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汉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学说是对周秦之变后的汉代国家秩序建构的思考。与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与维护中央权威不同，经学视域中的“大一统”包含贵元、正始、尊王的内涵，更接近于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合法性的法理建构。一方面，“大一统”学说塑造了西汉国家秩序的神圣根基，董仲舒提出孔子作春秋，王者受命于天和阴阳灾异说，接续传承古典“天道宪法”，以道统制约治统；另一方面，以“通三统”寻求“大一统”，董仲舒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通过对历史上的制度进行损益，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从而为汉立法。《春秋》“大一统”学说在传统国家治理中的得失，表明其寓“贬天子”于“尊王”之中的精义在后世逐渐被遮蔽，这种传统中国政治史上对于经义的扭曲尤其值得现代学人深刻反省。

　　 近年来，儒家“大一统”思想传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大一统”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从历史学来看，有学者论证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1】从政治学来看，有学者从保全中国的政治统一意义上理解“大一 统”，将其视为传统中国政治的最重要的遗产，并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2】当然，历经现代文明的洗礼，学界对于“大一统”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存在各种否定与批判的声音，例如质疑“大一统”的道统合法性与维护虚假的统一，将“大一统”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专制原罪。【3】上述的这些研究反映了当下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不同声音，可见儒家政治传统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仍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然而，综观当下的“大一统”研究，亦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儒家政治传统中“大一统”的理解仍然缺乏基本共识。这种基本共识的缺失，源于20世纪初传统经学的瓦解，其时各种西方流行的观念进入中国思想，对“大一统”的传统观念形成了极具冲击力与颠覆性的挑战。例如，梁启超早年在《新民丛报》中提出，“大一统”由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与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构成，由此导致中国在与列强竞争中缺乏竞争力。尽管梁启超晚年对此观点有反省修正，却也无法扭转整个20世纪学界主导性的“大一统专制说”倾向。【4】当然，同时期的历史学家钱穆对作为中国历史精神的“大一统”有很多正面的阐发，却被时代的主流话语所遮蔽。【5】

　　 “大一统”思想作为华夏民族的文明基因，可谓源远流长。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对华夏民族始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黄帝修德振兵、治气教化，不仅靠武力打败炎帝与蚩尤，而且以德治理天下，“抚万民，度四方”。《尚书·尧典》中，帝尧以修德齐家治国，进而协和万邦，使天下和谐。孟子的“定于一”体现了儒家以王道仁政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然而，“大一统”思想完全融入社会制度进而成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根本法，却离不开汉代经学对于国家秩序的建构。本文试图以西汉国家治理为中心，考察春秋公羊学视域中的“大一统”思想（以董仲舒为主）与国家秩序建构的关系，探讨其如何以“大一统”回应周秦之变后汉代国家秩序建构的巨大变革，以及这种回应的历史意义和现代启示。通过考察《春秋》“大一统”思想与西汉国家秩序建构之间的互动，本文旨在对中华政治文明创造性转化的内生性动力作进一步探讨。

　　 一、春秋公羊学视域中的“大一统”思想要旨

　　 作为汉代儒宗与春秋公羊学集大成者，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对西汉的国家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然而，对于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往学者虽然对其“大一统”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意义多表赞同，但对以天道限制君主权力的效果则多予以否定。尤其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以批评为主，认为政治干预学术、思想统一于儒学为汉代“大一统”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6】这些研究一方面受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儒学为汉代的君主专制统治服务，而不是批判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并没有区分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与春秋公羊学视域中的“大一统”。因此，以下我们将对二者进行区分，以求更深刻地理解《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深层内涵。

　　 首先，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一般用来指政治上的国家统一，尤其用来解释经历周秦之变后的中国从封建到郡县制的巨大变革。例如《史记·李斯列传》中载李斯对秦始皇言，“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周朝的封建制是周天子与诸侯的共治，其核心是周礼，天子与诸侯间的“策名委质”类似于双向的权利-义务契约，诸侯要“以藩屏周”，维护天子权威，天子则要为政以德，严格遵守周礼君臣共治的礼法，否则，如残虐百姓的周厉王就会被放逐。天子之外，诸侯与卿大夫所构成的社会则享有很高的自治权。【7】秦变封建制为郡县制，一统六合，固然是顺应历史大势所趋，但其在国家治理中推崇法家主导，宣扬君主集权，以吏为师，不行教化，结果导致行政集权的国家吞并社会，这种极端专制的集权国家必然不可长久，秦经历短暂的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以来，在国家治理中以郡县制为主导，强化中央集权，沿袭秦代的“以吏为师”，崇尚严苛刑罚，由此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富者勾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豪强巨富与民争利者比比皆是。文景之治运用黄老之学，崇尚无为，与民休养生息，但根本上无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汉兴七十年，武帝无法沿用道家黄老之学的无为之术，而任由社会矛盾日益恶化，故必须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一方面，前七十年积蓄的国力财富，为武帝开疆拓土与王朝改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道家与法家所提供的黄老刑名之术无法为武帝改制提供治国安邦之道的理论支持，儒家则擅长于此，由此受到国家的重视。儒家从陆贾、贾谊到鲁申公及其弟子，已经蓄积了几代儒者的努力，一直到董仲舒，“始推阴阳，成儒者宗”（《汉书·董仲舒传》）。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正是为了回应上述历史语境与政治诉求，其政治意义在于以“尊王”支持国家统一和维护中央权威。董仲舒承继贾谊，主张强干弱枝，尊天子，卑诸侯，维护中央王权的集中领导和国家稳定，抵制诸侯王对中央权力的挑战。与秦始皇时主张封建复古的儒生淳于越相比，汉儒显然不是保守泥古的腐儒。但汉代分封，从异姓王到同姓王，骄奢淫逸，利益纷争不断，徒有模仿周制的皮毛，却失去了周礼所维系的德行共同体的实质。董仲舒的“大一统”主张被汉武帝用来作为治淮南狱的指导原则，他在担任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时也始终劝诸侯王服从中央号令，不擅自征伐。【8】正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也”（《汉书·王吉传》），春秋公羊学“尊王”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对维护当时的国家权威和政治稳定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后世维系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与多民族治理的“多元一体”意义更加重大。中华两千多年文明的延续和传承，“大一统”的宪制实在是功不可没。【9】

　　 但是，如果将汉代的“大一统”学说仅仅作政治意义上“统一”的理解，则忽视了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所蕴含的深意。“大一统”的说法最早出于《春秋公羊传》，“大”指张大，有“推崇”之意；“统”指纲纪，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解“统”为“政教之始”。《春秋》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卷第一》）。春秋公羊学对“大一统”内涵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总结其要点有三：

　　 第一，贵元。

　　 董仲舒将“大一统”置于整体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其核心是“元”。“《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汉书·董仲舒传》）。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元”是天下一统的政教文明体合法性的源头和根基。王者为人道之始，王道当承天时而归本于元。换言之，政治必然要置于文明根基的教化下，才具有合法性。董仲舒以仁解“元”，仁为天之心，以礼为治，礼为文明之大法，由此建构的仁礼合一的“大一统”处于生生不息的文明教化中，人才得以在政治生活中安身立命。何休在对“大一统”的《解诂》中称，“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正是阐发了董仲舒“贵元”思想的政教文明意义。【10】

　　 第二，正始。

　　 在对“元年春王正月”的《春秋》经文解释中，董仲舒着意彰显王者当以明法守正为大，“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汉书·董仲舒传》）。“《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春秋繁露·竹林》）。11在政治哲学中，“正始”即为“正君”，以天道来规范君主的统治。这就意味着奉行王道的君主必须法天而治，而“尊王”的“大一统”国家政制必须被置于“贬天子”的“天道宪法”之下，此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所蕴含的深层宪制考量。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进一步提出以“五始”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五层宪制结构。《春秋繁露·玉英》曰：“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元-天-王-诸侯-境内之治”所代表的“五始”构成了“大一统”国家政制的五层宪制结构，王所代表的治统权力被纳入“元、天”所构成的道统下加以规范。何休对此进一步阐释道：“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其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10】何休把董仲舒作为“大一统”五层宪制结构的“五始”内涵更加透彻地揭示出来，元是根本的合法性所在，王必须承天制号令，政必须由王出，诸侯必须奉王之政。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政治论中，春秋公羊学将政治置于天地万物的世界中，赋予政治以超越的根基（“元”），这种超越性又通过国家政制中的制度建构得以实现。

　　 第三，尊王。

春秋公羊学中的“尊王”在于张大“王纲”。董仲舒阐发《春秋》意旨，贬诸侯大夫之专擅，批评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伸张天子之权威。有尊王之心者，则隐其恶而讳之；有匡救周室忧中国之心者，则张大其善行（如齐桓晋文）。当然，“尊王”在其所处的君主制时代，董仲舒的现实考量必然落实为“尊君”，如“民不可一日无君”，“君者民之心，民者君之体”（《春秋繁露·玉杯》），君主在人世间的政治中拥有庆赏刑罚的大权和至高权威，尤其体现为“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奉本》），使民服从君，防止民犯上作乱。君臣之权、上下之礼构成君主政治中“王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还隐含着另一更高意旨，即规范限制君权的“贬天子”。秦制的最大危害就是无法限制君主的权力，秦始皇僭用“三皇五帝”中的“皇”与“帝”，自封始皇，独享“朕”的称号，废郊祭而不尊天，废谥号而不尊史，致使周礼“贬天子”的礼治对君主权力的规范限制作用失效。汉代春秋公羊学重质，主张以质救文，作为公羊学大家的董仲舒在对《春秋》的阐释中时时不忘“贬天子”。据司马迁记载，“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董仲舒公羊学除了伸张“退诸侯，讨大夫”的“尊王”之外，更有“贬天子”以规范限制君主权力的良苦用心。只是出于对统治者权力的敬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