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阐述不一致或我们为何需要特立独行，而非人云亦云。

　　 跻身于群体之中赋予你了不起的威力，甚至令你陶醉，难怪我们需要叛逆者。

　　 只要看一看学界，满眼都是一堆又一堆绵羊般的个人主义者。

——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1923-2015）

　　 你是否注意到，在横穿繁忙的大马路时，你突然感到有一种迫切的冲动，想加快脚步融入人群之中？无论你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曼谷，新德里还是纽约，你的动物本能告诉你，作为群体一分子要比独自一人冒险更安全得多。恐惧令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种证据并不仅仅是逸闻趣事。神经影像学实验表明，当我们作为群体行动时，大脑杏仁体(大脑记忆区域）区域中的激活活动量增加，恐惧和其他负面情绪都是在那里处理的。我们在独自一人行动时或许感觉到脆弱，容易受到攻击，而成为群体的一分子给我们一种受到保护的意识。你本能地意识到在和其他人一起时，被汽车撞上的风险要大大降低，因为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分散在群体成员之间。人群越大，风险越小。数量意味着安全性，而且不仅仅是安全问题。

　　 加入群体也伴随着让人陶醉和痴迷的权力意识：作为群体成员，我们一下子觉得比自己实际上更强大、更勇敢了。有时候我们还会据此行动。同样一个人，独自一人时可能不敢"打死一只苍蝇"，但是在义愤填膺的群体中，他可能毫不犹豫地放火焚烧政府大楼或抢劫卖酒的商店。我们这些平时温、规矩、礼貌的人在网络暴力时可能说出最恶毒的评论。群体能创造奇迹，使其单个成员的心理彻底改变，谨慎精明瞬间转变为蠢行，小心谨慎转变为鲁莽行动，文明体面转变为野蛮丑行。一旦陷入骚乱，人们就很难停下来：你看到自己参加进来成为一种难以拒绝的义务，任何用私刑处死他人的行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字面上还是社交媒体上，都表现出这种特征。英籍犹太人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在《群众与权力》 (1960)中写到："与众多其他人一起进行的谋杀，不仅是安全的、被允许的，而且是得到推荐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难以抗拒。"

　　 群体也能够给其成员过分膨胀的个人价值意识。无论其个体存在可能多么空虚或悲惨，一旦属于某个群体，马上就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和被承认甚至感受到尊重。只要真正投入自己的部落之后，个人生活中的任何坑洞，无论多么大，都能够填满；任何创伤都能得到治愈。难怪邪教和帮派、边缘组织或派别对陷入迷茫和困惑的灵魂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它们能提供一种满足感和承认，这是家人、朋友或职业都无法提供的东西。群体具有的心理疗法作用就像剧毒物品具有治愈效果一样。

　　 群体因而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身份认同：你很了不起的，这并不因为你融入群体的事实而有任何损害，你了不起反而是因为这个事实。独自一人时，你或许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喽啰，你的人生空虚得就像空壳，而一旦你成功建立起与群体的联系，它那如火山喷发般的无边无际的活力就溢出来流到你身上，把你的心灵填满。你不仅能在群体中找到自己，而且这是你最不需要担忧之处：你现在成为让人感到更伟大、更高贵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远比你那可怜的自我神气多了。你与群体生命的联系不仅填补了内心空虚，而且给你迷茫困惑的生存带来目的意识。个人越是给群体带来迷茫和无所适从，这群体就越发变得充满活力，当然也越来越危险。

　　 这些都是本能性反应。无论我们做了多少理性化思考，它们仍然是我们身上隐蔽的生物学运行机制。经济学家米歇尔·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在其著作《盲从与叛逆:从众、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2018）中注意到，"我们与其他动物拥有共同的从众本能，集结成群的倾向令人惊讶。"毕竟，那是我们生存下来的方式。漫长的进化史已经让人类具有集结成群的本能，只要快速瞄一眼我们最密切的动物亲属就能确认这一点。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研究猿猴的社会和政治行为几十年，在其书《妈妈最后的拥抱》（2018）中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天生就是社会性的"——"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生活在群体中是"我们的主要幸存战略。"我们未必卷入宗教崇拜、边缘组织、民粹主义政治之中，但是，我们都有从众与合群的硬连接。我们一直都是在群体中生活：我们一起打仗，我们一起和平，我们一起庆祝，我们一起丧葬，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起度假。群体不仅出现在外部，而且出现在我们内心。群体意识在我们的心灵中根深蒂固。

　　 就我们生活中的实际行为和我们活在世上的方式而言，这并非很糟糕的安排。多亏了头脑中的群体意识，我们更容易和他人建立联系，与他人交流和合作，总体上相互友好相处。因为我们的群体行为特征，我们作为群体成员的生存要比独自一人大得多。当我们开始使用头脑反对自己的生物学本能时，麻烦就出现了。当我们的思考不是用来服务于实用性目的，不是让我们的世间存在在某种方式上变得更容易、更舒适，那就是沉思默想式的思考，是要从外部看清赤裸裸的真相。

　　 社会与现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接近于宗教体验的东西。

　　 在这样的处境下，如果我们要取得任何进步，我们就需要将群体意识从头脑中赶出去，坚定地将其推向边缘，虽然这项工作极其困难。这种激进思维方式只能在清除众多群体意识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出现：社会压力、政党身份、意识形态偏见、灌输的宗教教义、媒体宣扬的潮流和时尚，唯智论拟态（intellectual mimetism）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主义。这样不相干的因素即便不能完全让我们盲目，至少很容易引导我们误入歧途。难怪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能产生新的、真正的知识，不过是循环社会依靠的现有知识（群体批准的和迎合群体的知识）。

　　 这种循环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社会与其现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接近于宗教体验的东西。它不仅在机构性核心中得到推崇如教科书、百科全书、学术界、档案馆、博物馆——因而确保其得到最高的敬意，但并没有荣耀和神圣到成为宗教的地步。这里有很好的理由：一个社会的现有知识是将社会成员团结起来的粘合剂。其实，这种独特的混合物——虔诚的谎言、方便的半真半假的论调、有用的偏见、自我恭维的陈词滥调的混合体--赋予社会具体文化心态和最终的身份认同意识。通过称赞其现有知识，这个社会也在称赞自己。在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 Durkheim）看来，这正是宗教的定义。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1958）中注意到主流知识的传播（他称为"规范性智慧"）类似于一种宗教礼仪。他写到，这就是"一种类似于大声阅读圣经或到教堂礼拜的认同行为。"因为社会不可能在没有礼仪（神圣的、亵渎神圣的，明确的、隐蔽的）的情况下运行和发挥作用，现有知识需要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得到称赞——礼仪性的、大声的、表现出足够尊重的。从这个视角看，学者们聚在一起开会，并不是要分享某些新见解和突破性的理论，而是表现出礼拜天弥撒那样的行为，他们需要向社会和自己保证社会粘合剂仍然紧握在手。加尔布雷思写到他们"聚集在一起构建学术集体来倾听人人之前都听过的优雅论调。"这种礼仪的目的"并非传播知识而是美化学习和学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场合，学者——正如从前的祭司那样——身着特殊的服装，中世纪的王袍或其他巫师般的长袍。只需要想想法兰西学院（the Institut de France）院士聚集在一起参加祭祀活动时，穿着的特殊的标准制服（l'habit vert）和有些滑稽的院士佩剑（l'épée d'académicien）就明白了。胆敢嘲笑矫揉造作者必将有灾祸降临。

　　 我发现具有高度重要意义的是，正如我们通常容易认为的那样，西方哲学正是由怪异人士或叛逆者——将嘲弄群体意识视为个人使命和智慧之法者所创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此人将因为其作为而被群体处死。苏格拉底的双面故事就像其他类似故事一样说明激进思考通常涉及到的东西：一方面是怪异性、桀骜不驯、大无畏的勇气、甚至傲慢自大，另一方面是怀疑和抵抗、怨愤和最终复仇。与社会要求做对的大胆反抗之后总是伴随着社会的血腥镇压--这是哲学思考在西方诞生的方式。这种诞生的创伤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哲学界：后来的任何一次苏格拉底式大胆举动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社会仇视和敌意。哲学家的反叛举动越大胆，社会的回应就越残酷。

　　 说到文学艺术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曾经观察到：

　　 作家的真正价值在于其革命性的威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反抗品质。伟大艺术家必然是"不遵循传统规范的人"，他肯定是顶着时代潮流游泳的逆行者。

　　 纪德说的伟大艺术家品德也适用于伟大哲学家。"顶着潮流游泳"逆行的能力应该被视为思想界绝对的先决条件。一位思想者除非与社会珍视和称赞的现有知识唱反调，揭露不仅在知识制造过程中而且在维持和神圣化这些知识的礼仪中涉及的实质性群体意识，否则将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这通常意味着公然对抗负责维持现有知识的祭司阶级，紧随其后的必然是这位思想家或被逐出教区或遭排斥或被边缘化。依据她做这事的程度高低，她将或公开或隐蔽地把头脑中的群体意识赶出去，抖落掉社会强加给她的思维方式。在此阶段，哲学家或许是彻底的孤独者，身上满是伤疤，甚至被彻底打败，但她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深刻，因为她已经挣脱了群体意识的束缚，获得解放。

　　 因为他们切断了他们与其部落的纽带，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看到真相。

　　 这就是思想史上的某些最佳时刻所发生之事。苏格拉底的叛逆者指挥棒被传递给一连串哲学叛逆者，他们的丰富多彩就像勇敢大胆一样：从古希腊哲学家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到希波迪亚（Hypatia）到斯宾诺莎（Spinoza）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到尼采（Nietzsche）到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以开放的或更受保护的方式与时代的群体思维格格不入，留下一连串的痕迹，有思想异端邪说，有大胆的见解，也有频繁的社会丑闻。

　　 因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使得思考在这样一个世界仍然充满活力，其中包括思考在内的一切都已落入模式化和常规陷阱，并逐渐陷入萎缩和死亡。显然，我们被迫意识到自己需要一根刺插进肉里，让我们保持精神清醒和智慧活跃。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思想家很愿意为我们提供必不可少的不舒服。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自由论》（1859）中曾经首先称赞怪异行为等怪癖。他暗示，正是怪癖之人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因为他们慷慨供应了大胆视角、新鲜见解、新鲜观点。他写到，"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僻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僻才更为可取。"怪癖之人越多，这个世界的道德和智慧状况才越好。"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特立独行的怪僻之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正是这种重新定义的"怪癖性"是叛逆者大量拥有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