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18 世纪以来全球工业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的世界依然处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喀布尔时刻”的出现意味着再强大的国家也很难征服组织起来的弱小民族和国家；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具有普遍价值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规律。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贫困状态的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摆脱贫困、拥有较为先进的国家基础设施，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应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工业化；中国模式；和平与发展

一、引言

　　 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台上执政的4年里，推行“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并且从众多国际组织、条约、协定“退群”。同时，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更重要的挑者”，挑起中美贸易争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主要工业国家经济萎缩，而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影，实现了罕见的经济增长。在巨大的反差下，一些发达国家政客不惜以各种谎言和骗局诋毁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成就，特别是中国的抗疫成果。拜登就任以来，其团队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定位，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在“美国回来了”的口号下，美国联合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一起制约和制衡中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教育科技不断进步，呈现出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尽管如此，在疫情冲击下，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免忧心忡，不知道未来世界将如何发展和变化。本文试图从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探讨和分析未来世界的基本走向。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相继步入工业化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至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成为新兴发达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根据中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官方数据测算，到2020年，中国的GDP已经相当于美国GDP的74%左右[1]。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激励下，印度也开始走上经济改革和工业化发展道路，30 多年以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明星。以上事实说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处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断实现工业化的时代。

　　 18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源头是14世纪开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其宗旨是从罗马天主教会统治和封建领主统治的残酷政治经济压迫下解放出来，顺应当时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要求。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引发了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浪潮，欧洲各国殖民主义者大规模开拓海外殖民地，由此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和财富的快速积累极大地提升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地理大发现等催生了第一代人权理论，其核心是西方自由思想，主要是反对罗马教皇和欧洲各个封建领主的专制统治和残酷压迫。[2]同时，也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涉，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自由，当然也为掠夺海外殖民地和压迫殖民地的落后国家人民提供了借口。其结果是欧洲国家内部的严重贫富分化 以及殖民地国家的贫穷落后。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启蒙思想家的平等理念、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导致了1789年开启 的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革命政体发表了《人权宣言》，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强调人生而平等和 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引发了欧洲大陆一系列革命运动，欧洲各国开始实行西式民主选举，成立代表各阶层的议会，反对王权专制统治。同时，广大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开始了反抗资本家的运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始了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和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要求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反对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暴行和殖民统治的战争。二战的胜利是正义和人类公理战胜了邪恶。二战之后成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联合国以及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为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为战后国际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为各国经济贸易谈判协商提供了重要平台。二战之后，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纷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通过坚决斗争，这些国家纷纷独立。众多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极大提升了国际上正义力量的比重。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 世纪70 年代末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及发展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长期战乱的世界各国人民珍惜和平与发展。在《联合国宪章》约束下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主导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战后的主要趋势。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1949年成立了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组织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了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以苏联为首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55年也成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即“华沙条约组织”。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展开经济发展和军备竞赛。但是鉴于核武器使用会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等原因，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保持了“冷战”下的和平。

　　 就经济发展而言，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欧洲各国急需在美国援助下恢复经济建设，马歇尔计划成功实施，欧洲实现了经济腾飞。 20世纪50、60年代成为欧美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50、60年代黄金时代之后，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石油定价权的垄断，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高企，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20 世纪 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

　　 苏联东欧国家、中国、印度及其他广大亚非拉国家也需要发展经济。在20世纪50到70年代这30年历史时期里，中国、苏联东欧国家、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导下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经济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教育医疗、交通、通信、能源等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一时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标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此外，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开启了156个国有重工业项目的建设[3]。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撤走专家，中国依然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发展了重工业，成功开发了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这使得新中国拥有了较为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然而，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单方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消费者所需要的轻工业产品、电子产品生产落后。就当时的中国而言，由于过度以农业补贴工业发展，农业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日用工业品短缺，大量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现实存在，为西方发达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借口。

　　 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众多从殖民地状态独立出来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长期剥削和压迫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建设落后，人力资本低下，国家治理经验欠缺，很多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的大量富饶土地依然被原宗主国霸占，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所掌控。在从14世纪到19世纪末长达五百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大量非洲青壮年人口被贩卖到美洲，这不仅给奴隶本人和家庭造成无尽的痛苦，也导致了部落之间的不信任和敌视，这种不信任和敌视一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这也使得遭受奴隶贸易损害国的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很难形成，进而导致了经济落后、增长缓慢[4]。另外，殖民地宗主国在殖民地国家独立时就为这些刚刚独立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埋下了政治军事冲突的祸根。因而在很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里，军事政变不断、政局不稳，国家之间冲突不断。在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中，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增长缓慢，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下，大量弱势群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及变化

　　 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和减税。为此，欧美政府纷纷出售大批国有企业和公用事业，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出售了国有煤气、国有铁路、国有电力、国有电信、国有航空、国有石油、国有邮电、国有造船厂，能卖的都卖了。到1997年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后，实在没什么可卖的了，最后把3G网络使用权拍卖了350亿美元。“国有企业在法国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政府出售了2000多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基本退出了制造业。然而，法国政府依然控制着法国航空公司、法国电信公司、法国国营电力和瓦斯公司、法国邮政公司、法国地铁公司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等重要企业。在美国，国有企业数目很少，可是美国政府依然出售了全国铁路客运系统、联邦铁路货运公司、国有电力公司，对美国浓缩铀公司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制定规则把国有企业、公用事业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的管理权外包给私有投资者，甚至一些监狱和铸币厂也承包给私有企业经营。”[5]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美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结果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美国资本为追逐利润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去投资和生产，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回美国。在美国资本和精英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不断加剧，其结果是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产业工人失去了制造业的工作，被迫转入低工资的服务业或者失业，从而导致中产阶层塌陷。

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使得金融资本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达到顶峰，其巅峰之作应属于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废除“格拉斯-斯提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1929-33年大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对导致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混业经营问题下手，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这个法案保证了美国金融业稳定运营了60多年。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提格尔法”之后，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各类投资基金、私募、保险公司等混业经营，导致很多大而不倒的超级市场式的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等）出现。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放松后，大批投资银行为降低成本，从货币市场拆借短期信贷去进行长期投资；银行为逃避对准备金率的监管而把很多业务变成了表外业务，银行金融机构杠杆率高企；风险高的金融工具创新不断，证券化产品的链条过长，最后没人知道证券化产品里究竟有什么、风险有多大；金融行业高管天价薪酬和奖金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