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杜甫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前人论杜，或誉之为“集大成”①，或誉之为“诗圣”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称誉是至高无上的。自从孟子用“集大成”这个词赞美孔子以来③，有哪位诗人能戴上这顶神圣的桂冠而不被认为僭越?只有杜甫。这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承认，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地位就像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是无与伦比的。

　　 那么，为什么本来是用来赞美孔子的“集大成”这个概念也能很恰当地移来赞美杜甫?“集大成”的哲学内涵与文学内涵有什么相通之处呢?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④又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⑤孟子对孔子的赞颂，至少包含有这么几层涵义:一、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精神。《易经》“随”卦说:“随，元亨利贞，无咎。”《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⑥可见儒家是很重视“随时”的，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正是意识到孔子产生于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以及孔子承担了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这样两点事实。二、充实完整，也即和谐。孔子总结、发扬了他以前的一切思想遗产，他的学说构成了一个充实而完整的思想体系，颜渊惊叹这个体系的无所不包:“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⑦孟子称其“金声玉振”，正是意识到孔子的学说有其内在的和谐性。焦循解释孟子的话说:“程大昌《演蕃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专彻远，纯而不杀乱也。’此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谓终条理者，为其叩之其声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终杀，是为终条理。按:始条理，《音义》云:本亦作治条理……金声有杀，以玉振扬之，所谓治之使条理也。杀则细，振以终之，则其声不细矣……金，镈钟也，声以宣之于先。玉，特磐也，振以收之于后。条理是节奏次第。金以始此条理，玉以终此条理，所为集大成也。”⑧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三、崇高。孟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⑨《孟子》中还记载孔子弟子有若之言:“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⑩又载曾参之言:“江汉以灌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11]这说明孟子意识到孔子思想和人格的伟大，无可比拟，也就是崇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集大成”的基本涵义，虽然在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但同时又具有美学上的意义。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体现时代精神以及和谐、崇高，都是美学的基本范畴。而美学一方面“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实践作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文艺实践”，另一方面也要服从认识论的总的规律，“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12]，也就是说，美学是沟通哲学和文艺学的一座桥梁。“集大成”这个具有丰富美学内涵的哲学概念可以相当顺利地转化为文学概念，而哲学家孔子头上的这顶桂冠移到诗人杜甫的头上仍显得那么合适，这无疑是主要的原因。

　　 (二)

　　 秦观说:“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钦!”[13]秦观所强调的“适其时”，也就是《易经》中的“随时之义”。在我们今天看来，杜甫创作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至少包括下面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杜甫所处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正是这个时代孕育了我们的诗圣。

　　 杜甫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他的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那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就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关键。如果我们把杜甫二十岁之前的少年时代略去不计，那么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正好是他后三十年生涯的中点。人们在谈到杜甫的时代背景时，常常强调安史之乱以后那个万方多难的大动乱时代。其实，对于诗人的成长来说，安史之乱以前的时代也同样重要。如果杜甫没有经历“开元盛世”，没有亲眼看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凛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14]的太平景象，他就不可能对破坏那个太平盛世的乱臣贼子怀有那么深刻的仇恨。当然，如果他没有经历安史之乱，没有亲眼看到“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15]的乱离景象，他就不可能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怀有那么深厚的同情。所以我们在考察杜甫的时代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某一个阶段，而应看到那个历史时代的整体和全貌。

　　 唐代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年间，虽然政治上也出现过比较混乱的阶段，整个封建经济还是在稳定地发展。到了开元时代，唐帝国达到了隆盛的顶点。但是与此同时，帝国内部所隐藏着的各种矛盾也在不停地孕育，滋生，激化。到了天宝年间，帝国实际上开始走下坡路了。皇帝昏馈荒淫，外戚骄奢淫佚，奸臣勾心斗角以争权，边将轻启边衅以邀功，朝政和整个社会日趋黑暗。正在这个时候，杜甫来到唐帝国的京城长安。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他在开元二十五年应试不第，天宝六载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16]的贫困生活。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7]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可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那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如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这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面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在《饮中八仙歌》中，我们曾找出了杜甫最初从浪漫主义者群体中游离出来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的依据[18]。而《前出塞》、《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诗篇更表明诗人在清醒之后，立即冷静地观察社会，热情地探索社会的病根。到了安禄山叛乱的前夕，他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9]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象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20]，十年长安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此后数年，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遭受到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他曾在深夜经过荒凉的战场，看到月光下的累累白骨。他曾被虏至沦陷的长安，闻到春风中夹杂的阵阵血腥。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新婚夫妇的生离、垂老翁媪的死别……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撕裂着诗人的心。他痛苦，他愤怒，他奋笔疾书，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不朽的作品，代表人民对那个时代发出了最严正的控诉和谴责。正是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动乱，使原来被遮盖着的社会黑暗面毫发无遗地暴露出来，从而使杜甫观察得更深刻、更仔细，并在现实主义的通路上继续迈进。安史之乱在八年之后基本平息了，但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军阀割据和战乱一直波及唐末。大历五年(770)，杜甫在一叶扁舟上垂危之际，他的笔下还写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21]的沉痛句子。“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22]，安史之乱的巨大灾难，对于诗人杜甫的成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十年，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封建统治者用以抑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这个作为缓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的主要手段的彻底放弃，必然使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深刻化和复杂化。土地兼并之无限制地进行和由此而引起的租庸调制的崩溃与府兵制的变更，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异族入侵与藩镇割据的形成，这些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政治社会现实，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动摇了唐帝国统治的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此后一千年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草图。这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代，也就是杜甫所生活着的大环境。杜甫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杜诗作为那样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诗史”，就具有特别深广的思想意义。

　　 一般地说，凡是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作家，都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否有明显的预感，他们的内心都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谰，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忠义慷慨，哀伤愤激，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杜甫之后，有悲歌“万马齐喑”的龚自珍和高呼“救救孩子”的鲁迅，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文学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的诗人，确实是受到了时代的玉成。

　　 第二，杜甫所处的时代在古典诗歌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在杜甫之前，五七言古今体诗经过了由汉、魏、六朝和初盛唐诗人的长期摸索，在形式上已基本定型，在题材内容、艺术技巧、风格流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遗产，这就为杜甫对古典诗歌进行全面的总结提供了基础。元镇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23]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赞》中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其实，杜甫对于他自己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有相当多的论述，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刘桢，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眺、鲍照、何逊、阴铿、庾信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杜甫都有诗论及他们[24]。仅从这些诗句就可看出，在杜甫的时代，古典诗歌已经积累了多么丰富的遗产(包括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而杜甫又是多么虚心地向前代诗人学习。我们不难从杜诗中找出足够的例证来证实杜甫在创作实践中确实吸收了许多前人的长处，正如后人所云，“实积众家之长”，“尽得古今之体势”。但是必须指出，杜甫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不但不是零星地、机械地借鉴某几位前人，也不是把前人的长处简单地相加在一起，而是在对前代遗产全面考察以后，作出了合适的扬弃与继承，从而在自己的创作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充实与和谐。他有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25]这说明杜甫是把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的，他对文学的源流演变有总体的认识，所以能对历代作家的功过得失了如指掌。“骚人”既逝，“汉道”代兴，文学是不停地演变、发展的。他认为后人应兼收并蓄地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但是每个时代的文学仍应有自己的独特风貌。正因为杜甫对文学传统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所以他一方面继承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