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中，新闻传播学围绕基础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致力于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在理论反思、概念重塑中持续向前推进，学科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学科创新有所突破，取得较大进展。

回到基本理论：新闻传播学的自主意识与学科创新

　　 （一）三大体系建设

　　 2022年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40年，学者们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周勇提出，自主知识体系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根本。对这一体系进行建构需要回到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从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入手，厘清本学科的内涵外延，确立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逻辑。王润泽提出，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应推动实践转向人文学科，将新闻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延展新闻学大工业时代的诞生记忆，贯通包括信息文明的整个人类历史层面。胡正荣提出，中国传播学的确到了再出发的时候。中国传播学需要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张涛甫提出，新闻传播学研究必须回应时代呼唤，从大的理论逻辑层面着眼，重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我们的理论不能满足于在微观层面修修补补，而应以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建构开启理论大格局。赵月枝提出，新时代中国传播研究要实现范式转型，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学术主体性。

　　 （二）基础理论创新

　　 新闻传播学中的基本概念被重新梳理。袁光锋、刘朝璞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通过考察《乌合之众》在中国的知识旅行，观察“群众”概念是如何被塑造甚至窄化的。马烨通过考察19世纪末至今“民粹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旅程发现，“民粹主义”一词跨越了不同的语义场，在异质文化间产生意义链。章晓英通过分析“transcultualism” 一词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来龙去脉，辨识出这个概念的三个理论脉络：作为后殖民主义、作为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模式、作为对二元对立身份认同理论的批判话语。方兴东、钟祥铭通过文献研究与跨学科比较研究，对“守门人”概念进行溯源，梳理其内涵与范式转变历程，提出从新闻传播的“守门人”到平台的“守门人”，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角色和作用的范式转变。

　　 对经典理论提出新的认知。胡百精梳理了中国传统辩论观的生成与选择，提出明理存道之宗旨，标举了中国传统辩论观的人文主义、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其虽倡导修己安人、维持既成秩序，却也导致思辨逻辑和真理性认知的历史缺位。展宁、周晨静将功能主义置于社会理论与传播研究的源流演变中进行追溯，考察功能主义这一宏大知识实体“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功能主义的断裂与延续。刘杰提出政治传播知识生产的“实践”转向，主张在走出“选举中心论”“技术中心论”的“知识自觉”背景下，政治传播研究不应仅在“去‘实’留‘名’”的意义上进行知识生产。刘涛将传播问题置于修辞学的知识脉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拓展并重构传播研究的修辞学范式。孙信茹将人的叙事代入互联网人类学，提出重新理解网络空间和场景、注重网络中的过程叙事与关系性、回顾生命历程进而拓展叙事空间等理念和方法，有助于研究者进入网络现场进行观察，达成对数字技术的深度分析的目标。李红涛、杨蕊馨从数字记忆的现实出发，提出应弱化“媒介作为记忆机构”的传统观念，将个人带回记忆研究的理论和经验视野。吴世文等提出中国网络共享观念史既是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命题，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传播学的可能。潘霁从空间理论出发，提出将身体姿态和感官体验、导航定向、人和非人元素稳定的拼装与多元移动性等问题引入数字媒介研究。

　　 （三）国际传播研究新进展

　　 国际传播研究视野不断拓展。胡正荣、王天瑞从系统论出发，以“系统协同”作为国际传播的整体战略前提和全面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的基础逻辑。张毓强、潘璟玲提出，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全球交往观，以探究当前全球交往格局下中国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发展。姬德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规范性理念有着丰富的阐释面向，其中之一是构成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路径。吴雷、姜飞提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塑，必须基于对“西方”概念和现实祛魅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解构奠定话语重塑的认知基础。周庆安、刘勇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应以文明、国家、党和新时代为主体来讲好中国故事。贾文山、卢芳珠尝试构建新全球叙事学，聚焦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叙事结构、叙事生产和叙事传播及其在国际上产生何种影响等。

　　 国际传播研究凸显跨文化视角。单波、李龙腾提出，中国新闻的主体性需要转向追求沟通、理解与包容的主体性，在沟通世界的过程中既表现共在共享、关系理性的“中国性”，又立足于多元交往的“世界性”。陈薇围绕跨文化语境下“理解何以可能”与“对话何以展开”，将全球语境下的“多级对话”应用于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吕璟、潘知常基于跨文化传播语境，在反思“去身体化”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身体在场”的概念，主张重建“身体在场”的传播意义。李红在反思跨文化研究长于“社会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尝试以“语言”为中心，在宏观的思想史、汉语思维以及身心实践三个维度把握中国传播观念中的超语言“思维方式”，以解答中国文化为什么是高语境文化的问题。倪天昌、朱润萍等以欧洲的2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探究文化因素对一国社会媒介信任的影响，并探寻何种文化维度或何种文化维度组合能够与一国媒介信任高低产生因果关联。

持续探索：数字传播时代的坚守与变革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如何坚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者从现实和历史层面展开了多维度研究。高晓虹、涂凌波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支点，这是应当坚持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论，是指导理论创新的“元观念”和深层逻辑。童兵提出，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坚守党性人民性一致的原则上要立场坚定，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郑保卫总结和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发展贡献了思想智慧和理论成果。邓绍根、曾林浩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传统和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在要求。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方提、尹韵公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如何从井冈山之“点”到呈燎原之势的延安之“面”的历史发展过程。

　　 拓展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方法与路径。陈力丹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需要端正学风，真正踏踏实实地研读和考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经典论著，不能片面以中译文为文本，以避免表达和理解偏差。杨保军提出，当前学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存在“重史论、轻实践”现象，需要从偏重史论研究转向史论与实践研究并重，并特别要重视对当今新闻实践的研究。张涛甫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场域的主流话语，经由多年实践和理论积淀，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的概念与观念集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支庭荣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存在根本区别，可以采用“嵌入性视角”来诠释新闻与人民的关系，经由宣传与组织的复合机制、政党与群众的有机联系、鼓动与引导的正向性、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实践，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了新闻与人民力量的嵌合。

　　 （二）危机与应对

　　 新兴传播技术不断冲击传统新闻模式，如何应对危机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陈昌凤、黄家圣提出，虚拟现实技术作为元宇宙的核心技术，正在驱动一场数字新闻业的变革，沉浸式新闻正在改写新闻的定义。姜华、张涛甫提出，信息传播格局的重组使得传统新闻业的“封闭系统”被打破，传统新闻业必须立足结构化再生产乏力的现实，才能真正找到破解结构化危机的路径。常江、李思雪提出，在数字媒体生态下，新闻回避成为一种日益普遍化的新闻接受模式，它是数字新闻生态的反公共性病理的一个外在症候，是数字新闻业正在面临严重合法性危机的表征。白红义提出，数字平台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平台社会的形成，平台挟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成为新闻场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场者，使得平台与新闻业的关系成为新闻学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王斌、温雨昕提出，数据分析作为新闻场域中的一种“非媒体力量”，不仅对记者的工作内容和新闻生产流程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触及到新闻业的工作边界和职业权威问题。王辰瑶关注“都市新闻业”面临的挑战，提出尽管新闻学研究近年来经常启用“危机”概念来阐述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新闻业状况，但整体性的新闻业危机话语尚不足以解释都市新闻业的独特问题，而“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也许可以提供对都市新闻业困境的深层理解。尹连根、王海燕提出，随着媒体市场合法性由公共性向公关性转变，通过边缘化调查性报道、绩效管理制度变迁等途径，媒体的专业性文化已然发生转变。

　　 关于如何应对新技术给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带来的危机，骆正林提出，面对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颠覆性变化，新闻学需要再造一套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重新审视和回答“第一问题”“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李良荣、魏新警提出，在信息科技所驱动的媒体融合时代，我国日益细分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显露出功底不深厚、能力不稳固、技能不适配等结构性问题，亟须建构适合当下媒体环境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李泓江提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换，新闻学将逐渐走出职业边界，走向生活世界，走向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

在新闻实践层面，朱春阳、毛天婵提出，多元行动主体之间以“积极行动者”身份开展协商沟通，有助于数字新闻业新边界与新共识的形成，这是数字新闻业共同体建构的新路径所在。刘婵君等以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新闻报道与用户评论为样本，探讨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我国主流媒体对建设性新闻各分支的采用情况与效果，并对比国外相关研究，分析了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独特发展价值。王积龙等提出，在社交媒体兴盛的后真相时代，报纸的议程设置具备更严谨的“真实”属性，这为报纸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陈接峰提出，新型媒体建设不是要成为信息的提供者、代言者，而是要成为公共利益的发声者和公共准则的协商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