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曾在多所海外学府讲学并从事学术合作。著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日知”系列讲座

　　 演讲时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今天我们讨论古代“信息沟通与制度文化”问题，是以宋代的情形为例；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的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

　　 我们首先要解题：如何理解古代的信息和制度，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

　　 古人对有关信息的渴求与焦虑

　　 世间的“往来”“互动”，各类决策事项，都与信息沟通相关。研究者关注的，不仅是“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和知识；也包括这些内容与知识流动的途径、构成流通链条的诸多环节，以及流通途径中枢纽与终端的彼此关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渠道”。信息是制度运转过程中的关键条件，信息渠道是链接“人”和“制度”的重要通道——包括提供信息、研判信息和处理信息。在评判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各种类型的规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

　　 信息是流动且难以预期的；而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希望提供可预期的环境。二者之间存在张力和空间：目标是确定的，现实是复杂的；规则是确定的，实践却有不确定性。一方面，信息会被纳入到制度中；另一方面，制度与信息又可能双向塑造。信息具有多元性，不完备、不均衡、非中立；其来源不同，性质不同，呈现的面向也不同。信息一词，英文是“information”，in-form正提示我们，在制度建构中，信息不断地被融入、收纳进去。制度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的规制，不过，制度也会有自身的分寸、尺度和界限。制度应对特定信息带来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信息的内容及流通，影响信息的汇聚、处理方式。如何选择信息？是否允许异质信息的存在？是采纳，还是约束乃至排拒？这些都是对古代制度执行者的严肃挑战。

　　 宋代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都有与信息相关的强烈焦虑感。我们看到，在朝廷层面，1084年初，神宗手诏西北率兵的李宪，催问兰州信息。在官员层面，苏轼被贬黄州后，向友人抱怨：“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与王元直书》）。在民庶层面，南宋初李清照颠沛流离，“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云麓漫钞》卷十四）。对于信息的焦虑，不同的层级、人群，都是非常强烈的。

　　 “兼听广纳”：宋代的多层多途信息渠道

　　 古代的信息渠道涉及方方面面，今天只能略述宋代通向朝廷的官方渠道。宋廷建立的信息渠道可以说是多层多途，我们择要介绍一下：首先是君主与臣僚；其次是禁中与外朝；再次是朝廷与地方。

　　 （一）君主与臣僚

　　 北宋前期，实行二府制。“二府”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统称。中书门下负责行政，枢密院负责军政。此外还有负责财政的三司和负责监察事务的“台谏”，也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台谏负责进言，当时称之为“言路”。诸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重要的信息提交到御前会议，在皇帝面前进行汇报、商议和决策。

　　 南宋时的名臣魏了翁曾经列举宋代的各类进言途径，在他笔下，宰相执政官员、辅佐皇帝的侍从官员、经筵课堂中的宣讲臣僚、秘书班子中的翰林学士、记言记事的史官、外地回京的群臣、在京轮流进奏的官员等等都有制度性的进言安排，“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应诏封事》）。这当然有其依据，不是凭空而言，但总体上看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渠道并非如此通畅。

　　 说到“进言”，大家都会想到唐太宗“兼听则明”。而贞观时期的诤臣魏征对太宗说：“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防范壅蔽，实质上是古代君王的统治术，而非简单的“政治开明”。

　　 宰相执政与君主的沟通最为密切。南宋初期，李纲曾经回忆靖康年间出任宰执以及出使期间的情形，七个月里收到的钦宗御笔文书，计七百余件（《渊圣皇帝御书跋尾》）。可见，在军政情势紧急的情况下，皇帝和执政臣僚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频繁的。理宗朝宰相杜范向皇帝提出：有关废置予夺的重要事项，君主必须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可以缴驳，台谏可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相位五事奏札》）。在杜范看来，这不仅是有关程序的问题，而且是君主是否以“天下为天下”，是有关天下格局的问题。

　　 台谏作为“言路”，一方面是作为君主的耳目，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用作君相的鹰犬，尤其在政治非常的时期。我们通常称“台谏”，“台”在前，“谏”在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是“谏”在前，“台”在后。针对各类事项，谏官应该论奏在前，使其不致有过多疏失；而若出现问题，台官即应出面弹劾纠谬。在宋代，两者皆可事前提意见、事后弹劾，区分并不严格。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台谏合流的趋势。

　　 台谏官员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清议，在“言路”上很有影响力。欧阳修曾经说，“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上范司谏书》）。行政系统的宰相、监察系统的台谏官，都可以与天子“相可否”“争是非”。苏轼也说：“（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上皇帝书》）元人所修《宋史》称：“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

　　 宋仁宗时期是有宋一代政治最为宽厚、开明的时段。《曲洧旧闻》的一段记载，说到当时一件故事：皇帝准备将最为宠爱的张贵妃叔父张尧佐提升为宣徽使。朝堂上一经宣布，御史中丞包拯强烈反对，慷慨激昂，“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仁宗只得取消了任命。贵妃在后庭迎候皇帝，问询结果，仁宗举起衣袖擦拭脸面说：“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这样勇于直言的台谏官员颇为不少。哲宗朝的谏官刘安世表示，自己一定“明目张胆，以身任责”（《宋史·刘安世传》）。

　　 臣僚、民庶的进言，多以章疏奏议为载体。奏议中多是有关国事的各类信息与意见建议。宋人进言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南宋中期赵汝愚曾经编纂《国朝诸臣奏议》，收录北宋时期的臣僚章奏。有研究统计，编纂于明朝的《历代名臣奏议》收录历朝奏议近九千篇，其中宋人奏议即有大约七千篇。

　　 章奏是书面呈送给皇帝的文字，此外亦有制度规定的“面对”或“奏对”，为在京百官提供轮流面见皇帝进奏的机会。元祐三年（1088）五月初一日，苏轼、苏辙同日于文德殿奏对，兄弟二人颇为自豪，此后都专门写了纪事诗，以示纪念。

　　 孝宗是南宋诸帝中相对有作为且有恢复之志的，也比较关注臣僚进言。淳熙十一年（1184），时任删定官的陆九渊当面批评皇帝说：“（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删定官轮对札子》）话说得十分尖锐。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百官转对》中说，有些大臣会想方设法阻碍为人耿直的士大夫当面奏对，“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见上者”。从这一批评可以看出，正常情况下，朝中的官员皆应得到与皇帝面对进言的机会。出任重要州郡首长的官员，与皇帝辞别时、回朝述职时，也会受到皇帝接见。官员从外地来，皇帝也会专门询问他们在地方上了解到的社情民意。

　　 皇帝的“小课堂”讲筵，也是君臣经常对话的场所。熙宁元年至三年（1067-1069），司马光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在日本发现的司马光《手录》，有不少他与神宗谈话的原始记录。讲筵后，神宗经常询问他对新法、对当时的高官有何意见，彼此之间的谈话非常坦率，所以宋史专家李裕民老师说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

　　 除轮对、转对外，较为勤政的皇帝还会安排“夜对”。孝宗经常召尚书省、中书省值班的行政官员，皇帝秘书班子、讲筵侍从的直学士、侍讲以及监察官员侍御史等进入内廷夜对。白天已有臣僚面对，但白日于殿堂之上，君臣相隔甚远；而晚间君臣则是促膝从容面谈，“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吴泳《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劄子》）。

　　 北宋晚期徽宗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形势，“上下俱溺于宴安”，无人进言。当时身为秘书省正字的基层官员曹辅献书极论，引惹君相不快，宰相余深斥责他说：“小官何敢言大事！”曹辅回答道：“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宋史·曹辅传》）绍兴八年（1138）宋廷与女真议和，朝野议论纷纷，监察御史方庭实上疏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这些普通官员面临危难，亦能磊落进言，谈论朝政。

　　 除去制度内正式的信息渠道外，君主亦有私人的通进渠道。出身部伍的太祖曾利用军校伺探消息，太宗则利用亲信私下访求，真宗及其后的君主也都会利用一些“伺察者”密探信息。

　　 （二）禁中与外朝

　　 日本学者平田茂树曾经制作《宋代行政文书流程图》（下图）。在中国古代，行政文书是国家政令下达、地方信息上报的主要信息渠道。从图中可知，宋代大量上行下行文书的处理枢纽是在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少部分会呈送皇帝。中书舍人、给事中及台谏官，在不同阶段有所参与，可以提出意见。图右虚线部分，有“御笔手诏”四个字；之所以是虚线，是因它不在正式行政体制内，而是皇帝特行批示，直接送至相关机构执行。

　　 在内廷协助皇帝处理文书信息的，有女性宫官，当时被称为内尚书。朱熹曾经说：“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朱子语类》）呈递至宫廷内的文书，由内尚书分拣编排，或依照皇帝意旨，或参照先例，代行批复。入内内侍省、御药院的宦官，协助处理机速文字的内外通进。执政官员及翰林学士等通过内侍拿到皇帝的御批，根据御批内容做出反馈，有时是由内侍递回宫中，有时待翌日与皇帝面谈。

　　 不依常规颁行的御笔手诏在当时被称作“内降”。因其不依程序，可能会受到外朝官员的抵制。仁宗曾经表态，说涉及臣僚迁官、差遣授任的内降指挥，如果内容不妥，“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也就是说，可以根据朝廷已有的法条驳回“内降”。庆历时，杜衍任枢密使，皇帝送来的内降条子，一概寝格不行，积攒十数条后，一并封袋退回给皇帝，表示无法执行。当时欧阳修正做谏官，他入对时，仁宗问：“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的事吗？其实，有求于朕的人很多，每次都以‘杜衍不可’告之，已经拒绝许多人了。”（《宋史·杜衍传》）

　　 以往可能会认为皇帝的旨意无法抗拒，口出即是圣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封建王朝各个历史时期臣僚对于皇帝的意愿会有不同意见甚至抵制，北宋中期的监察御史蔡承禧曾经说，“事无巨细，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宋朝诸臣奏议》），也是希望坚持外朝对于政令的审核程序。

　　 （三）朝廷与地方

朝廷与地方之间有多种沟通途径。朝廷决策，既建立在地方信息基础之上，也依靠地方官员去执行。朝廷信息下达，除政令文书外，重要途径之一是邸报，也就是政府公报。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情报，皇帝的诏敕命令、起居言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