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1—1925年，因推行质量优先策略，中国共产党发展缓慢，难以建立群众性政党。从1925年起，中国共产党改行数量优先策略，放宽入党标准，采用多种方式主动吸收成员，疏通团员转党员的渠道，量化分配吸收党员的指标，实现快速发展。短短两年多时间，党员人数由不足1千人发展到5.79万人，青年团亦同步发展。大发展后，出现了党员干部质量下降、纪律涣散、官僚主义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改造组织，改变制度以适应组织规模，努力训练党员，营造艰苦卓绝的组织文化。这一改造固然遗留不少问题，但不影响中国共产党整体上成为力量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力量格局重塑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快速崛起对自身和国家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入党 青年团 群众性政党

　　 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迅速崛起，党员由中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至中共五大时的5.79万人，团员由最初的2000余人发展至3.76万人，成为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力量。对此问题，学界大致经历从考察外缘原因到探讨发展机制的过程。已有研究认为比较重要的外部原因有：五卅运动影响，因国共合作获得发展，共产国际支持。对发展机制的探讨亦经历从社会史到组织史之视角转变。社会史视角着重探究中国共产党利用同乡、同学等传统关系发展成员。近年组织史视角下的研究则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策略性吸收党员的作用。但相关研究仍有较大探讨空间，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发展策略的转换即为其一。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始因执行质量优先策略而发展缓慢，到1925年1月仅有994名党员，之后改为数量优先策略而实现快速发展。针对大发展后党员质量下降问题，中国共产党秉持布尔什维克化的“造党”理念改造组织，成为其真正变强的关键。

　　 一、 质量优先发展策略及其困境

　　 建党初期，组织发展缓慢与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目标的错位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组织问题。其成员最初“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是知识分子宣传小团体。中共中央努力推动组织转型，在中共二大上告诫全体党员：党不做知识分子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会，更不做“空想的革命团体”，要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何为群众党？党员数量、掌握团体数目、可动员群众数量等均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其中，党员数量及分布最为关键，故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即努力发展党员以扩大组织，但其发展却存在悖论。中国共产党立志建立集中统一组织，要求党员服从铁的纪律，执行质量优先策略，吸收成员数量以“内部教育能力为限”；多数地方的负责人认为如只求数量会“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中国共产党要求加入者须认同共产主义和党纲，制定了严格的入党登记制度。

　　 中共一大要求入党须经一名党员介绍，由地方委员会考察两个月，合格方可转正。中共二大同样要求一名介绍人，不设考察期。中共三大大幅提高入党标准，“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劳动者候补期3个月，非劳动者半年。此标准高于联共经两人介绍即可成为正式党员的规定。部分地区在执行时又较为机械，无形中提高入党难度。广东吸收农民党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强调“一个人必须身家性命都不要才可以做同志”，使得普通农民党员失业，只能到县区党组织担任委员，导致农民入党意愿降低。对纪律的特殊要求亦会影响组织发展。统治陕西的军阀刘镇华残酷镇压共产党，西安党、团组织着重考验申请者是否贪生怕死，以此判定其忠诚与否。1924年陕西一师学生师哲申请入团，团组织带他去刑场观看处决犯人，然后问他“怕不怕”？在得到否定答复并观察师哲的确面无惧色后，组织方允许其入团。革命青年有一腔热血，但在未经历斗争之前目睹血淋淋的砍头场面，可能会影响其革命意愿。该年6月，青年团在陕西已耕耘近2年，仍未能建立“正式团体”。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各类成员时不乏弹性。1922年安源工人宁迪卿决定参加革命，要求李立三介绍他加入“青年会”，李纠正为“青年团”，宁也很快转为党员。中国共产党对申请入党的知识分子审核并不严格。出身地主官僚家庭的济南女师毕业生侯玉兰因追求时髦而入党。她后来向组织坦陈自己的入党动机并非源于阶级觉悟，而是有浪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的女子参政运动”的特性。未发展地区的入党标准更低。1923年夏，仅偶尔听人提到“共产党”的江西省立一师学生徐褐夫试着委托上海好友“替”其申请入团，不久他就收到批准入团的通知。其后徐褐夫找到几个通过不同形式入团者组成“一个雏形的组织”，南昌自此有了党组织的活动。

　　 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并不如人意。1923年7月中共三大时，仅有420名党员，比二大时的195人增加一倍有余，1925年1月四大时人数又增加一倍多（994人），但这对追求普遍社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数实在太少。并且，党员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其他有党员的地方人数少，且内部分布不均，组织涣散。1924年5月，山东共有党员15人，基本没有组织生活，“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仅1人按月交党费。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团党化的现象明显。加入青年团的人数相对较多，但增速同样缓慢，1923年有2000名左右成员，到次年10月也仅有2546人。地方团员规模非常不稳定，1923年9月团上海地委换届，两个月后新一届地委清查上届109名团员，仅查实57人，52人无着落。团员质量同样堪忧。湖南平江最初有六七名团员，“都不能明了”主义、策略，上级不得已取消该地团的建制。这与发展团员方式的粗糙有关。1923年11月，中央特派员到没有组织基础的青岛发展组织，邀请当地活跃的学生和工人座谈，一日之内就吸收10人（2名工人、8名学生）集体入团，青岛团支部得以建立。不难想象，上述问题无形中强化了干部质量优先、束紧组织入口的意识。

　　 1921年，共产国际大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参与国共合作。后者亦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共合作，一些党员担任国民党的重要职务。在获得影响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出现忽视自身工作的问题，部分党员在兼任国民党员的身份中迷失。1925年夏，中国共产党在省港大罢工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广东干部“只是各自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协会军队里工作”，未借机扩大自身组织。中国共产党未在民众中“建立独立的信仰”。

　　 建党初期，入党程序、党和团的内部竞争、发展路径都影响党组织扩大。对未发展地区，党常用特派员发展组织，以其作为该地区第一名党员的介绍人，进而实现扩散式发展。而待发展地区若无特派员，则难以找到入党介绍人。1925年福州有三四十名团员，没有党员，骨干团员很希望建立党组织，苦无介绍人。有人致信一位在中央工作的闽籍干部，请求其以通讯方式介绍自己入党。由于团员人数多于党员，党和团区分不明，两者存在发展竞争。团员升党员渠道不畅，造成超龄的“特别团员”大量存在，如山东寿光的青年团竟有67岁的团员。这些因素均牵制了双方发展。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以师生、同学、同乡等熟人关系发展组织的传统，具有较大封闭性。陈独秀发现工人党员多是“通过友好关系”介绍而入党，共产党没有成为群众党。在此情况下，一些工农新党员很晚才受到宣传，日后向组织抱怨道：“我以前并不晓得这许多道理，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早介绍我！”

　　 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性政党，不过工人入党人数较少。1922年中共二大工人党员占比19%，三大为25%，四大为35%，占比虽不断提升，增量却极为有限。1925年11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北京党组织“过去基本上没有工人”，只是最近才有“50多人加入”。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觉悟低是重要原因，中国工人大部分是老式作坊中的手工业者，“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对政治持否定态度”；受敌对宣传影响，如果同他们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极力躲避，最终只有“极少数人”加入共产党。中共四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工人群众中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

　　 由于新加入者仍以知识分子为主，组织规模增速缓慢。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但因其个人出路相对较好，对于踏上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往往有所迟疑。留法勤工俭学生周玠琏1921年在克鲁邹（Creusot）做工时，劳动学会的萧朴生向其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虽表同情，但因“工实救国的志愿太深”未入组织。此后，周玠琏在蒙达尼（Montargis）、蒙德罗（Mondello）、巴黎等地做工，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等10余名革命者接力向其宣传。经过4年的勤工和革命学习，加上五卅运动带来的思想冲击，周玠琏终于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于1925年6月入团。

　　 质量优先策略隐含中国共产党先锻造合格的党再完成革命之设计，但快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使其感到时不我待。五卅运动之时，中国共产党人手十分缺乏，党员在工作上往往顾此失彼。不久，维经斯基发现中国共产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仍未能达到“在斗争过程中把它组织起来的高度”，他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党员“人数不多”。即使在党员相对较多的上海和广州，党员也“比所需要的数字少得多”。建立群众性政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紧要任务。

　　 二、 推行数量优先策略以实现快速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内，很早就有积极扩大组织规模的呼声。1922年3月，旅莫支部成员提出应“尽力收罗党员”，建立强大组织。1924年该支部向中共四大的提案指出：最近党工作范围扩大，但党员非常少，应加紧“扩大党的数量”。旅欧支部也提议扩大组织，使本党“尽可能的推广，普及于全国各省县”。上海地方党组织强调“介绍新同志使党的扩大是件目前很重要的事”。中共中央亦有反思，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过去发展组织存在“过分严守，闭关主义”问题，而训练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并推动其入党，是推进民族解放的最好方法，党要建成“数量上及质量上”强大的组织，首次明确数量的重要性。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组织问题为吾党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应努力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有觉悟的农民入党。出于对粗滥发展党员的担心，四大仍坚持入党介绍人需两名入党半年以上的党员等条件，但地方对入党考察期限可酌情伸缩，给予一定开放性。不过，因一些干部存在畏难情绪，政策未能立竿见影，陈独秀称党失去“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五卅运动出现全国性抗议浪潮，中国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力量已足够强大，增强了发展组织的信心。随着孙中山逝世、西山会议派出现，共产党意识到国共合作破裂不可逆转，处于关键的“造党时期”，全党形成了快速发展组织的共识。

　　 不过，仍有人想通过质量优先策略实现量的发展，中共中央则坚定推行数量优先策略，于1925年10月指出，质量优先“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针对一些反对意见，上海区委道：“同志们，我们还不‘开门’么？不开门，永远只是一个小团体，不会是群众的政党。” 1926年10月陈独秀强调，“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其加入其他党派，“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青年团亦改变发展方略，提出“数量的增加，并不是乱扯”，将“团的组织扩大到一切青年群众中去”定为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方法发展组织。

首先，放宽入党标准，采用各种方法主动吸收党员。1925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四大的入党规定不再适用，入党介绍人只需一名不限入党时限的党员即可，各地候补党员，凡在五卅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