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义疏学之出现，既是儒家经学之重要阶段，亦是佛教解经学一重要环节。其实“疏”之名号，其起源当是“条分陈述”，而非牟润孙所谓讲经记录，儒家已有用其名义者。至于儒家讲经，已有念诵经文、都讲论难等事;而讲经后撰集解释，亦出现在皇家讲儒经中。凡此种种，皆在佛教讲经流行于中国之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谁先谁后。佛教讲经，在印度有其传统，及到中国，义学僧人讲经，须以其仪轨与中国固有之讲经仪轨相格量。佛教解经之义疏，固为印度佛学与儒家传统解经学融合之产物;而儒家南朝以后之义疏学，亦汉晋解经学与佛教义疏学激荡之结果。

　　 关键词：义疏学；儒家；佛教； 讲经仪轨

　　 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在经典诠释形式上的最显著表现，即是义疏学的兴起。“义疏”“讲疏”“义记”等等体裁一时纷纷出现。翻检《隋书·经籍志》即可想见当时儒家义疏之繁盛状况；统计此时中土僧人撰述，亦以经疏为多。近来义疏学研究成为一热点问题，前辈学者如牟润孙、戴君仁、张恒寿有经典论述，今人如乔秀岩、郭永吉、华喆、圣凯亦多发其覆。我曾经对此问题有所研究，驳正牟润孙之说。最近樊波成撰《讲义与讲疏——中古义疏的名实与源流》一文，条分缕析，探讨义疏学“纲要型义疏”与“章句学义疏”各自的发展源流，颇见功力【1】。惟此文于儒家义疏与讲经之关系，及儒佛二家思想变迁之状况，犹有未尽之处。今重新对儒释两家义疏学与讲经关系作一检讨，以期对义疏学研究及儒释二家在六朝的交涉研究有所推进。

　　 一、“疏”义再考

　　 “疏”之含义，学界曾多以为是“疏通”的意思，即对于注文的疏通解释。后来牟润孙力证“疏”的本义是“记”，“讲疏”犹讲经之记录【2】。并认为义疏解经学之兴起，来自于讲经；此体裁最初由佛教使用，因之儒家的讲经以及撰制义疏，皆受佛教影响。此说一出，几为定论。然以词源而论，其说未必然。

　　 按《神仙传》卷七《蓟子训传》：“性好清净，常闲居读《易》，时作小小文疏，皆有意义。”3此“小小文疏”，当然是指为《周易》作的阐发性注释。蓟子训为东汉后期人。经典注释后来常用“义疏”之名，偶然也见“文疏”的说法。“文疏”更多的是作为“文档”义出现。如《三国志》卷五一裴注引《孙惠别传》：“惠乃出见，越即以为记室参军，专掌文疏，豫参谋议。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皆有辞旨。”【4】这提示我们，作为经典诠释的“疏”之词源极有可能与行政系统的奏疏、章疏有关。《文心雕龙·奏启》称：“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可见刘勰以“疏”为疏通之义。然范文澜注谓：“《汉书·苏武传》：‘数疏光过失。’注‘谓条录之。’《杜周传》：‘疏为令。’注：‘谓分条也。’《扬雄传》：‘独可抗疏。’注‘疏条其事而言之。’陈情叙事，必有条理，故奏亦称上疏。”【5】疏有疏通之义，故有条理陈述即为疏。《汉书》卷六〇《杜周传》：“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颜注：“著谓明表也。疏谓分条也。”【6】

　　 疏作为动词用是“条陈”，而后来凡是条陈之文本，乃至文本的物质形式亦称作“疏”。此疏既可指行政文本的奏疏，也可泛指平时的速记。《汉书》卷九二《原涉传》：“宾客争问所当得，涉乃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近来樊波成据尹湾汉简《衣物疏》等考古文献，证明“疏本为分条计识之义”【7】，可佐证我们的说法。汉代文本的主要物质载体还是简牍，所以分条记录的简牍，也称作“疏”。纸张广泛应用之后，以纸来条录陈述者，也可称作“疏”。“疏”即含有讲稿、草稿、文稿之意。又案《出三藏记集》载尼子事：“有好事者得其文疏，前后所出定二十余卷，厥舅孙质以为真经，行疏劝化”【8】。然则佛家所出自著文本，即便不是专门的经典注释，也可称疏。

　　 牟润孙考订，最早在解经体裁的意义上使用“疏”，来自佛教：“概略言之，释氏讲经而有义疏之作，见于史传者，以东晋法崇为最早，法汰、僧敷二人亦颇早。”【9】法汰等约与道安同时。史传仅言及他们著义疏，未明言义疏自此二人始，而推考道安注经体裁，仅为传注，则“疏”体亦不得更早于道安。然三国蓟子训已有为《周易》作“小小文疏”之事，是疏之起源不必尽在佛教。又陆机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虽说此书到底是三国吴人陆机还是西晋之陆玑（陆士衡）作，学界尚有争议，但《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皆有著录，六朝义疏也有征引，则此疏当为西晋以上文献。樊波成将之称为“纲要型义疏”【7】。按此疏但解释草木名物，非常符合“条分陈说”的意思。

　　 盖早期偶然出现的“文疏”“疏”或为专题论说，或为条举解说，尚未自觉地形成一种诠释学体裁。佛教则以“疏”作为专门的解经体裁之称。其最初不必与讲经相关，则“疏”字义不必然起源于“记录”义。事实上，佛教解释体裁的“疏”具有双层含义：以物质形态而言，疏含有“文稿”的意思，可以指涉解经者在经典之外撰就的解释性文稿。以解释学过程而言，“疏”应当用其“条陈”义。佛典事数、名相至为复杂，必须一一加以解释，甚至产生了独立的毗昙学。那么经师在解说佛经时，即于佛经之外条分缕析地加以申说，此即“疏条其事而言之”，所以称“疏”。同时，佛经整体的结构复杂，也需要一一说明，乃有科判之学，科判也与“条分”有关，因之亦称“疏”。总而言之，我们由以上分析可见，佛经解释作品称作“疏”，是与其解释学特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疏”之名义，不必起源于讲。然而佛教、儒家之讲经，其相互作用到底如何呢？欲探讨此问题，先要考察佛教传入之前的儒家讲经是何样态。

　　 二、佛教传入前的儒家讲经

　　 经典的教义要传承和发展，必须通过讲论。儒家自孔子起，便以讲学为学派和学术传承的主要方式。孔子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曲礼》描述当时讲学的情况说：“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礼记·曲礼》）秦时禁学，到了汉代，经典讲论传习随之复兴。比如：“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10】。伏生在齐鲁地区的教学，自然是要讲论的。至于董仲舒，“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11】从“下帷讲诵”，可见当时讲经时的物质施设和空间状态。先秦即有登堂、入室的区别。汉代的讲经空间，如果弟子众多，也必然有传习的次第。董仲舒与胡毋生共同将《公羊春秋》书于竹帛，我们从《公羊传》中的问难仍可想见到在先秦的经学传习讨论中，存在着辩难、讨论。这些在汉初的讲学群体中也存在。

　　 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一经又不断地分化出众家，博士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其讲论的场域，也成为师法、经说竞争的集中地。可以说，“显示正义，对治邪执”乃是多数经教共有的结构。在家法林立的环境中，一家经师博士讲授时自然要面对这丰富的传统经说以及同时代竞争的经说。除了讲学，另外更直接的论辩场所是经学会议，这是经师之间的当面较量。为了给裁判者（皇帝或名臣）证明经说的合理性，自然要连篇累牍，反复申说。

　　 博士讲经，开始当然是正面地解释文字（即所谓“故训”），发挥义理（即所谓“传”），以及辨析文章结构（即所谓“章句”）。但由于师法增多，博士要应敌，便在讲解中增加其他家的论说，章句即逐渐增加。它反映了讲学过程中经说之间的竞争。由于学者在学习一家的时候还要兼习他家，即增加了许多学习的负担，故《汉书·艺文志》感叹道：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12】

　　 章句最初也并没有这么繁琐，其增加源于说经时的问难。汉儒说经有问难，如《后汉书·鲁丕传》载鲁丕谓：

　　 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13】

　　 鲁丕既然谓“闻说经者”，说明此前的说经早就已经有问难。最初的问难，当是因学生的疑问或对手的为难自然发生的；随着经学的发展，说经者在讲经的时候会有意安排一些高水平的弟子，引用别家的经说，加以论难，以起到教学的效果。这个演变过程是推测，但东汉中后期毫无疑问已出现故意设立的内部问难，此即所谓“都讲”。关于“都讲”，学者常引用以下数条材料：

　　 《后汉书》卷二六《侯霸传》：“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为元都讲。”

　　 《后汉书》卷二七《郭丹传》：“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首山之阳。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

　　 《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布衣荷担，不远千里。”

　　 《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震少好学，……后有冠雀衔三鳣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14】

　　 既然称“都讲生”，说明都讲为弟子，但相较于普通弟子为高。《丁鸿传》“善论难，为都讲”，可见都讲负责问难。也只有经学造诣比较高的弟子，才能问出有水平的、可以让经师进一步发挥讲解的问题。从词源来分析，“都讲”与讲经有关，“都”是“总”的意思。都讲，犹云讲经时之负责人，既负责讲经的节奏，也包括问难。牟润孙说：“其时所谓都讲，职在代助其师讲授，所重在‘讲’而非‘问’。”【15】这种推测，是为了切割儒家“都讲”与佛教“都讲”的关系：佛教都讲设立，意在问难；儒家与之不同，则意主助教，不在问难。这有观念先行之嫌。尽管儒佛之“都讲”所指固然不同，而既然皆在讲经中设立，也还是有一些功能的交集，不然佛经也不会用儒家的“都讲”一词来翻译佛经中的“宣法人”【16】。

　　 佛教的都讲，首先要负责唱出经文，那么儒家的都讲最初是否有此功用呢？这需要从汉代讲经的实际场景来加以推测。那时的经学传授，“读”是其中重要一环。虽说“读”包含训释的意思，讲经开始还要以念诵经文为基础，并“离章辨句”。余嘉锡谓：

　　 博士讲经，初不持本。故每讲一书，辄择高材生一人，使之执书讽诵，然后为之讲解。一章既毕，都讲更质所疑，反复辩难，以晓四座，使众所未了，俱已释然，则不至是非蜂起矣。……遵明以前，讲者皆不持经书，故须都讲诵书也。【17】

　　 此说甚是。南北朝皇家的讲经中，还见“执读”一职，则当有读经的环节。下面我们就考察一下南北朝皇家之讲经，此部分最初的仪制受佛教的影响比较小，可以对比出儒佛之交涉。

　　 三、南北朝皇家之讲经

　　 关于南北朝儒家讲经仪式，最集中的记述应当是《隋书》所载北齐讲经：

后齐将讲于天子，先定经于孔父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