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以国内外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导向，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深入解读经济实践，系统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意蕴及其独创性贡献，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出扎根中国大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

学理化研究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学者们一致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何立峰表示，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从经济和政治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经济发展原则、经济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理论、生产和需要关系、社会再生产、世界经济等维度，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逄锦聚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目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集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党统一领导经济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于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

　　 2022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研究阐释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与逻辑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和热议的重点。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内核，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超越了西方经济发展理论，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依附发展理论的教条，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新路径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任务。顾海良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更加鲜亮的中国特色，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更加显著的中国底蕴。“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规定，夯实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任保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原理与我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时代特征的特殊性相结合的现代化模式创新，突出表现为经济现代化、社会进程现代化、城乡区域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黄群慧认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要求，坚持党对经济现代化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要求，不仅是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所在，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刘伟表示，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核心抓手。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外部环境挑战；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建设现代化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质量的有效提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林毅夫认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具有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特征的、即在每个时点上给定又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要素禀赋，以及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有助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蔡昉针对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补足的短板，建议通过前沿自主创新形成创造性破坏机制，显著缩小与中高收入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继续推动资源重新配置，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强社会共济、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加快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谢伏瞻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是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作为重中之重，必须以强大的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王一鸣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先手棋，是牢牢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王跃生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刻体现了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要求和时代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高培勇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牵“牛鼻子”，统筹好市场主体发展和安全以及财政发展和安全。

深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2022年，我国经济理论界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形成了一批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新颖观点，在深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当代价值的同时，为谱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作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资本是马克思开展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范畴，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支配性力量。当资本进入无序扩张的状态时，其消极作用将逐步取代资本增殖的积极作用，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正确看待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合理“驾驭资本”。郭威认为，资本扩张产生于资本对劳动的绝对占有和支配，由资本自然属性延伸出资本对利润无限和无止境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根本原因。刘凤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新动向并不会消除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反而会产生新的消费困境，加重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剥削等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中根深蒂固的资本逻辑，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加之资本拜物教引致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引发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动荡。西方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利润导向和私有化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仅暴露了其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以致政府职能缺位和应对乏力，还激化了金融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凸显。袁辉强调，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再生产始终面临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内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基础与金融体系之间矛盾的约束，尽管货币当局可以规训货币金融体系，并在危机时施以援手，但它无法消除危机。可见，资本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技术逻辑和资本空间逻辑表面上延缓而实质上加剧、加深了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逻辑作用下的世界历史趋势走向对外扩张掠夺的霸权主义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循环机制主要体现为跨国生产过程与跨国流通过程。其中，跨国生产过程以建立跨国剥削体系为前提而表现出剥削性质，跨国流通过程则以形成世界市场为前提而表现出掠夺性质。宋宪萍认为，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本逻辑导向的世界经济金融化与空间化并不能解决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放大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风险。基于资本逻辑的风险治理和防控显然无法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风险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葛浩阳认为，资本的掠夺扩张逻辑导致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随着美国新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消亡、终结和反霸权力量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性崛起，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利益分配更加均衡的方向变革。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相互强化，构建了数字资本扩张、平台垄断、数字劳动剥削以及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新范畴，需要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深化认识并加强引导和规制。贺立龙认为，数字资本“垄断性”扩张根源于数字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平台垄断进一步强化了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实现了对海量用户数据的自然占有与隐性剥夺，逐渐呈现出“数字统治”的趋势性特征。张亮认为，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辩证关系逻辑，才能超越传统数字商品“生产论域”的批判边界、突破数字资本附身“生产领域”的认知闭环，清除资本增殖逻辑在流通领域“视而不见”的理论盲点。肖锋则强调，数字技术应成为解放劳动者的新手段而非资本逻辑下的异化新工具。也就是说，新技术只有在超越了资本主义应用的狭隘界限后才能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

　　 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界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与时代担当。洪银兴认为，中国经济学不应停留在抽象概念分析上，而是要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汲取西方经济学积极成果的同时，植根于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中国经济规律，成为致用的经济学科。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定位表现为：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定位于现代化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吕炜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经典经济学理论以及国际公认的基本理论和前沿理论融通起来，建立具有科学性、实用性与系统性的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应用过程中所需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及其内在逻辑规律。刘元春总结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必须避免的四个理论创新陷阱。一是简单延续传统流派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实践作为这些流派理论的中国案例运用；二是简单地停留在中国实践的政策分析上，不能在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实践的新规律、新典型事实和新逻辑演绎模式；三是简单地停留在思想性的批判上，没有切实转化为具有实证特色的理论方法和理论体系构建；四是大多停留在局部领域的知识创新，没有从整个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框架以及经济哲学层面进行体系化创新。金碚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基底必然是富含历史和经验因素的中国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可以从中国经济研究中透视世界经济，也可以从中国特色研究中比较各国模式，因此具有极大的学术张力。

聚焦经济领域重大现实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