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以现实的实体的人为本位，催生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知情意的关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饱满的精神生活。在基于自然人、个体的自我而形成的天下为私这一能极之外，形成了与之相异的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另外两大能极。在漫长的岁月中，“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天下为私”三大能极长期互相纠缠，相资、相克、相制、相夺，彼此互动，中国传统的地权与资本运行体系和与此相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因之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从而铸就了中华文明、中国历史成长和发展源源不绝的核心动力。

　　 一、中华文明三大能极共同铸就核心动能

　　 我们应当努力从构成中华文明生命线的核心价值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出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解读，而不是按照西方某种流行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来对我们评头论足，方才可以让世界更清晰地了解中国。

　　 西方用以解读中国最为流行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是几百年来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所谓东方社会理论。近代欧洲特别崇尚财产私有制度的众多学者，经常将个人本位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视为文明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与不竭动力。在他们眼中，包括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以及俄罗斯在内的所谓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社会，因为长期保存了土地公有制度和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所以一直处于不开化、不文明的停滞落后状态。其后，亚当·斯密、约翰·穆勒、詹姆士·穆勒、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又陆续将所谓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社会的范围扩大到中国，认定中国具有以上同样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早先关于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社会的论述，明显受到这些先行观点的很大影响。1853年6月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莫卧儿帝国游记》一书写道：“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6月6日的回信表示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随即，马克思在6月10日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专门讨论了印度的村社制度，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由于文明程度太低，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并“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后来，马克思仍然强调：“没有土地私有制的存在，这的确是了解全东方情形的关键。”

　　 众所周知，马克思晚年在其《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等著述中，重新研究了人类原始社会与东方社会的历史，尤其是俄国农村公社制度的历史，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依靠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构想。恩格斯在1884年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结合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摘录和批语，综合考察了包括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在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过程，研究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形成的具体过程，考察了国家如何逐渐蜕变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以剥削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反映了他们对所谓东方社会历史与现状所做的最新思考。

　　 我们知道，马克思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极具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他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尽管马克思本人在这里仍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列出，其后他又一再明确反对将他主要依据欧洲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这一概括随意套用到世界其他地区，可是第三国际建立后，苏联一些领导人和一批学者将上述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学说绝对化为不可移易的教条和公式，并简单化地套用以诠释中华文明、中国历史。清末以来，在西学东渐浪潮中，欧洲学人关于东方社会的上述论点传入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深深影响于中国学界。近一个世纪来，学界广为流行的做法，就是努力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詹姆士·穆勒、孟德斯鸠、黑格尔关于东方社会的观点同上述这一套公式、教条糅合在一起，构建出“亚细亚社会”“东方普遍的奴隶制”“土地国有封建制”“土地地主所有封建制”“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等形形色色的理论，用以改写中国的历史，铨叙中国现实。

　　 通观这些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今不古、亦今亦古的种种立论，它们都不难从浩如烟海的各种历史资料中找到许多佐证，但都缺乏对中华文明、中国历史全局的、整体的、贯通的以及融通的把握，对几千年来一直推动着中华文明、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动能缺乏准确的、全面的了解。

　　 以影响甚大的黑格尔而论，他看到了中华文明、中国历史所独具的整体性、稳定性、一贯性，但是他理解不了这种整体性、稳定性、一贯性因何而来。他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因此，他又断言，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来，中国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的进步。

　　 同样，黑格尔看到了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宗教从来没有像其他许多文明、许多国家那样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由神灵们所主宰的神圣的彼岸世界从来没有成为人们所宗奉、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一直以实体的现实的人和人们此岸世界的现实生活为本位，黑格尔断言，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成为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这里远离理性、自由、心灵内在的宗教信仰、真正的艺术和科学，这里的人因此不能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

　　 黑格尔还注意到，代表了实体性精神和个体直接统一的家庭，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祖先崇拜和家族谱系，在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黑格尔称，中国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皇帝犹如严父，是整个国家的大家长，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他认为，中国政府完全建立在家庭的伦理关系上。在中国，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各种义务都是由下而上，却没有从上往下的。在这种家长制的国家里，臣民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中国属于幼年文化，人的精神无法独立，更谈不上自由，他们像孩子那样一味服从，依赖父母。而皇帝是他们的绝对家长。“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

　　 应当说，黑格尔对中华文明、中国历史许多特征的观察还是相当敏锐的，但是，他的解读则大多流于表象，而且含有太多偏见。黑格尔看到中国没有以彼岸世界为终极价值的宗教的绝对统治，而一直以实体的现实的人和人们此岸世界的现实生活为本位，这确实非常有见地，但是他竟十分武断地宣称中国人内在精神因此而陷入黑暗，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则暴露了和他学者身份完全不相符的极端傲慢与十足偏见。

　　 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不以先验的神灵为本位，而以现实的实体的人为本位，催生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知情意的关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饱满的精神生活。《周易·贲卦》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刚柔交错”，就是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通过观察、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矛盾运动，掌握它们的变化规律；“文明以止”，就是要努力提升人的文明水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如何创造了自己所特有的文明深入的观察与研究，选择正确的路径，让文明由天下共同创造，文明的成果为天下所共享。

　　 作为中华文明、中国历史中本位的人，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人的本质固然离不开他们的自然性，更离不开他们的社会性，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绝不局限于个体的自我，更表现为他们是家庭、乡里、族群、国家、天下这些群体不可或缺的一员的大我。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不是满足于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中漫游，更不是像黑格尔所希望的那样，将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各种形而上学的观念都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领域，而是基于实践的或纯粹经验的方法，直面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往中的种种实际问题，能动地锲而不舍地积极应对。它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在基于自然人、个体的自我而形成的天下为私这一能极之外，早就形成了与之相异的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另外两大能极。

　　 天下为公、天下为家的权威论述，见于《礼记·礼运》。《礼记》一书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礼运》是一篇通论性作品，起始便引述孔子的一段表白：“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是，孔子认为，现实社会却是天下为家。在《礼运》论“大同”社会之后，孔子接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孔子这段论述里，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事实上，它们一直与天下为私互相纠缠在一起。正是这三大能极长期互相纠缠，积极相克、相资，彼此互动，共同铸就中华文明、中国历史成长和发展源源不绝的核心动力。三大能极的创造与确立，就是中国人精神生产的一项极为杰出的成果，它完全无愧为激励人类从黑暗走向文明的灿烂的精神之光。从这一点切入，就不难解开黑格尔为之迷茫的中华文明、中国历史那些重要特征的秘密。

　　 二、三大能极纠缠下的中国古代地权与资本

在漫长的岁月中，土地和资本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主要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中两大决定性要素。《汉书·食货志》劈头就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土地和资本二者被定位为“生民之本”。《食货志》紧接着强调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这就明确指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决定土地和资本合理地开发与运行的根本法则，而这也正是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在地权和资本领域努力制约天下为私的具体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