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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

更新时间:2023-01-02 00:16:05
作者: 叶嘉莹 (进入专栏)  

   词之为体,本为配合隋唐以来新兴起之宴乐而演唱的歌辞,早期只流行于市井之间,无论是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只要熟悉此种乐曲的音调,都可以依曲调写作歌辞来唱出自己的心声。所以今日所见敦煌曲子词中所收录的歌辞,其内容乃甚为博杂,任二北在其《敦煌曲初探》中,即曾按歌曲之内容将之分为二十多类,以为“文臣、武将、边使、番酋、侠客、医师、工匠、商贾、乐人、伎女、征夫、怨妇……无不有词”〔1〕,其所反映者乃社会多方面之生活情事,与所谓世变原来并无必然之关系。及至五代西蜀赵崇祚之编选《花间集》,则据欧阳炯序文之所叙写,其所选录者固原为当日所传唱之“诗客曲子词”,而其编选之目的,则不过是为了要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2〕,其无关于世变,自亦不待言,因此一般士大夫历来多将词之写作仅视为一种小道末技,以为其所写者不过只是一种歌筵酒席间之艳曲,固全然无与于世道人心,所以历来的词学家们也很少有人论及小词与世变之关系。但清代常州派的词学家周济,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却公然提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叹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渖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3〕周氏这一段话,不仅把词之写作与世变结合上了密切的关系,而且远追温、韦,俨然把五代《花间》的艳词也与世变结合上了密切的关系。这种观念的形成,在词学之发展中当然曾经历了一段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要想对此一段过程加以论述,私意以为必须从两方面来加以探讨:其一是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发展,与外在之世变有着怎样的关系?其二是词学家对于词之美感的反思和认知,又与外在之世变有着怎样的关系?下面就将对这两个问题略加论述。

  

   首先所要讨论的乃是《花间》词所表现的美感特质之问题。五代时所编选的《花间集》,乃是最早的一部文人诗客之词的总集,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所形成的美感特质,与以后的词及词学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花间》词之美感特质却并不易说明,这首先因为《花间集》所收录的大多乃是歌筵酒席之艳曲,这自然先在士大夫之间引起了一种是否应写作此种艳歌的困惑。不过士大夫们虽心存困惑,却又耽溺于此种写作,于是遂有意欲将此类艳歌之地位加以提高,而提出了“比兴寄托”之说,竟然欲将此类艳歌与《诗》、《骚》并列,这种牵强比附的做法,当然在词学中又引起了另一种困惑。所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就曾写作过一篇题名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指出了“中国词学之所以长久陷入于困惑之中”,盖“与中国士大夫一直不肯面对小词中对美女与爱情之叙写做出正面的肯定和研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该文中,笔者遂从西方女性文论着手,就小词之形式与内容作出了几点论述。(见《迦陵论词丛稿》)其一,小词之参差错落的形式乃属于一种女性化之语言,此种语言与诗歌之句式整齐的男性化之语言,在美感特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诗歌之整齐的句式,宜于表现一种直接感发的气势之美;小词之参差错落的句式,则宜于表现一种低徊婉转的姿致之美。这是形成了小词之要眇幽微之特质的第一因素。其二,小词中所写之形象不仅多为女性,而且其原型大多乃是取自于当筵侑酒的歌伎与酒女之形象,这不仅与诗歌之大多写男性之形象者有所不同,而且与诗歌中所写的女性形象之或取诸社会伦理现实之女性,或取诸理想中象喻之女性者,也有所不同。小词中之女性,若就其所取材之原型的歌伎酒女而言,自然乃是现实中之女性,而非有心之托喻。但此类歌伎酒女既完全脱离了社会伦理之关系,而只以美色与爱情为其突出显著之特质,因而遂于无意中产生了一种引人生托喻之想的作用,这自然是使得小词特别具含了一种要眇幽微之特美的第二点因素。其三,小词中所叙写者,大多为伤春怨别的一种女性之情思,但小词之作者则原是属于诗人文士一类的男性,因此当此一类男性作者在叙写女性的伤春怨别之情思时,遂往往也于无意中流露了自己内心中的一份失志不偶的哀伤,这自然是使得小词特别具含一种幽微要眇之特美的第三点因素。以上我们对于《花间》词之美感特质及其形成之因素,已有了大概的认识,下面就将对此种词之特美与世变之关系,也略加论述。

  

   谈到词之美感特质与世变之关系,自唐五代迄于晚清之世,真可谓历尽沧桑。词之内容与风格既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和变化,词之美感特质与历史之世变更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之关系。下面就将依时代之先后,结合词体之演进与历史之世变,对二者之互相作用之关系,略加简单论述。

  

   先从晚唐五代说起,此一时期本属于一个干戈战乱的多难之时代,但若从表面来看,则小词之风格内容与当时的世变之间,其所呈现的却似乎乃是一种相悖逆的关系。即如南宋之诗人陆游在其所写的《跋〈花间集〉》一文中,就曾慨叹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4〕陆氏之言,若就《花间》词表面所写的香艳柔靡之内容来看,与当日之战乱流离的时代,不免有一种悖逆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乃是,在当日大时代之战乱中,在某些小地区却仍能侥幸地保有一种富足安乐的生活,《花间集》既出于西蜀赵崇祚之编选,其所辑录也大多是流行于西蜀的歌辞。而西蜀之地区,若相对于中原而言,则在五代之世确实保有了较为安定的环境,何况根据史书之记载,前蜀之王建与王衍父子,及后蜀之孟知祥与孟昶父子,又都是耽于饮宴及伎乐之生活的君主。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前蜀王建墓中所发现之乐俑,其所演奏者即多为燕乐之乐器,亦可为证。〔5〕这自然就无怪乎西蜀人所编选的《花间集》,其风格内容之以香艳柔靡为主了。不过此一小地区既然仍处于动乱的大时代之中,则二者之间自不能毫无影响,何况《花间集》中所收录的作者,原也有一些是从中原流寓到西蜀的词人。〔6〕如此则中原之乱离对于这些作者而言,当然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花间集》中的艳词,遂往往在其表面所叙写的伤春怨别之情事以外,更暗含有一种大时代之阴影隐现其间。而也就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乱离与小环境之安乐的既相悖逆又相重叠的双重关涉中,遂使得小词原有的幽微要眇之特美,更结合上了一种足以触及人内心深处的悱恻难言的情致。而最能表现此种特美的《花间》词人,当推自中原流寓西蜀的韦庄为代表。所以清代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在其所编选的《词选》一书中,就曾说韦庄的《菩萨蛮》词乃是“留蜀后寄意之作”〔7〕。张氏能自韦庄所写的“美人和泪辞”之相思怨别的小词中,看到其底层深处的世变之阴影,当然原不失为一种有见之言,只可惜张氏之说过于字比句附,完全要以有心托喻为说,既不免失之牵强,且不能融会贯通,因此张氏对韦氏的五首《菩萨蛮》词,遂仅只评说了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诸阕,而对其第四首则缺而未论。那是因为第四首词中所写的“劝君今夜须沉醉”的及时行乐之言,使张氏感到难于以字比句附为说的缘故。于是后世之选本遂往往也将韦庄的这五首词任意割裂,而殊不知这五首词所反映的,正是韦庄身经世变以后,其生活与心情的几次重大转折。关于这五首词,早在1967年笔者所写的《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一篇长文中,已曾对之有详细之评说,读者可以参看。总之,我们既不必强相比附,将韦词指说为有心托喻之作,但韦词在其所写的相思怨别的小词中,确实有一层世变的哀感隐现其中,则是决然可信的。至于其他词人,则温庭筠虽未经亡国之变,但其所生活之时代则正值晚唐多事之秋,朝廷之党争,宦竖之专权,文宗时甘露之变与庄恪太子之暴卒,以及温庭筠个人的恃才不遇之身世,凡此种种,既在其诗歌中多有反映,则其词作虽属艳歌,但在其所写的伤春怨别的思妇之情中,其偶尔流露有潜意识中的某些失志之悲,当然也仍是可能的。〔8〕再如后蜀鹿虔扆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一词,其为直写前蜀的亡国之痛,当然更不待言。不过私意以为在《花间》词中更值得注意的,实在还不是这些对世变之背景比较明白可以探求的作品,而是那些全无世变之背景可资探求的,即只以叙写美女与爱情之离别怀思为主的一类作品。以前台湾的一位哲学大师方东美教授,在为辅仁大学讲授“宋明清儒家哲学”的一次讲演中,当论及宋代学术之传承时,就曾特别提到五代小词之重要性,也曾以韦庄为例,云:“再如韦庄,其传意言情,凄婉悱侧,乱世忠荩,可追《离骚》。”又云:“在五代这个堕落的时代,依然有美丽的艺术灵魂在那儿挣扎跃动,所以五代的诗人们以其至情至性,化诗为词,发为新韵,以写象其内心最凄清婉约的意蕴。”〔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词学家万云骏教授,在其所写的《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一文中,也曾特别指出伤春怨别之感伤情绪在诗词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引述李商隐的《杜司勋》一首中之“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两句诗,说:“伤春,不只是伤春天的逝去,而且是伤华年的凋谢,以至伤封建王室的衰颓。”又说:“伤别,不只是伤男女的离别,也伤离京去国,转徙他乡。”〔10〕方氏与万氏二位教授之说,都是对五代小词深美之意蕴的极为有见之言。而《花间》词之所以具含有此种深美之意蕴,则正是由于这些伤春怨别的小词,虽然产生于听歌看舞的安定的小环境之中,原来却正有一个大环境之世变的流离战乱的哀伤为其底色的缘故。

  

除去西蜀的作品以外,在五代的世变中还有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那就是建都在金陵的另一个小国南唐。南唐也是处于小地区之安乐与大环境之动乱的两重情境的关涉之中,只不过南唐的小词与世变之关系,却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待。冯延巳与中主李璟之词,所反映的乃是亡国以前的情境;后主的晚期作品所反映的则已是亡国以后的情境了。在前一阶段中,南唐之情境与西蜀之情境颇为相似,都是在大环境之世变中仍能保有小地区之安定,所以冯延巳与中主李璟的词,其表面所写的也同样是伤春怨别之情,而完全看不到世变的影子。宋嘉祐间与冯延巳有着戚族后裔之关系的陈世修,在其为冯氏《阳春集》所写的序文中,就曾说:“南唐相国冯公延巳,乃余外舍祖也……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遣兴也。”〔11〕此外,在马令《南唐书》中,也曾载有中主李璟写作小词之事,说:“王感化,善讴歌。……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阕,手写赐王感化,曰‘菡萏香销翠叶残……’云云。”〔12〕可见冯延巳与中主李璟之词,原来也大多是应歌之作,并没有反映世变之用心。但冯氏之词却曾引起了后世读者的不少有关世变之想,即如张惠言在其《词选》中,即曾谓冯氏之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13〕。冯煦在其《四印斋刻本〈阳春集〉序》中,更曾推衍张氏之说,谓冯氏“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词,若显若晦,揆之六义,比兴为多”,更曾结合当时之世变云:“周师南侵,国势岌岌……翁负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烦乱之中,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其忧生念乱,意内而言外,迹之唐五代之交,韩致尧之于诗,翁之于词,其义一也。”王鹏运在其《鹜翁集》中,收录有冯延巳的六首《鹊踏枝》词,前有短序,亦云:“冯正中《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怳,义兼比兴。”〔14〕张尔田在其《曼陀罗寱词·序》中,亦曾结合世变而对之加以评说,谓:“正中身仕偏朝,知时不可为,所为《蝶恋花》(按此乃《鹊踏枝》一调之别名)诸阕,幽咽惝怳,如醉如迷,此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为作也。”〔15〕直至当代,香港之饶宗颐教授,也曾结合世变来评说冯氏之《鹊踏枝》词,谓“‘不辞镜里朱颜瘦’,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又云“‘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则进退亦忧之义”,更云“‘惊残好梦’似悔讨闽兵败之役;‘谁把钿筝移玉柱’则叹旋转乾坤之无人矣”。〔16〕从这些评语来看,则我们纵然不必指说冯氏为有心之托喻,而其词之特美则固在其隐然有一种被世变所笼罩的忧危之感,则是确实可以使读者感受得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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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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