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社会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实践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方法自觉，继往开来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及理论创新贡献学者智慧。

求真务实，积极回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围绕以下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学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和回应，体现了学科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和天下胸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陈军亚、张鑫提出，乡村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内生责任。李小云认为，当前农村发展存在基础设施、产业和人口结构等多层面问题，乡村振兴要在城乡融合的新型城市化过程中逐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王晓毅、阿妮尔提出，高城市化率与大量农村居民并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机遇；农户承包的土地制度、工业化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以及政府主导的执行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能。夯实振兴基础。田毅鹏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乡村空间的社会基础构成较为复杂，在实践中应给予关注。王思斌认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政策支持应加强乡村内在能力建设。向德平、向凯提出，乡村振兴需要处理好城乡融合发展、农民主体性以及小农户的社会支持等关键问题。折晓叶认为，乡缘与工业的适配关系，将为“工农相辅”结构空间的打开、资本回乡以及村社区治理和家园建设提供新模式。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吕鹏、傅凡发现，下乡企业通过灵活方式适应本地产业与社会基础，借助差异化手段处理市场环节，实现“有机嵌入”的可持续发展局面。邬家峰提出，应推动外源性干预主义的“国家视角”向内源性生活化治理的“农民本位”转变，破除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缺位”现象。贺小林、赵德余、卫笑啸发现，以股权为纽带可构建政府、地方国企、集体、农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合作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陆益龙、董倞乔认为，乡村振兴应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推进，以城乡融合、产业融合、“补短板”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为目标。王绍琛、周飞舟提出，三产融合发展为探索小城镇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道路，解决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遗留问题提供了可能方向。焦长权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即将进入下半程，农民工逐步返乡将重构以县域为中心的新社会空间。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政策顶层设计。关信平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社会政策发展始终坚持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优化民生保障的责任主体。熊跃根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已逐步走出一条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未来中国的社会政策将致力于建设一种普惠的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制。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林闽钢提出，我国全民基本社会服务发展取向为：建立服务清单，健全服务的标准体系，健全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注重信息技术在服务管理中的运用。刘继同认为，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最优制度路径是由“市场社会主义”转为“福利社会主义”。焦长权、董磊明认为，当前中国已明显跨过了“低福利”国家的门槛，并正在构建一个多层级政府共同负责的新型民生保障体制。社会救助与慈善形式更加多样。余少祥提出，我国传统生存型社会救助应适应新形势，向发展型社会救助转变。朱健刚、邓红丽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徐道稳认为，融合发展是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发展方向。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理论探索与路径创新。王春光认为，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三个定律，即共存、共生和共融。叶敬忠提出，共同富裕研究应实现由做“证明题”向做“问答题”的研究转向。李培林、崔岩建议，把农村相对贫困率降低到10%以下作为从“共享”走向“共富”的阶段性目标。郑功成、王海漪强调，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刘欢、向运华认为，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应以提升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完善兜底性社会救助制度、补齐社会福利制度短板及发展补充性保障项目等为重点路径。关注新社会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刘少杰、周骥腾认为，网络社会的空间分化和不确定性是正确认识新时代新社会阶层地位与作用的重要基础。林卡、季梦婕、蒋闰润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并总结了实现跨越的三重路径。李炜、王卡讨论了学界关于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并提出了“提低”“扩中”的三条政策路径。李春玲认为，新发展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方案应该从宏观层面、结构调整角度和特定目标群体三个方面进行设计。

　　 社会治理创新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张来明、刘理晖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将在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数字化变革上持续发展完善。刘伟、翁俊芳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话语具备双重意涵，能够帮助政界与学界搭建合作对话的桥梁。数字化转型。闫泽华、王天夫提出，数字治理的要义在于通过发挥社会的主体性作用来构建既有社会空间与数字社会空间之间的通路，形成具有弹性、以人为本的规则体系。乔天宇、向静林聚焦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促进连通性，推动开放与参与；实现数据化，增进智慧与安全；直面复杂性，应对风险与挑战。单勇认为，“基于平台的治理”从技术、组织、制度上为犯罪治理提供了转型路径，包括基于超大平台的治理和基于综治平台的治理。刘能、陆兵哲提出，数字化治理体系在与乡村社会基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挥效能。基层治理路径优化。欧阳静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结合点”出发，充分发挥基层简约治理功能，以保持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陈柏峰提出，应将以家庭诚信档案为基础的社会诚信制度建设作为切入点，在治理事务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责任连带纽带进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刘亚秋认为，“家”正在成为撬动治理实践的机制和工具。张力伟、高子涵认为，社区韧性的构建需要将情感治理和精细化治理贯穿于治理的“观念”“结构”和“行动”当中，打造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人心政治”。

人口均衡发展

　　 翟振武、金光照、张逸杨提出，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消解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的关键举措，应运用整体性思维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成长周期全覆盖和孩次全覆盖的生育支持体系。杜鹏认为，探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应确保全体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创造老年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并通过合作共享为全世界贡献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智慧。胡湛、彭希哲、吴玉韶提出，我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具备一核多元的治理范式优势、国家—家庭—社会相均衡的三元治理结构优势、大国模型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禀赋性优势，以及时代更迭和技术跃迁可能带来的后发比较优势，应融会中国优势形成“身—家—群—国—世”相贯通的人口治理格局，凝练“中国方案”体系以加快“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麻国庆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民族内在结构的特点，更要致力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凸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郝时远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为研究对象，围绕党章中有关民族事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容，聚焦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话语进行论述。王延中集中分析了近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几种历史观，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基于“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性，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主导性和开放包容性。菅志翔、马戎认为，需要厘清“民族”的引入和演变脉络，促成不同解读之间达成共识，从而真正在学理上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关凯提出要重建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宏观背景，把中国的“民族”研究与现代性研究和国家研究联结成一个知识域。此外，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创刊，旨在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文明交流互鉴

　　 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围绕“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主题，艾伦·麦克法兰认为，文明之间如果能互相理解、保持宽容，并多一些“同理心”，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劳伦斯·罗兰-伯格主张突破“东方”和“西方”的分野，充分考察世界各种“社会”的自主叙事；景天魁提出，形成“天下群”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黄平强调从说事、讲理、论道三个层次，把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道理说清、讲明、论透；渠敬东认为，从先秦时期绝地天通的山川祭祀，到中古以降澄怀修身的山水艺术，再到现代平等社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山河政治，皆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整全性的精神概念。文明比较的视野和方法。孟庆延认为，应在充分吸收不同学派尤其是马克思的过程性叙事方式的基础上，挖掘事件在本土历史社会学研究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李荣山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韦伯式比较历史社会学虽内含着“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理念，但仍带有文化本质主义特点，可以用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反思阐发一种真正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高勇反思了当前定量研究主流范式的“假设—演绎主义”路数的弊端，通过激活涂尔干的经典研究，探索一种与中国社会内在特征更为贴切的方法路径。成伯清识别了西方“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局限，尝试将“天下”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来思考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社会的肌理及其创造性转化。周黎安用“一体多面”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结合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张江华通过对“内地边疆”地区家族变迁史的研究，展示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凌鹏通过分析清代诉讼中的诬告案件，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多层情理结构。深入探寻其他文明的内在生成逻辑。杜月考察了“神圣个体”从涂尔干到戈夫曼的演变，揭示出法美两国社会理论的深层联系与区别，进而指出中国文明为西方摆脱神圣个体化困境提供的可能性。李英飞、陈涛、康子兴、王利平、杨勇等人的研究则推进了对法、德、英、美社会学传统的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