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体系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直接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得以养成和延续的载体。近代以前，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基本处于平行发展状态。西方知识体系第二次在中国传播的影响是直接对应西方知识体系，重构中国近代知识体系，虽有成效，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既有中西知识体系从冲突到汇通的历史基础，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据此，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有其特定的基本原则、基本途径和基本层次。

　　 关键词：知识体系  价值观念  基础与途径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知识是人对自身及主客观世界认识结果的总和；知识体系是指基于一定的逻辑基础、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具有民族性或地域性的知识总和，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后得到的知识系列。知识体系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直接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得以养成和延续的载体。对一种知识体系的学习，实际上就是对这个知识体系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念的认识和理解过程。

　　 古代中国、希腊、印度有着各自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知识体系沿革。中国有以“六艺”为基础而赓续数千年的知识体系，西方有源自古希腊的“七科”和亚里士多德知识分类的知识体系，印度有其自成一体的“五明”知识体系。从历史上来看，这三大传统知识体系，在其形成之初都是以自发、自主的形态独立演进的，而且三者之间是平行发展的。西方和印度的知识体系在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特别是西方知识体系在近代大范围传入后，对中国赓续绵延数千年的传统知识体系造成了“覆盖式”的冲击，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知识体系的重构。这种重构表面上是两种知识体系的冲突与融合，实质上是两种文化传统，也就是两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冲突与融合，而且这种冲突融合一直持续到今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全面推进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对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我们今天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汇通的交汇点上，有充分条件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而现代知识体系主要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尤其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建构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其中的核心与关键。

　　 西方知识体系的形成与价值取向变迁

　　 知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特定的发生发展过程。西方知识体系从产生到演化至今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内容也在不断扩充和更新。虽然它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随着社会形态与历史文化的变迁，其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的个性差异。

　　 古希腊时期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初创阶段，初步形成了该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其价值取向是围绕人的成长和发展而展开的。西方知识体系的雏形源于古希腊的“七科”，亦即智者学派侧重于人的发展的基本技艺的修辞学、文法、论辩术“三艺”，柏拉图侧重人的心灵和精神层面养成的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天文学“四科”。“三艺”与“四科”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西方知识体系的早期形态。

　　 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构成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他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多次提到知识分类，把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三类。西方知识体系的演变基本上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尽管其中没有包括逻辑，但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是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因为逻辑是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科学知识的工具，是知识体系的基础。西方知识体系从古至今的发展也分别是以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为基础而演化的。

　　 从中世纪开始，西方知识体系进入完善过程，价值取向开始由人转向神学，并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七艺”后被基督教接受并作为其教育的基础内容，奥古斯丁提出要学习这些知识来理解《圣经》。6世纪时，意大利克修都若斯(Cassiodorus)著有《学术通论》一书，正式使用“七艺”这个名称，“七艺”至此定型。随着欧洲早期大学的建立，大学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的建设日臻完善，西方知识体系的发展也进入了完善阶段。1088年，世界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建立，它的教师团队最初由一批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逻辑在中世纪被称为“辩证法”）的注释家组成，其后扩展到天文学、医学、哲学、算术等领域的学者，开始对知识体系各分支的内容进行了充实、改进与完善。

　　 1599年，《耶稣会官方教育计划》（Ratio Atque Institutio Studiorum Societatis Iesu，以下简称《教育计划》）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西方知识体系的定型。《教育计划》是耶稣会实施教育的纲领性文件，规范了教育体系的构架和运行标准，它要求“耶稣会的全体成员都必须忠实地遵循这个计划……所有教师都有责任落实其中的所有规定”。耶稣会的重要使命是传教和教育，为此在世界各地开设各类学校。尽管这些学校规模各不相同，但基本运行模式趋于统一，标志着耶稣会教育体系的成熟和知识体系的定型。《教育计划》所确立的知识体系的神学取向更为明确，也是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依据。1594年，耶稣会在澳门建立圣保禄学院，第一批来华传教士以此为基地，将西方知识体系传入中国。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开始从神学回归到人和自然。人文主义的兴起，旨在把人和自然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便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障碍，这正是它在理论领域以理性反对神性的表现。而基于理性的自然观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推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以科学实验为普遍的科学方法，催生了归纳逻辑，从方法上改变了古代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形态，使得近代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呈现出作为实验科学的突出特征。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知识体系各学科分支的分化与形成，在内容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和飞速发展，但知识体系的架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西方知识体系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与古代中国、印度知识体系平行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西方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也是把握不同知识体系之间本质区别的重要条件。

　　 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既是中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基石。西方知识体系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末到清初，传入的主要内容是以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为主的基本框架与部分分支的基本内容；第二阶段为清末至民初，传入的主要内容已经全面涉及知识体系各分支的完整内容，包括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领域。

　　 西方知识体系框架与基本内容的第一次介绍主要集中在四部著作中。高一志（Alfonso Vagnoni）写于1615年，刊印于1632年的《童幼教育》之《西学》篇，首次将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介绍到中国。这个知识体系包括：文学（即文史类知识）、法律、医学和哲学。哲学有逻辑、物理学、数学、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是“诸学之根基”。具备这些知识后，方可进入神学的学习。其后，艾儒略(Jules Aleni)在1623年刊印的《西学凡》中，对西方知识体系相对完整的基本框架作了系统的介绍。这个知识体系有六个部分：文科，亦即文史知识、写作和讲演论辩等；理科，即哲学，有逻辑、物理学、形而上学、几何学、伦理学；哲学学成后，可进入到医学、法律、教会法和神学的学习。其中物理学是广义的自然哲学，涉及自然科学的各主要分支。李之藻与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于1631年翻译刊印了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的逻辑学讲义，中文名为《名理探》，该书介绍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至清初，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于1683年综合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编译完成了一部60卷的集成之作——《穷理学》，也沿用了《名理探》对知识体系的介绍。

　　 以上四部著作对知识体系的介绍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体系是完全对应的，体现了《教育计划》对世界各地实施教育的标准化管理的特点，也说明了西方知识体系能够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影响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到1723年雍正禁教，来华传教士翻译刊印的图书有437种，除宗教类图书外，还有社会科学类图书55种，自然科学类图书131种。清政府禁教后，西方知识体系的第一次传入告一段落。

　　 西方知识体系的第二次传入是在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近代社会形态变革、文化转型和近代科学体系的建立，西方知识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内容，形成了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与第一次传入相比，西方知识体系的第二次传入在传播渠道等方面出现了多样性的变化。传播渠道主要有创办报刊、编译图书、统一术语、创办西式学校等。

　　 创办报刊是实时传播西学知识与见闻的主要渠道之一。代表性的刊物主要有：《万国公报》（1868）、《中西闻见录》（1872）、《格致汇编》（1876）和《译书汇编》（1900）等。这些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近代学术新成果在中国的同步传播。

　　 编译图书是系统了解西方知识体系各门学科具体知识的有效途径。在清末，一批机构和中外知识分子开始编译涉及西方知识体系各领域的基础知识。主要机构有江南制造局、格致书室、中国总税务司等，主要人物有傅兰雅、艾约瑟、严复、王国维等。他们翻译、编撰的图书对各门学科的内容介绍更为全面和系统，广泛涉及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所涵盖的各个分支领域。

　　 清政府学部开办编订名词馆以规范新知术语。由于传播主体、传播途径和传播形式的不同，传入中国的术语出现了表述不一、含义混杂的现象。清政府学部于1910年设立编订名词馆，陆续出版了系列《名词对照表》，对各学科术语进行规范。

　　 创办西式学校是系统培育传播西方知识体系人才的直接渠道。1889年，清政府建成校舍拟开办博文书院，但没有运行。1895年，光绪皇帝准奏成立天津中西学堂，并“以博文书院房屋为专堂”，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新历程。

　　 1902年清政府颁布首个由国家规定学制的文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设立的目的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主张，开办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京师大学堂的专业分科则“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京师大学堂教育体系尽管模仿自日本，但其实质仍然是套用了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进而巩固了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而西方知识体系的传播，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嫁接到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上创造了前提性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框架与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有深厚的历史源流和明确的价值取向。中国早期的知识体系形态是周代的官学“六艺”，包括礼、乐、射、驭、书、数（《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这个体系的价值取向是以礼为核心，服务于周王朝的等级制度，它既是典章制度、社会政治秩序的规范，也是人的日常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春秋时期，周王权式微而导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为私学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百家之学大行其道。其中以儒、墨两家影响最大，“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新“六艺”（也称为“六经”）传授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