自苏联的压力,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及诉求,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条件。面对中方积极主动的姿态,日本各界人士充分认识到中日恢复邦交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从而以实际行动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既往政策,促进中日互动。13中日恢复邦交及其后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中日复交的政治过程,还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后的中日经贸合作,日本各届内阁都十分重视中日关系。中日复交到冷战结束的十多年里,日本维持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方针不变,既有安全及经济利益诉求,更有审时度势的战略考量。

　　 (一)日本针对冷战变局、中美缓和及中国“入常”,加快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

　　 冷战后期,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亦放弃了长期推行的“遏制中国”政策,这成为日本调整对华敌视政策的重要原因。

首先,冷战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过程中认识到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1972年10月,日本时任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日本国会演讲时指出:“今天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多极化时代,国际格局出现了不确定的变化之势,并且整个形势正在从对抗时代朝着通过对话寻求和平的时代过渡。然而,不可否认,依旧随处可以发现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尤其亚洲更是如此。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两国间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这是加强亚洲稳定和繁荣的基础的最重要课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