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稳增长未必能很好地稳就业。在跨周期调节的新型战略思路下，中国的就业管理模式不应再局限于短期的救助与刺激，而应将稳固就业基本盘作为一项长期课题来抓。要求我们在劳动力需求端和供给端采取大推进式的改革，保证政策的长效性，甚至脱敏于经济周期，一以贯之地扶持企业发展，帮助市场主体重拾信心。同时也要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做提前布局，使之适配于未来的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夯实就业根基。

　　 关键词：就业管理  跨周期模式  就业基本盘  人力资本

　　 近年来中国经济内外承压，就业形势也发生较大的波动，在这样的大变局时代，如何长期有效地稳就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过去，我们主要靠稳增长来稳就业，但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不是完全一致的，稳增长未必能稳就业，近年来这种背离趋势愈发明显。而随着跨周期调节思维的提出，可能会找到一种更加稳定的、长效的就业管理模式。如何理解跨周期调节的内涵？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怎样的？与跨周期调节相对应，就业管理模式应做出怎样的前瞻性调整？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并就如何实践就业上的跨周期调节给出具体化的政策建议。

　　 本文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节讨论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的本质区别；第二节阐释为什么逆周期调节不足以有效地促进长期就业；第三节从劳动需求端提出稳固就业基本盘的长期路径；第四节从劳动供给端提出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的前瞻性部署；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一、跨周期管理与逆周期调节的本质区别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遵循逆周期调节模式。具体而言，逆周期调节要求政策制定者针对短期内的经济扩张或收缩，采取紧缩或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以平抑经济波动，使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缺口保持在零附近。这种短期波动可能源于周期性，也可能源于外生冲击。当经济过热时，适度的紧缩性政策可以有效抑制通货膨胀，防止泡沫化风险积聚。相反，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扩张性政策可以防止经济失速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逆周期调节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过去的30年内，中国经历了4个主要的逆周期调控阶段（刘安长，2019；张龙，2021）：从1993年开始，针对地方财政过度扩张和投资过热的现象，中央实行了财政和信贷上的“双紧”政策。具体包括强化税收征管、限制财政支出、严控货币总量和信贷规模。这样的做法有效抑制了过高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速回落至合理区间，实现“软着陆”。到1998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同时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冲击，由此逆周期调节转向积极，由扩张性财政政策主导。这一阶段主要在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力，刺激需求，抵御冲击，使得中国成为亚洲率先恢复增长的国家。2005年，中国经济再度进入过热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与公共债务问题。与前相较，中央采取了更为中性的“双稳健”财政货币政策，以货币政策调节为主，通过数量型调控和价格型调控回收市场流动性。财政政策更偏向于结构性，比如调节公共投资方向、规范税收减免政策、规范财政资金使用。这些举措抑制了通胀上升，部分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的问题，但是产能过剩问题遗留了下来。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再次出台扩张性政策。与1998年类似，这次逆周期调节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主要包括四万亿投资计划和结构性减税计划，并辅以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至此中国在逆周期调节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做到快速反映、精准实施、稳健适度，为中国经济总量的高速稳定增长保驾护航。

　　 自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波动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特点，主要体现于3个方面。首先，本轮的经济增速回落具有明显的趋势性、结构性特征，反映出中国总需求疲软、供给质量不高的长期问题，并在疫情期间得到放大。其次，近几年是中国全面落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期，增长动力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创新驱动，要素驱动以传统的基建投资为代表，在短期内具有很强的逆周期效能，创新驱动以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为代表，短期内很难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阶段性的“阵痛”。最后，病毒不断变异导致疫情反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加剧，要求中国在对抗外部风险上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基于这三方面的新挑战，中国经济需要中长期的视角，在宏观调节上需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做通盘谋划、科学布局、系统安排。更加主动地使用符合中长期目标的结构性工具，在宏观调控周期上做好衔接。对此，中央适时地提出了跨周期调节的概念。

　　 跨周期调节作为一种新型的宏观政策设计战略思路，在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被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继续提到“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202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做好宏观调控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连续性、可持续性”。同年12月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对跨周期调节做出两次说明：“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

　　 跨周期调节的思路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国情，是中国经济在中长期保持稳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从根本属性上看，跨周期调节是一种战略思路，相较于逆周期调节更复杂也更抽象。因此，人们目前对于跨周期调节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界限缺乏一个很好的把握。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晰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的异同，进一步理解二者的本质区别。跨周期战略要求宏观调节政策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以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支点，以改革创新作为核心动能。当一项政策部署满足这些特征时，就已经脱离了逆周期调节的范畴，属于跨周期型。这最直观地体现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八大任务”中。

　　 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的本质区别在哪？如果将前者简单地归结为具有前瞻性、稳定性、连续性的逆周期调节，那么就忽视了“跨”字的含义，不能抓住其作为一个全新概念被提出的深刻内涵。所谓跨越周期，需要超越周期，跳出过去政策追赶周期的思路，形成一套独立于逆周期调节，关注经济基础，固本培元，长期有效的机制化政策系统。在设计逻辑上，跨周期政策显然不同于“未雨绸缪”的逆周期调节，后者的最终目的仍是防范短期风险，对冲短期扰动，这就是二者的本质区别。由于发力期限和着力点不同，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并不存在替代关系，而是要在逆周期的基础上搞好跨周期调节。

　　 跨周期调节会对国民经济管理的诸多领域提出新的要求，包括就业管理。就业是民生之本，居于“六稳”“六保”之首，稳就业极为重要。过去与逆周期宏观调控相对应，就业管理也是逆周期的。现在当宏观调控转向跨周期模式后，就业管理应做出怎样的适应性调整，是接下来关注的重点。

　　 二、逆周期调节不足以有效地促进长期就业

　　 跨周期调节下的就业管理亟待调整，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就业管理模式已经不足以长期稳就业。具体来说，传统的就业管理依附于宏观逆周期调控政策，缺乏连续性、长效性，难以实现就业层面的高韧性和基础稳固。本节将详细探讨其中的原因。

　　 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手段通过稳短期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稳就业目标。在经济下行时，就业形势开始紧张，劳动力需求不足，此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可以扩大生产，拉动就业。当经济趋于过热时，劳动力需求旺盛，则采取偏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砍掉部分财政项目，去除过剩产能，从严征管税收，可以平抑经济波动，也会压低劳动需求。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国的就业管理与增长调控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而逆周期调节之所以能够有效地行使就业管理的职能，是由于其建立在两大根基之上：一是逆周期调节能够稳住经济增长；二是经济增长能够稳定地拉动就业。当下二者均遭遇挑战。对于后者，需要从3个方面剖析中国的就业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以回答稳增长是否能够稳就业的问题。

　　 首先是对就业弹性的判断，即经济总量增长与就业数量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传统理论假设要素投入结构既定，经济增长会以固定比例带动就业，这典型地反映在奥肯定律中（奥肯，1962），它给出了20世纪中叶美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实际GDP增速比潜在增长率每超出（落后）3.2%，失业率降低（提高）1%。而后人们多以奥肯定律指代二者的稳定联系。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很弱（方福前、孙永君，2010），经济增长与就业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并不稳定，甚至存在背离现象（尹碧波、周建军，2010）。究其原因，经济增长对劳动要素需求的传导过程，以及劳动要素需求对就业岗位需求的传导过程均存在大量摩擦。

　　 一方面，中国的稳增长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型项目投资，而这些项目并非全部密集使用劳动要素，如果资金主要流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领域，甚至会对劳动要素产生挤兑。同时，近年来中国的用工成本不断攀升，叠加政策引导，许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自动化与数字化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机器取代人的现象。对于条件优渥的大型企业来说，在扩大生产时，劳动要素逐渐成为次优选择。

　　 另一方面，即便劳动要素需求回升，也难以充分地反映在就业岗位上。因为劳动要素的投入是总量性概念，对应于人均劳动时间和在岗人数的乘积。如果企业通过加班等机制延长人均劳动时间，以满足生产要求，那么就业规模就无法得到扩大。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大型企业尤甚（刘元春、丁洋，2022）。要素需求的传导阻碍还反映在不同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上。一般来说，大型企业相较中小企业待遇更好，准入条件更高，入职周期更长，因此吸纳就业的容量和速度均不及中小企业。在逆周期调节下，传统的大型投资项目多由大型企业承接，难以触及中小企业，甚至在政策实施初期反而会对中小企业形成压力，不利于就业恢复。以上因素都易引发“无就业增长”的现象。

　　 其次，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形态错位。经济波动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传导至就业波动，导致就业周期滞后于经济周期。在下行周期，效益不好的企业不会立刻申请破产，而由于合同及劳务仲裁等因素，雇员的规模也具有粘性，结果是就业层面的缺口会缓慢显现。在上行周期，就业波动的滞后性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对应于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企业需要时间寻求合适的工作人选，失业者需要时间提升专业水平，或是寻找合意的工作岗位。这同样会导致就业反应滞后。在这样的双周期错位下，如果就业管理始终遵从逆周期调节的模式，瞄准经济总量的波动，则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在经济由萧条转向繁荣的转折期，可能出现产出缺口已经由负转正，而就业颓势仍很明显，此时如果敏感地依产出波动而降低促就业的力度，就可能导致就业复苏放缓。

最后，相较于经济周期，就业周期的非对称性更明显，学界称其为失业回滞。失业回滞理论认为，出于人力资本退化、制度刚性、或是内部人协议的原因，萧条期后的劳动力市场活力会显著下降，失业者返工能力和企业雇佣意愿均会出现不足，导致就业受到的伤害难以修复（布兰查德、萨默斯，1986）。国内外研究证明失业回滞广泛存在（丁守海、蒋家亮，2013；加利，201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