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一百年前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两年后，在中国西北偏僻的敦煌莫高窟，由于处在底层的一个洞窟甬道中积沙的清除，看守洞窟的王道士，偶然在此甬道北壁上，发现了一个塞满写本经卷、绢纸绘画的耳洞，这个偶然的发现，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北大成立前后，中国学术史上有四大发现，即殷墟的甲骨、西陲的汉晋木简、敦煌的六朝隋唐文书、北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从时间跨度之长和内涵范围之广以及1900年前后四大发现已有的材料来讲，就中无疑以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最高。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僻远，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术界所知。1903年视学甘肃的金石学家叶昌炽，虽然接触到敦煌藏经洞出土经卷绘画，但因为误信谣传，以为藏经洞所出数百卷文物已瓜分迨尽，因而失之交臂[1]。藏经洞所出文献和艺术品的精华，先后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1907年和1908年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真正研究，起始于1909年伯希和携带所得敦煌文献中的部分精品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从此，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孜孜以求，一代接一代地加以探研，取得丰硕成果。而北大的学者们，在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独领风骚。

　　 本文是北京大学对敦煌学所作贡献的初步整理，略按时间顺序分述以下事实。

　　 1、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

　　 1908年5月，伯希和从敦煌出发，东行到西安，住了一个多月，然后经郑州，于八月到北京。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记:

　　 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2]。

　　 或许是伯希和此次访京师图书馆时没有把原卷出示给缪荃孙，因此缪氏只当作“奇闻”，听听而已，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伯希和由北京南下，到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述职。

　　 1909年5月11日，伯希和由河内再度向北京进发，目的是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普通汉籍。这次他的行笈中带着经过精心挑选的敦煌四部典籍、藏外写经、古文书、经帙等，他显然对清朝士大夫们对什么感兴趣有深入的了解。6月初，伯希和先到南京，拜会了即将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端方，并且在端方所获吐鲁番出土《且渠安周造寺碑》上题了字[3]。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这位年仅三十出头的西洋学者，受到了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接待。当伯希和携敦煌卷子来京后，罗振玉、蒋黼（一作斧）、王仁俊等前往其寓所抄录敦煌文献，而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如后来与敦煌学有关的王国维、董康、叶恭绰等人，都曾往观。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4]。而因病未能予会的罗振玉，其时是大学堂农科监督。他们抄录的文本并做跋语，及时刊出，如同年九月二十五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和蒋斧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沙州文录》，以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他们抄录的文献，包括《尚书顾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残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经史子部要籍和宗教文献，还有关于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官文书及碑铭赞之类写本，以及稀见的唐人拓本《温泉铭》、《邕禅师塔铭》、《金刚经》，这批录文和研究札记，构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如果说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当不为过。

　　 在招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罗氏又陆续编有《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并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成为贡献最大的敦煌学开拓者之一。此外，罗振玉和王国维还据沙畹提供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楼兰汉晋木简，编著成《流沙坠简》一书，于1914年出版，是早期敦煌学另一方面的代表作。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由大学堂购存，后因价格不昂，而转归学部。《松翁自序》记其事曰:

　　 予闻之，欣然以语乔茂萱左丞，请电护陕甘总督毛实君方伯庆蕃，托其购致学部。予并拟电，言须款几何，请先垫给，由部偿还。乔君携电上堂白之，则电允照发，而将还款语删去。予意甘肃贫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为难。乃复提议於大学，由大学出金。总监督刘公亦谓大学无此款。予曰:若大学无此款，由农科节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公始允发电。逾月，大学及学部同得复电，言已购得八千卷，价三千元，两电文同。部中初疑价必昂，闻仅三千元，乃留之学部，不归大学。

　　 这就是当时留于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而今存北京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来历。虽然京师大学堂未能入藏这批敦煌写经，但大学堂的学者为敦煌写本的调入京师，妥善保护，厥功至伟。试想，若没有1909年罗振玉等人的努力，敦煌写本的命运将不堪设想，其更加分散，而不利研究是在所必然的了。

　　 京师大学堂虽然没有获得甘肃解京的敦煌原卷，但却是中国官方收藏敦煌文献最早的机构。就在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所携写本时，罗振玉“乃约同好往观，则皆已佚之古籍，因与约影照十五种，计书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画五。都下同好，既醵资影印，幼云（刘廷琛）先生复印一份，存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充学人之考镜。”[5]这不仅是北大入藏敦煌资料之始，恐怕也是中国公立图书馆入藏敦煌资料最早者。

　　 早期北大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资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点在于传统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等等，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二十年代开始，北大学人前后相继，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

　　 二、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种新的思潮、新的学问、新的方法，都充分地展现出来。敦煌资料的主体虽然是“国故”，但它是新资料。所谓新，不仅仅是指新出土而已，还因为它包含有民间文学、公私文书等传统文献所缺的材料。敦煌资料虽然主要是文献材料，但它是从敦煌藏经洞新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整理研究方法必然要将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相结合。敦煌资料散在四方，重要的写本多在英法，而为西方汉学家先予研究发表，因此，敦煌学者一定要通外文，并与国外学者进行合作。在这些方面，北大的学者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长处，将敦煌学研究推向前进。

　　 二十年代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多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有关。

　　 1920年，北大预科教授刘复赴法留学，在研究语音学的余暇，抄出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有关文学、社会、语言的材料共104种。1925年返国，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将所抄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出版，蔡元培为之作序。刘复即刘半农，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新派学者，文学革命的积极份子，倡导白话文，收集歌谣。这样的学术背景，促使他所录的敦煌资料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即关于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史的材料。正如蔡序所说，这些材料，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能往巴黎阅卷，刘复的抄本在很常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

　　 另外，蔡元培在1921年访问法国时，曾晤伯希和，询其新疆所得古物考订出版情况[6]。董康在1922年访法国国立图书馆，抄录有关法制史资料。而收获较多者，则是胡适。

　　 1926年8-11月间，北大教授胡适因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之便，在伯希和和翟林柰（L.Giles）的帮助下，查阅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藏敦煌写卷，找到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宗典籍。他后来根据这些材料，编成《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并撰写《荷泽大师神会传》，置于卷首，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禅宗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影响至巨。禅宗史的研究，后来几成日本学者的专利，而日本学者虽然后来居上，却十分重视胡适的整理研究成果，甚至有《胡适禅学案》之编。法国学者谢和耐（J.Gernet）还把此书译成法文，题为《荷泽神会禅师语录》（EntretiensdumaitredeDhyanaChen-houeiduHo-tso），1949年由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出版。

　　 1921年11月，交通部总长叶恭绰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海内外公私所藏敦煌写本之编目整理，北大部分学者参予其事，并从事整理工作。叶氏虽任职交通部，但与北大关系密切。后来在1927年刘哲合并九校为京师大学校时，拟撤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叶氏力阻，改为国学研究馆，以叶氏为馆长。无论如何，叶氏创办敦煌经籍辑存会的某些想法，特别是从编目著手，与两个月后正式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计划如出一辙。

　　 北大自蔡元培掌校以来，即在1918年拟设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简章》）同是在1921年11月，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1922年1月，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校长蔡元培兼所长，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沈氏《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中，所计划的研究项目之一，即调查流传国外的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此外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均应设法调查，编次目录，分别审定，何者须移录，何者须照像，何者须作模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以上所述多端，逐渐进行[7]。

国学门的机关刊物《国学季刊》，成为发表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1923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即刊出罗福苌译《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加之以后所刊罗氏所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都应当是敦煌经籍辑存会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收集敦煌资料的第一步成果，其所据原稿后来由叶恭绰提供给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国学季刊》以下各卷，常刊出敦煌学研究成果，如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1923年）、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1934年）、蒋经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跋》（1934年）、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载》（1936年）、向达《唐代俗讲考》和《西征小记》（1950年）等，都是敦煌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为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还应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编成《敦煌劫余录》，著录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