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当年，本人46岁，现在已是86岁高龄。像本人这样年龄的人，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到现在的全过程，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更是四十年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对以上所述不平凡的历史，有着切身的感受。

　　 对比四十年前后的中国，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肯定“文革”到彻底否定“文革”，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可以列举很多变化，概括地说，就是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十年前，中国的历史车轮是怎样改变轨道的，中国的乾坤是怎样扭转的？

　　 一场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人有幸见证并参加了这一历史事件，在这个历史关节点，对此作一些回忆，与读者共享。

　　 拨乱反正呼唤真理标准

　　 “真理标准”，这本来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怎么会成为全党全民讨论的议题呢。不联系历史实际，是很难理解的。

　　 在当时，实现历史转折并非易事，有两大障碍，一是政治障碍，二是思想观念障碍。特别是，又出来了“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时称“两报一刊”），发表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的结尾处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中用了两个“凡是”，以后人们就称之为“两个凡是”。“两报一刊”，来头是很大的，人们视“两报一刊”文章为最高权威，几乎等同于党中央。

　　 “两个凡是”有什么严重的意义呢？

　　 胡耀邦说，“两个凡是”就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两个凡是”不仅是政治总方针，也是党内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在当时，又是影响很大的一种思潮。

　　 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如何分辨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分清真理与谬误，就日益凸显出来。多年来，天天喊“句句是真理”，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人们终于意识到，需要认真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标准的问题。

　　 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是推倒“两个凡是”，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迫切需要，从更深层次看，也是实现历史转折，开辟中国发展新路的要求。

　　 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议论真理问题、提出实践标准的文章便应运而生。

　　 实践标准的提出

　　 人们认识历史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一眼就能洞察历史的天才人物，即使有，也是极少的。提出实践标准，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在揭批“文革”的错误理论中逐步认识的结果。下面略加记述。

　　 1977年8月25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指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据这篇文章的撰写者王聚武讲，这是胡耀邦同志的话。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是叶剑英的观点，也是胡耀邦的观点，因为这个讲话稿就是胡耀邦起草的。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邵华泽《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明确地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78年1月9日，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1978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江《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提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权，就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就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从以上这些文章和讲话中提出实践标准，到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章，是认识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由否定“两个凡是”到公开提出清理“左”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这是胡耀邦指导撰写的《人民日报》清“左”社论。

　　 据我了解，当时，有三个地方在撰写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

　　 先讲《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理论部，处在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前沿。他们发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断有人指责他们的文章批判了毛主席。这样的问题经常碰到。他们经过研究，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小文章，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这篇文章发表后，又有人来信反对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发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小文章不行，应该写一篇大文章。他们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写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邢贲思写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

　　 再说南京大学。该校哲学系有一位教师叫胡福明，当时40来岁，思想比较活跃。他独自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他是怎样撰写这篇文稿的呢？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采访胡福明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说，胡福明在南京的一些会上批判“四人帮”的谬论，却不断遭到指责，有人说他的发言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面对这种情况，胡福明想，“难道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

　　 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摆出了许多问题，认为如果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胡福明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大约于1977年9月，投寄给了《光明日报》。胡福明说，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这篇专访稿离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时间较近，所讲情况，应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

　　 下面讲中央党校的情况。

　　 中央党校是党中央的思想理论阵地，处在拨乱反正的最前沿，也是制高点。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叶剑英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很重要的教学任务。

　　 这个任务非常紧迫，也很复杂、敏感。怎么办？胡耀邦让党史党建教研室先拟一个教学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党史党建教研室写了一个稿子，12月2日，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审议这个教学方案。这个教学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揭露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革”。胡耀邦听完之后说，你们这个方案不行，要全部收回，立即销毁。

　　 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要看实践；一定要以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如果按照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胡耀邦的话不多，但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实践，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由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组建一个班子重新起草文件。

　　 南京、北京三个地方，不约而同地提出实践标准，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章，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英雄所见略同，反映了事物的普遍性。

　　 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吴江主持，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求意见稿）。这个文稿提出了进行研究的原则，一是要用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党校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八百学员讨论，然后把学员的意见与“征求意见稿”一起上报中央。

　　 吴江是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学员们的认识很模糊，比如有人说，你也在实践、我也在实践，那该根据谁的实践呢？这就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吴江（这时他又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找到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谈这个问题，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唯一标准”这个提法，既符合认识论原理，也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吴江画龙点睛地用了“唯一”两个字，既有针对性地排除了别的什么标准，但又比较含蓄，显示出了一个哲学家的水平。

　　 孙长江写出了一个初稿。我没看到过这一稿，据当时两位领导跟我说，他们看了这个初稿，觉得还不行，要再加工。

　　 正在此时，《光明日报》送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要求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

　　 《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

　　 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原来，《光明日报》收到胡福明的文稿后，进行了多次修改，将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决定在“哲学”专刊发表。这已是1978年4月上旬了。这时，刚从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结业的杨西光派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他在审阅《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当即决定，这篇文稿要作为重点文章在第一版发表，文稿联系实际不够，要再加工提高。杨西光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联系，请帮助修改，并希望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理论研究室请示胡耀邦，他同意这样办。

　　 吴江嘱孙长江，将他自己撰写的文稿与《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孙长江很快就在两篇文稿的基础上，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孙长江于4月27日完稿，吴江阅改后即送印厂排出清样，送耀邦同志审阅（约在4月29日或30日）。耀邦同志审阅后约在5月2日退回。

　　 胡耀邦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这是第一次审阅稿。

　　 吴江又让孙长江征求校内外一些人的意见，再作修改。

5月6日（星期六）下午，耀邦同志在富强胡同6号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孙长江将再次修改后的文稿交我，让我给耀邦同志审阅。到耀邦同志家落座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