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美同盟对复交50年来的中日关系一直产生着战略性与结构性的影响作用。日本对同盟关系中“被抛弃”困境的经典应对，即强固日美纽带、调整对华策略的双轨路径，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尼克松冲击”象征的同盟信任危机与中美日关系变动，是促使日本1972年决定快速对华复交的外部重要推手。20世纪80—90年代，日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及同盟“漂流”危机，由于冷战结构及“西强中弱”的双重因素加持，日本双轨应对的对华影响总体呈正向或平稳态势。其后中国经济总量超日，日本担心美方“重华轻日”、对华“迁就”，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大幅强化同盟并开始摸索对华缓和，其双轨应对的效果从此日益呈现正反分化乃至对立。而“特朗普冲击”一度使日本对同盟可靠性产生严重危机感，遂行“拥抱美国”对策以及以对华接近为核心的阶段性“异常”战术对冲。拜登执政后，日本总体上对同盟恢复信心，但俄乌冲突事件使之担忧“东亚有事”时美国的介入方式及程度，遂以激进方式稳固并拴留同盟，在对华强硬的同时也注意规避正面冲突。中日复交50年来，日本的同盟管理成效持续影响着中日关系乃至地区格局，值得关注与探讨。

　　 关键词：日美同盟；中日美三角；同盟困境；对华政策；中日关系

　　 复交50年来，中日关系一直受到日美同盟的影响乃至规范作用。即便日本的战略自主性呈逐渐上升趋势，中日美三国之间的互联互动日益增强，日美同盟或者说美国对日本对外战略也一直发挥着直接的规范作用。1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中日关系的最好状态也只是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家间关系的属性上低于作为同盟的日美关系。日本大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稳固日美同盟，在此前提下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制定或调整对华政策。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是通过调整日美同盟关系来应对日显重要的“中国问题”。可以说，日本对同盟状态的认知以及对同盟的管理结果，很大程度上会结构性地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及中日关系走势。

　　 在日美同盟管理上，日本与许多次级盟国一样，一直在努力应对两大难题---“被卷入”和“被抛弃”的两难境地，即格伦·斯奈德所描述的“次级同盟”困境。2一方面，过度依赖日美同盟，有“被卷入”或陷进美国对外战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则有可能遭受被盟主美国抛弃的风险。基于这种权衡和同盟内部的相互安全依赖程度，日本作为“安全依赖型”国家不断调整对外战略与安全政策，将风险和成本降至最低，努力使同盟关系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也一直意识到“被卷入”的风险，有时这些风险还比较大，尤其是在冷战前期这种担忧比较普遍。然而，就涉及日美同盟及中日关系而言，随着时间迁移，日本越来越认为与“被抛弃”的风险相比，“被卷入”的风险要小得多。

　　 中日复交50年来，中国取得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并大大增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博弈及议价能力，这实际上使得作为弱势盟国的日本从未彻底打消在日美同盟中遭算计及“被抛弃”的疑惧，始终存在着一种潜在不安意识。类比可知，同为美国盟友，例如韩国、菲律宾、泰国，一贯非常重视并小心翼翼地注意避免“被卷入”风险，而日本的行为却日益显示其更专注于并更在乎“被抛弃”的困境。同时，日本每一次感到“同盟堪忧”即不能完全信任美国、不能确认美国对华政策有无急变可能之时，总要在开展稳固同盟工作的同时，调整对华政策或至少在对华关系上保有一定回旋余地。3这符合同盟理论所指出的，对“被抛弃”的恐惧会导致弱势盟友采取各种对冲和保险策略，如重新强化与强势盟友合作、发展本土防务能力、与新伙伴结盟结伴或直接与对手缓和关系等。4

　　 为了解释中日复交以来日本管理“被抛弃”同盟困境及其对华影响，本文将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选取困境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探讨日本对此困境的典型处理路径与方式---强固同盟与调整对华关系，并总结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5需要说明的是，中日关系变化受到包括国际格局、中美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所选取的同盟困境与管理视角，只是提供了解释此种变化的一个路径与机理，也因此，本文的重心并不在于探讨有关同盟困境的概念要义、分析框架与管理模式等理论层面的一般性问题。

　　 本文的论述还意在表明如下几个简要判断。首先，如上所述，50年来同盟困境的历史暴露了日美同盟的不平等性，也反映了日本在联盟中的次级盟友地位，这导致日本的“同盟困境”始终存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中美实力与战略能力日趋均衡，更使日本无法彻底卸下“被抛弃”的疑虑包袱，即使在日美关系看似融洽的奥巴马与拜登执政时期也一直存在“同盟困境”。再加上经济因素的作用，日本有谋取对华关系基本稳定可控以及可预期的战略需求。其次，在冷战时期形成“联合对苏”格局或日美实力远超中国时，日本感知同盟困境并进行改善和管理，其结果对中日关系往往是尚有利好或并无明显不利。但在进入21世纪尤其第二个十年后，不断提速的同盟强化进程至少在安全与军事层面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对两国关系发展造成战略性制约。再次，同盟困境越严重、同盟管理越失策，日本调整对华关系的幅度就越明显，反之则调整幅度和缓或表现为留有一定转圜余地。因而，即便以此角度观察，中日关系也始终存有断续不定、规模不等的改善机遇。当然也要看到，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总体上站在美国一边，形成了“同盟制华”的基本格局，日本调整对华关系属于战术性对冲而非战略性变革，在可预期范围内不会超出日美同盟框架的约束。最后，日本应对同盟困境以及处理中日美关系的轨迹演变表明，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抛弃”风险以及改变在三角架构中的弱势地位，日本展示了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对日美同盟以及中日关系进行调整和转型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作为二战后典型的“安全依赖型”次级盟友，日本以增强或扩展整体同盟的方式，承担了新领导角色或以前由主导盟国负担的防务职能。这些战略新方向，或许正在悄然撬动日美同盟关系的属性和架构，其后果亦有可能极大地改变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缘政治格局。

　　 一、管理同盟困境与复交早期日本对华关系6

　　 中日复交前后开始的近30年(1972年前后至20世纪末)，日美同盟至少经历过三次明显的矛盾与困境，日本的应对路径分别是再确认并强固日美同盟、改变或适度调整对华关系。两者的侧重与强度在三个时期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由于冷战格局下存在“联合抗苏”需求或中国在中日美三角中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种双轨应对路径及方式的对华影响总体呈正向或大体平稳。这与后来尤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表现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大体相同的路径却产生了大为不同的影响。

　　 (一) 20世纪70年代：应对“尼克松冲击”下的三角关系变动

　　 中日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客观而言，如果没有国际格局变动、中美关系破冰等外因的变化，中日两国复交恐怕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1970年10月佐藤-尼克松会谈的约定，日美之间对待中国问题应当遵循“紧密联系协商”原则，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应事先通报日本政府。然而，包括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上海公报》在内的诸多动向，日方直到事前都并不知晓。这一越过日本的“越顶外交”与“尼克松冲击”，使当时一味随美反华的佐藤内阁陷入尴尬无比的处境，其执政前途受到强烈冲击和沉重打击。7也可以说，进入1972年后，田中角荣内阁决定尽速实现中日复交，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越顶”及同盟管理失败造成的反作用力所致。8在遭到“尼克松冲击”这一同盟困境打击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对同盟关系与对华策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应对，对中日关系自然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为了避免围绕中日复交事宜进一步造成日美同盟产生裂隙，日本吸取教训，事前都与美方进行了相应沟通。9同时，日美于1978年制定了首个《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双方进入实质性军事合作阶段，同盟逐渐走上防务一体化道路。此时，由于冷战背景下存在“联合抗苏”的战略需求，中日美处于“准盟友”协作阶段，日美强化同盟的动向并未对中日关系造成多少影响。反之，由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签署后的日美同盟信任度和黏合度明显提升，美国对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支持态度，布热津斯基与万斯等美国多位政要劝告日本及早与中国缔约。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种支持态度起了推动作用，进一步强化了福田赳夫认真思考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决心。10

　　 其次，日本也不时担心美国与中国和解后可能绕开日本的安全利益行事，故而在20世纪70年代相应地加强了外交自主性，包括以发展中日关系来间接影响和牵制美国。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出任日本首相前夕宣称：“日本不仅依靠《日美安全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如果日中美三国成为等边三角形的话，远东和平就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比在亚洲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更能成为强有力的安全保障。”1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条约缔结以来，两国关系发展极快，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在中日关系史上造就了一段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12

　　 (二) 20世纪80年代：处理同盟贸易摩擦与加强对华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由于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发生乃至激化、日本追求自主性与平等化，在美国，“日本威胁论”抬头，“敲打日本”呼声一度高涨。日本在美国安全保障的庇护下取得的经济成功，凸显了当时许多人所认为的美日同盟的结构性矛盾，即“日本治世”(Pax Japonica)将会挑战美国霸权。因此，美国加大了对日压力，要求其“正常化”并敦促其增加军事分担。当时出现的部分现象如特朗普时代一样，美国指责日本“搭便车”，强烈要求日本增加“贡献”、开放市场。

　　 对于日美同盟的如此状况，日本政府尤其中曾根康弘内阁采取了大胆举措加以调整和改善。但是，这种矛盾还不能导致两国激烈冲突或同盟解体，双方的协调性和配合性远大于离心性和分裂性。面对愈演愈烈的美苏冷战，日本也并不担心美国会再次对日“越顶”及损伤同盟。20世纪80年代，日本还只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谋求“负责任的合作者”角色。例如，大平正芳坚持开展“全方位”外交，但也特别强调日美合作关系，将日美同盟置于日本外交最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大平内阁与铃木内阁已开始明确使用过去忌避的“同盟”二字来强调日美紧密伙伴关系。13在该时期，日美在联合作战、海上通道防卫、军事技术合作等安保体制及防卫合作领域的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日本还旗帜鲜明地站在日美同盟及西方阵营一边，“联华协美”以抗苏。日本乃至日美使用“同盟论”“日美同甘共苦论”“西方一员论”“不沉航母论”“命运共同体论”等，来强调日美同盟的强固性和紧密性。

　　 20世纪80年代，日美同盟的战略利益和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格局与走势，对日美而言，中国是其为遏制苏联可运用的有力工具。例如，1980年日欧首脑会谈的一个主题就是，防止中苏和解造成“东西方平衡崩溃”，强调“日美欧加强对华合作”，“把中国拉进西方阵营中来”。14从中不难看出，日美同盟和日美欧联合方针与发展中日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动。除了经济、人文因素外，日美同盟的此种“反霸刚需”也是促使80年代日本对华态度友善、两国关系持续进入一段堪称“友好蜜月期”的原因之一。

　　 (三) 20世纪90年代：管理“漂流”同盟与协调对华关系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格局新旧交替、国际秩序复杂演变，日美贸易摩擦继续发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