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912年清朝覆灭的七十余年晚清历史，既是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形成诸多历史叙事体系、研究范式或学派。在清史学科，既有以《清史稿》为代表的逊清派或者说清朝遗老派，也有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既有以孟森《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也有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更是形成革命史、现代化史、“冲击与回应”“中国中心论”、跨国史、全球史、后现代主义史学等诸多研究范式和历史叙事体系。

　　 这些研究范式、学派和叙事体系都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各有其问题。清史学科中的逊清派、民族革命派、“新清史”学派都有强烈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从而影响其学术的客观性;以孟森为代表的学术派走向另一极端，忽视历史研究的立场和指导思想问题，亦非现实。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现代化史、跨国史、全球史研究范式，更加侧重于或适用于经济史领域;“冲击与回应”范式偏重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调适;“中国中心论”偏重于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偏重于讲述中国内部故事;后现代主义史学偏重微观研究，它们都不十分适用于构建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

　　 就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个人以为革命史叙事体系、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大体比较适用，且在学界也最有影响力、最为经典。本文在笔者以前思考的基础上，就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两个叙事体系再略抒己见。不当之处，尚祈学界批评指正。

　　 一、关于革命史叙事体系

　　 革命史，是晚清史学科和中国近代史学科最为经典的历史叙事体系，也是最有争议的历史叙事体系。将一部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简化为一部革命史固然有其缺陷，遮蔽了革命史之外的许多历史，但就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革命史叙事体系是不可或缺和替代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是晚清政治史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对于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不存在要不要运用革命史叙事体系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完善的问题。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因此，革命史叙事体系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如何运用，则是有待做进一步商榷的。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史叙事体系摈弃了过去那种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表示“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但实际情况是，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并未能完全克服或摆脱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一个明显事实是，因为站在被统治阶级的正确政治立场上，革命史叙事体系几乎不加甄别地将晚清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与清朝政府的所有冲突都纳入革命或起义序列并加以肯定。而事实上，并非所有晚清下层民众的起事或“造反”都具有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都具有反封建性质。晚清社会发生的那些因盗匪、游民、帮会的敲诈扰民、抢劫掠夺、械斗火并以及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的分裂行为所引发的与清朝政府的对抗，就不具有什么反封建性质，就没有什么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可言;相反，具有破坏性。

　　 对此，毛泽东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告诫指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数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以及诸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等秘密会社，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引导，就不可能“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而只有“破坏性”;“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社会中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那种不加甄别的简单化革命叙事体系，实际上还是“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把任何社会现象“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并且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在所有下层民众或社会与清朝政府的矛盾和冲突中，前者都是进步的，后者都是反动的;只强调“造反有理”，而忽视了其必须要以先进阶级和政党领导为前提。这种思维定势，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造成历史观的极大混乱，给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乘之机，这是亟需加以纠正的。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中，对因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下层民众的偶发起事以及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分裂国家的行为与太平天国这样有纲领、有组织的农民革命，必须加以区隔，绝非所有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造反”和起事都有理，都具有反封建性质，都具有进步性。

　　 并且，即使对太平天国这样有纲领、有组织的农民起义，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其打击和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具有极大的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看到或承认其历史局限性，以及这场战争对当时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和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怀抱农民革命理想，制订《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作为旧式农民阶级，最终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家政权，他们建立的“天国”实际上仍然是封建王朝旧制，最后腐化堕落，内讧残杀，或沦为流寇主义，使他们的革命事业化为灰烬。

　　 当然，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完全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将太平天国说成“邪教”、说成“神权政治”，说成是“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大加歌颂，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批判。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农民革命，其特殊意义在于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其发生除了清道光朝吏治的腐败、政府的失能、土地的集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自然灾害的雪上加霜等国内因素之外，同时也深受国外因素的影响。道光朝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不稳定，就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疯狂的鸦片走私造成的银贵钱贱现象、鸦片战争的战费和战争赔款，以及清朝政府在战争及战后遣散十余万募勇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不但浸透着中国农民的革命理想，而且也受了西方基督教思想(集中体现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思想上)及资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中)的影响。最后，这场革命的失败，既是被满汉封建统治者联合剿杀，也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所绞杀。因此，这场农民革命已从属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范畴。只有从这一历史高度，才能更好地把握和认识太平天国的伟大意义。

　　 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晚清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思想认识已有了巨大改进，基本上摆脱了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表示:“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这突出体现在学界对晚清洋务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认识和评价上。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朝统治阶级进行的洋务运动，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里曾长期作为地主阶级的反动卖国运动遭受批判，被否定或忽视;而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论及晚清历史时，将洋务运动作为救亡运动或救国方案之一，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列在同一序列，加以肯定。《决议》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对于辛亥时期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虽然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一股“保清力量”，同革命派是“根本对立的”，是清政府的“同盟军”，但大多数学者不再站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立场上否定立宪派的改良道路，比较一致地认为两派的矛盾和分歧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并不代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争，客观上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是两派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肯定改良或改革在晚清历史上进步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受西方现代化史观影响，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或贬低革命，认为革命“酝酿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悲剧”，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民初军阀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明确表示“要改良不要革命”，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并不认为改良是一个比革命更为正确的选择，他在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说到晚清以来的历史时写道:“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即梁本人代表的改革派——引者注)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并且，梁启超也不认为民初出现的社会混乱是由辛亥革命造成的，以及这种混乱意味着出现了历史倒退。他指出:“若因为现在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便发生根本悲观，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当过渡混杂时代，罪恶总浮到面上来，各国都是如此，何独我国，一定说现在人心比从前堕落，这句话我却不能承认。从前罪恶何尝没有，或者因观念不同，不认他是罪恶，或者因社会舆论，不管闲事，不发觉他的罪恶。”同时，梁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也做了充分肯定，认为辛亥革命打倒中国皇帝，建立共和国家，传播了民主思想，“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并且，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进步亦是巨大的，甚至“比理想跑得快”。显然，那些否定和贬低辛亥革命的观点，不是基于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而是基于个人的主观想象和逻辑推理，因此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必须予以摒弃。

当然，在肯定辛亥革命伟大意义的同时，也不应讳言或忽视其历史局限性。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亚洲创立第一个共和国家，由此打开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晚清的资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系传统绅商和封建地主转化而来;另一部分为当时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有软弱性的一面，都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他们虽然从事革命活动，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一些组织和动员工作，但始终没有也不敢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甚至在革命遭遇困难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股反动势力相妥协，以至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最终被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旧势力所窃取。同时，作为由传统绅商和封建地主转化而来的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