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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晓峰: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更新时间:2023-01-11 00:47:51
作者: 颜晓峰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怎样始终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经受执政和长期执政考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党践行初心使命、追求理想信念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人民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的党的百年奋斗宝贵经验,是党在新时代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饱含着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和党建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揭示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层逻辑,是回答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最重要结论。

   一、确保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性问题

   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在武装夺取政权、成立新中国,巩固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保持长期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一直都在深入思考作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人民民主国家后,能不能跳出、怎样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这是党的历史之问、政治之问、命运之问。

   1.历史周期率问题蕴含的历史哲学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史,不难看出:有些封建王朝开始时顺乎潮流、民心归附,尚能励精图治、以图中兴,遂致功业大成、天下太平,但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过秦论》),秦朝却二世而亡。无论是创造了“汉唐盛世”的汉朝、唐朝,还是出现过“康乾盛世”的清朝,或短或长都改变不了改朝换代、走向覆灭的下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的一度夺取或建立了政权,如李自成起义军揭竿而起、所向披靡,但攻占北京后沉迷享乐、好景不长,短短几个月就在清军进攻中土崩瓦解。洪秀全太平军金田起义后,仅两年多时间就定都天京,但一些农民领袖进城后就攀比奢华,甚至相互倾轧,最终一败涂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同农民起义军、封建王朝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不能直接套用,但共产党执政后又失去政权却是不乏先例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告诫人们,历史周期率问题在共产党执政国家表现不同,但决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周期率是国家兴亡、政权成败的一种现象性规律,决定历史周期率的是历史规律,对历史周期率需要作出历史哲学的解读。唯物史观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解释,是认识历史周期率、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武器。历史周期率问题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一定阶级或集团能够占据统治地位,是与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生产力发展趋势和生产关系变革要求分不开的;同样,这些阶级或集团最终失去统治地位,也是与他们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阻碍力量直接相关的,也就是顺历史潮流则昌、逆历史潮流则亡。人民是生产力的主体,人民利益在生产关系中的体现程度是判断生产关系性质的核心问题,代表生产力发展趋势和生产关系变革要求就要代表人民利益要求。在私有制社会中,统治阶级始终是代表少数私有者利益的,他们同人民的利益矛盾是根本性的、不断激化的,这种对抗性矛盾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解决。这也是以往的统治集团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以往的统治集团具有的阶级局限性、狭隘性,使得即使统治集团中个别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周期率陷阱”,但统治集团也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更谈不上自己革自己的命,只能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2.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党的命脉性课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思考能否经受胜利和执政考验、决不重蹈李自成覆辙的问题。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该文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毛泽东强调“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的“窑洞对”,集中探讨中共得天下后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充分预见到党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告诫全党,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提出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保持“两个务必”的要求。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时,意味深长地将其喻为“进京赶考”,坚定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深谙历史之道、历史之变的毛泽东,已经超越了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视野和胸怀,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高度,探索和回答历史周期率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开展“三反”运动,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是党保持党员干部清廉、惩治腐败的初战。这一时期,党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党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后期,由于毛泽东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错误的估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改革开放以后,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加深了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就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作出决定,建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解决好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重大问题,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这就告诉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长期执政,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前提和政治前提,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进展。

   3.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兴党强党面临重大考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之一,这表明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已经成为更加突出、更加典型、更加紧迫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百年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并将继续长期执政,领导着14亿多人民,是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苏共垮台就是前车之鉴。苏共没有被穷凶极恶的纳粹德国打败,却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连续执政74年时轰然倒台。中国共产党决不重蹈苏共覆辙,在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同时,也在努力创造着政党不断壮大、继续长期执政的奇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大答案,表明了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我们党来说,确保长期执政就必须跳出历史周期率,跳出历史周期率就必须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好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70多年前,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讨论历史周期率问题,主要的历史经验还是依据中国历史上“政怠宦成”的惯性、“人亡政息”的现象。当时中共已呈现出在全国胜利的气象,但还没有夺取国家政权,苏共执政也还只有20多年。70多年后,党所探索的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已经是依据包括中国政治史、中国政党史在内的世界政治史、世界政党史的成败得失,特别是依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将历史周期率问题集中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这与“窑洞对”的历史背景相比,包含着更为广阔、深厚、久远的时代内涵。

   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既有兴党强党的有利条件,也面临各种重大考验和严重危险。“四大考验”是长期和复杂的,“四种危险”是尖锐和严峻的。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强大力量,我们党现在更需要有“愈大愈惧、愈强愈恐”的态度,因为“世界上最可怕的敌人从来是自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靠人民革命、进行人民战争打下了江山,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随着执政地位的稳固、执政时间的延长、执政资源的增多,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突出。一度出现的“四风”问题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等,导致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这表明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的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二、党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探索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成果。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这“两个答案”及二者的结合,则是最为重要的成果。

   1.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

   在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黄炎培从他的历史知识和人生经历出发,看到了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并将走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但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以往历代统治集团的本质区别,也就不清楚这条“新路”究竟是什么。毛泽东从党的性质宗旨出发,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实行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是党的性质宗旨、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是其他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统治集团不可能采用和实施的路径。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讲演中,毛泽东点明了为什么只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才能实行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根源存在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时强调要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还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也是对毛泽东的人民监督思想在新时期的坚持和发展。党相继提出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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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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