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正义是生态价值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哲学内涵。人类只有将关于生态价值的理性考量纳入到实践活动之中，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正义之境，从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中国生态正义既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也是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镜鉴超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的弘扬，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表征。深刻把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共权力与生态权利、生态权益与生态责任、美丽中国与绿色家园的辩证关系，是全面展示当代中国生态正义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生态正义；生态文明

　　 生态正义不仅是重要的生态伦理学议题，也是关乎人类如何运用政治智慧和制度安排，更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政治哲学命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9页)人类只有将关于生态价值的理性考量纳入到实践活动之中，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正义之境，从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一次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地位，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生态正义不仅构筑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愿景，更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建设美丽中国的初心和使命。

　　 一、生态正义何以可能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危机凸显，生态正义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焦点，但时至今日，生态正义何以可能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探讨生态正义，不能仅仅为“人与自然的正义何以可能”寻找学理依据，更要求我们必须能够将人类对非人类存在形式的现实关怀有效转化成一条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也就是“不仅在于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共生性、关爱性哲学伦理关系(价值)，而且在于如何将这种哲学伦理认知实体化为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郇庆治，第38页)。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正义决非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生态领域的简单延伸。后者立足于人和人的社会，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及其制度保障，是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前者则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一方面强调自然资源的中介性，要求在符合当前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通过科学、合理地调整人类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与长存；另一方面强调公共权力在自然资源配置中的公正性，避免因配置不公平而产生异化力量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侵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生态正义是人类社会谋求变革的一种新的价值范式、实践模式和生存样态。基于此，我们既要注重生态正义的现实建构性，更应在整全意义上把握生态正义的基本内涵与核心价值。

　　 从实然层面看，作为一种价值批判，生态正义通过评价、反思、审视等基本功能，规范人类社会不断开展符合生态正当性的实践活动。从应然层面看，作为一种价值诉求，生态正义以扬弃传统“反生态性”的工业文明、构建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生态文明为目标，同时通过规范、引导、建构等基本功能，为人类社会规划出一幅切实可行、能够满足人类整体性发展需求的实践图景。这种“整体性”至少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的全体性，即跨越地域、国家、民族的代内主体正义；二是时间维度发展的永续性，即在场各代与尚未出场各代之间的代际主体正义；三是存在维度的跨越性，即不分人与自然的种际正义。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一个真实、普通的常识：地球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唯一家园，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更是万物生灵的共同家园，共生共荣来自万物和谐。“人类看自然，实际上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看另外部分的自然；从整体上说，人类看自然就是看自己，人类认识环境就是认识人类自身。”(韩震，第12页)为此，我们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尽管当代中国同样面临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挑战，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证明了当代中国生态正义的实现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不同，在充分保证资本“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引导、驾驭和利用资本，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琴瑟和谐。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凸显“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圆融无碍，不仅要求将生态理念融贯于经济发展，推动我国高质量、绿色化经济体系的创建；也要求将新发展理念贯彻于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我国高效率、效益化绿色发展的转变。“党中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51页)中国共产党人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就价值诉求来说，新时代应该实现怎样的生态发展?或者说，怎样的生态发展是正义的?就实践向度来说，新时代应该如何实现正义的生态发展?以及如何让生态发展的红利真正共享于民?“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5页)笔者以为，当代中国生态正义的基本愿景是“两山论”的完美践行，包含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共权力与生态权利、生态权益与生态责任、美丽中国与绿色家园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准则与实践遵循，并以此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共建生命共同体。

　　 作为追求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崇高价值理念，生态正义秉持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为价值旨归，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实践方略，立足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寻求一种既能满足人类合理需求，又能促进自然良序发展的政治价值诉求和政治制度设计。就其理论形态而言，生态正义超越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视野，昭示着人类政治实践的生态考量，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联动与和谐共生寻找理性依据，是引领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的价值坐标和制度准则。就其实践形态而言，生态正义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纾解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为诉求，为谋求绿色发展方式、优化生态治理路径提供标准，体现了人际正义与种际正义的辩证统一，是指导人类社会应对生态危机、协调生态利益、整合生态资源、化解生态矛盾的基本原则。鉴于此，生态正义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历史性。生态正义决非高悬的绿色虚幻，它深深扎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历史样态。二是公益性。生态正义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在力求消除人与人之间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物质利益差距、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寻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三是革命性。生态正义通过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扬弃以牺牲自然资源和剥削劳动者物质利益的、以传统工业化体系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模式，为人类构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

　　 二、生态正义的中外考辨与时代证成

　　 当代中国生态正义理论既是对西方生态正义理论的镜鉴超越，也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有效传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合理内核的根本遵循。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和高远意境。

　　 1.中西生态正义考辨

　　 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生产方式的任何变迁都不会改变资本逻辑的性质，相反会不断激发资本增殖对“供求两端”的全球统治力，生态殖民化愈演愈烈。近几十年来，全球变暖、臭氧层耗竭、水资源恶化、土壤退化、物种减少、森林锐减、毒害物质跨国转移、恶性流行性病毒大流行等全球问题愈发严重地影响、改变着人类的生态环境。这一严酷现实也引发西方社会的广泛忧虑和讨论，形成了种类繁多甚至相互歧向的生态正义思想。整体而言，西方生态正义理论大致形成了以主张“生态优先和自然价值”为主题的生态中心主义、以维护“人类社会内部的环境权益”为主旨的环境正义理论和以推动“人类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谐关系”为核心的生态正义理论三种理论进路。客观地讲，由于三种理论产生于浓烈的问题意识，时至今日在某些领域依然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具体而言，在学术层面，生态中心主义是第一个尝试重构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基础的思想流派，期望从根本上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秉持的“征服自然”思想的道德责难和伦理超越。环境正义对人类社会内部的环境权益分配问题所做的理论探索，对于完善现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分配体制具有参考价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释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和资本增殖的反生态逻辑，深化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现代性视域。在实践层面，西方生态正义理论在谋求政治革命、塑造生态理念、调节社会生产、抑制异化消费、打破资本垄断、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样从正反两面给予我们启示。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生态正义的核心问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何有效驾驭资本，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如何更好提升治理能力。构建当代中国生态正义，必须在超越西方生态正义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正义发展路径。

　　 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蕴藏着深厚的生态正义思想。中国传统生态正义从“道”与“仁”的价值基点指向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大同之境”、人与人仁爱和睦的“至德之世”;以“道法自然，万物同源”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以“治世为仁，礼法合治”促成了仁爱协和的社会治理规范；以“物无贵贱，济世利物”构成了厚德载物的社会价值取向；以“仁民爱物，人文化成”形成了“和合之道”的政治实践路向等，展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正义思想极强的包容性、广泛性和穿透力，并因此塑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以人物友好、民胞物与、万物平等为价值理念的“外生态”正义观，以及人与人之间以重人贵生、仁民爱物、慈爱和同为思想内涵的“内生态”正义观。这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自然的规律性不断规约人类的能动性的历史过程，使我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基本政治范式展现了一种人与自然更为全面、更加深刻的交互关系，同时也启示现代社会，有必要在人类的认知思想史和政治实践史上完成一次从控制自然到尊重自然的“历史复归”与彻底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不仅包含了生态正义的丰富内涵，而且内蕴了通往生态文明的应然之径。

古往今来，中西方吁求的秩序良好的理想社会图景，须臾离不开生态正义的规范指引与价值支撑，追求生态正义的崇高理想与价值夙愿一直深契于人类社会的文化绵延与政治探索之中，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现实合理性的重要精神力量。作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最深层的价值观念，生态正义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基础，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整体联动与共生和谐寻找合理性依据，同时也为扼制和消除生态危机提供有效性对策，构成维护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根本价值遵循。中西方生态正义的发展与嬗变一再确证，人类并不具有超越自然的价值优先性，人类的实践活动决不可逾越自然的可承受界限。因此，立足于生态正义的价值原则，革除人类优先的价值霸权思维，自觉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发展出路。生态正义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反省，引导社会主体重铸共识性的道德自觉，开展整体性的制度筹建，特别是面对现代社会利益多元与危机肆虐的生态境遇，挖掘并重振生态正义的共识性价值，具有愈加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