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美国超验主义与儒家世界观——孔孟与爱默生的深层对话与介入重构
摘 要: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被称为“美国的孔子”,深受孔子与孟子思想的影响,但是并不能由此反推儒家也是超验主义,那种把儒家的超越意识视为神秘主义的取向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第一,儒家不是超验主义,而是建基在“一个世界”基础上;第二,儒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建基在“社群主义”基础上;第三,儒家不是诉诸于直觉主义,而具有“情理合一”的原则;第四,儒家更不是聚焦于“超灵”,而是走向“礼乐主义”、人与天通的审美主义。然而,美国超验主义与儒家毕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同一;第二,回归本善的人类本性;第三,追求道德完美主义;第四,重视美的实现。
中国“旧大陆”儒家与美国“新大陆”思想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两位美国思想家来加以证明,那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约翰·杜威。1920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校长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对话由此也愈加频繁。而爱默生则不仅被美国总统林肯称之为“美国文明之父”,而且赞之为“美国的孔子”。杜威被中国人称为“西方的孔子”,更多是对其教育普及工作的肯定,因为拥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的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大教育家。那么,爱默生为什么能被尊称为“美国的孔子”呢?
一、爱默生心目中的“孔圣人”
爱默生与孔子之间,的确有思想上的深层相通之处。1836年前后,爱默生对中国儒家思想产生兴趣,他在不同的著述中引用和摘录了孔子与孟子的语录多达百条,特别对孔子本人崇尚有加,甚至在1845年的日记当中赞美道:“孔子,民族的光荣。孔子,绝对东方的圣人,……他是哲学中的华盛顿、仲裁人,现代史中的中庸之道”【1】。有趣的是,爱默生视孔子为哲学中的“美国建国总统”,但更多则是赞美其所秉持的“中庸之道”的原则。
爱默生对于包括中国儒家思想在内的东方思想的积极择取,当然是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超验主义者把目光投向东方的神秘主义,目的正如爱默生所承认的那样:“我在寻求为那些东方人所迷醉的至美时刻,……经过他们的唇道出的始终如此的神示,这也将在西方道出。”【2】他为东方的灵魂所迷醉,要把那种至善至美的智慧传到西方,从而使得超验主义从中获得大启迪。
爱默生就此赞美说:“中国孔子:无德,富贵于我如浮云。”(Chinese Confucis:nonmorality,riches and honor seem to me like a passing cloud.)【3】“富贵于我如浮云”这一句来自《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不求富贵的素朴生活态度与方式,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乐观主义,被超验主义者们普遍赞赏并心有戚戚焉。然而,说孔子“无德”那就有失偏颇了,因为孔子并不是绝对排斥富贵,而是排斥“不义而富且贵”,这个“不义”实指非道德乃是其不求富贵的前提。当然,爱默生摒弃了“不义”,转而赞美孔子“无德”,恐怕是说孔圣人超出了世俗意义上的道德,而追求并践行更高的道德罢了。这是对道德的超越,而不是否定。
爱默生非常认同中国儒家对于“君子”人格与品性的追求,甚至把君子视为其心目当中“尘世的神”,这其实近似于圣人了。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把从君子到圣人的境界层级描述了出来。爱默生也反复引用孟子之论,用“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合流”(《孟子·尽心上》)来形容自己所推崇的“完美的人”,但当他认定这些人同时也是“思考的人”之时,就与孟子诉诸直觉的“心性”之说有所偏离了。
爱默生对于人的“可完善性”之坚守,是他著名的“自立”论的前提。正因为人是可以自我完善的,所以才不用依赖于上帝的恩宠,从而自己来“立”自己。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并不是简单的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与自然和谐地走向完美的“自我”。与此同时,爱默生的自立当中还包含“放弃”的意味,因为“信靠自我取决于放弃自我”,这种放弃按照当代美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的解读,就如同“一位旅行者迷失方向后,扔掉马脖上的缰绳,任凭动物凭本能去找寻道路”一般【4】。这种解读极富道家“无为”的意味,但无为其实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无为找到“无不为”的自觉之道。在《论语》中孔子也曾表达过这种逍遥于海外的志趣:“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爱默生之“自立”当中所包含的“放弃”意味,与儒家及道家均有相通之处。
二、超验主义与儒家之共通处
超验主义与中国儒家,在思想与践行上的确息息相通,首要的当然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爱默生远离或者说自觉放弃了西方哲学思想之人与自然割裂的取向,而走上了一条反主客二分的融合之路。
爱默生在《论自然》的导言中明言:“从哲学上考虑,宇宙是由自然和心灵组合而成的。严格地说,所有那些与我们分开的东西,所有被哲学界定为‘非我’的事物——这包括自然与艺术,所有的他人和我自己的身体——因此统统都必须归纳到自然的名下。”【5】自然与心灵的共构还不够,其实更是二者之间的融合,自然本身就可以统合这种人为的分离。在这个意义上,爱默生的自然与艺术的区分就在于,自然乃是“人类未曾改变的事物本质”(如空间、空气、河流、树叶之类),而艺术则被“施加到这个人意志的混合物之上——施加的工具也出自大自然——比方说建起一座房舍、一条运河、一尊雕像,或画一幅图画。但是人的操作加在一起是微不足道的。……比较世界对人施加的巨大精神影响,人的这些举动不可能改变结果”【5】,这就从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人定胜天”转化为“人复归自然”。
孔子曾感叹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中国人眼中的老天爷,四季运作,孳生万物,从来就默默无语,孔子恰恰体会到了这种“天意”:与天与时协进,共同生化。爱默生也体证到了此境:“热爱自然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的内在和外在感觉仍在真正地调节,他在成年以后依然童心未泯,他每天的食粮就是同天地和大地进行交流”【6】,类似于老子所谓“赤子”“婴儿”融归自然的状态,人们如同大地卧于大气温柔的怀抱当中那样存在于自然之内,这难道不接近于中国人常讲常新的“天人相通”的体验吗?!
于是乎,“宇宙之流在我周围环绕;我成了上帝大包裹的一部分。……田野和森林给人的最大的愉悦就是揭示了人与植物之间一种超自然关系。……有一种境界更高的思想或更美妙的情感向我涌来一般。……然而,可以肯定,产生这种欢愉的力量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人,或者说,在于人和自然的和谐。”【6】这就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在,那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境。但差异却在于,爱默生式的超验主义,最终寻求的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超自然关系”,这就与中国人脚踏实地的思路根本迥途了,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始终不是外求于“另一个世界”。
其次,儒家与爱默生都有强烈的“回归人的本性”之思想取向,而这种思想的背后则隐藏着“性善论”的共同预设。由此可见,孟子与爱默生“两人都坚信人性是善的,都不否定崇拜对象的权威与神圣性。但两人都成功地将这崇拜的对象——孟子的圣君和爱默生的上帝——带到了每个普通人的心中”【7】。这其实是来自爱默生的思想假定:某一个人只要可以拥有天生的美德,那就可成为近乎于神的“完美的人”。
爱默生这一思想预设,其实是直接针对加尔文教派的理论本身的。按照加尔文教派的顽固设定:人越趋于自我完美,便越远离其本性,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只能靠神恩的作用才能变得完美。在此,爱默生与孟子其实是共享了这样的思想前提,那就是人越趋于自我完美,就越接近其本性,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回归之路。
爱默生曾引用孟子语录:“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要求人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人人都走自己的路,人人皆能有所作为。当然,这是以人性本善为前提,如果人本性为恶那就不可回归了。孟子同样重要的论述则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尧舜乃是古代中国的大圣人,孟子认为只要人人向善,通过扩充本性之善,就能成就尧舜的境界,爱默生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此也是极为认同的。但孟子却始终没有爱默生那种原子个体的思想,因为从哲学上看,“爱默生激励自己成为一位唯我论者或者主体论者”【8】,而任何一位儒者都不会如此。
再次,儒家与爱默生一样,都可以说是追求“道德完美主义”(Moral Perfectionism)的,关于这一点我赞同卡维尔对于爱默生思想的哲学概括。所谓“完美主义是道德思想的一个维度,其目的不是抑制坏的一面,而是释放好的一面(Perfectionism is the dimension of moral thought directed less to restraining the bad than to releasing the good)”【9】,这种向善的维度,在柏拉图的道德提升那里可见其端倪;在中国儒家思想那里,孔子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自由境界,孟子的美、大、圣、神境界的逐层生成,俱都是其明证。然而,必须看到,卡维尔对爱默生完美主义自由特色的归纳是:(1)“完美作为完美没有确定的终点”;(2)“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国民主理想”;(3)“强调对话和友谊之教育具有重要意义”【10】。按照儒家生生不息的过程性观念,恐怕只能承认境界追求没有止境,但是儒家民主仍是古代模式的,而且强调教育也不是建基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孝道显然较之友谊更具有根本地位。
最后,无论是儒家还是爱默生都强调“美的实现”之意义。爱默生将美定位于宇宙层级的境界,据其《美》这篇文字的结论:“世界因此是因为人的灵魂而存在的。其目的是未来满足他对美的欲望。……在它最广大、最深厚的含义上说,美即宇宙的一种表达。上帝是最公正无私的。真、善、美都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侧面。”【11】当儒家讲求“生生之谓易”的时候,宇宙天地本身也是孳生美感的,况且现实中人“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与“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生存方式,所达到的那种“天地境界”,恰恰就是一种超越了道德境界的审美境界,或者说美善合一的美境乃是人类道德境界的理想升华。
三、超验主义与儒家之差异处
超验主义与中国儒家的确有共通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也具有超验主义的意味。二者的界限,乃是具有根本性的中西之别,此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
第一,儒家不是超验主义,而是建立在“一个世界”基础之上。
超验主义者借助儒家的思想力量,实乃为了摆脱上帝对人的控制,因为儒家有以人为本的定位,人自己可以“顶天立地”而无需上帝支撑。这意味着,基督教之人性与神性既分离又统一的“二性”教义,在超验主义者那里得以翻转,人性获得了与神性等同的地位,甚至人也具有了“神的属性”,所以爱默生说:“在灵魂的每项行为中,都蕴含着人与神微妙的结合”【12】。中国儒家以现实为基的这种与西方的异质性,其实早就被爱默生敏锐地透见到了,他在其短文《斯通亨吉》中引用了托马斯·卡莱尔的一段话:“T.C.把萨默塞特大院的人士比作那个男孩,他问孔子天上有多少星星?孔子答道他只关心周围的事物。男孩于是又问你有多少根眉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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