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比较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专门学科，历史并不很长。尽管早在19世纪前半期，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就已经在他的著作中，就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进程进行了较细致的比较分析，稍后，德国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都从阶段划分的角度对各国的经济史做了比较，但这时还谈不上系统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他们主要是在总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想上，或者在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的指导思想上进行了一些探索。除德国而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一些经济史研究者对产业革命的历史或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做过比较研究，并且写出了若干有分量的作品，但同样不能认为比较经济史从那时起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了，甚至也难以认为比较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被经济史学界充分认识了。在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以及比较经济史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了解，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是与当时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分不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为比较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宽广的领域。像库兹涅茨、罗斯托、讷克斯、刘易斯、赫尔希曼这样一些以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史的国际比较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而诸如制度创新理论、技术创新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政治市场理论、长周期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又使得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论依据或更为生动的研究内容。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的成分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它同现实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比过去大大加强了，此外，它的涉及面也比过去广阔得多。

　　 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关于经济制度的历史比较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说当年德国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从阶段划分的角度来评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时，虽然也与经济制度的比较历史研究有关，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主要涉及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历史比较。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和他们本身的经济理论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以后的经济制度拿来对比，同样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或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同模式中寻找共同点或差异，以及把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以后各国经济制度的某些特征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20世纪前半期的英、美、法等国的学者在进行比较经济史研究时，虽然某些人（如熊彼特、托尼等）也曾接触到类似的问题，但由于社会经济演进过程本身还没有提供足够的可用于这一领域研究的素材，因此他们的探索只不过留给后来者以较多的启示。关于比较经济制度史研究的这一领域，必须依靠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开拓。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由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现象，并且相继采取了调整经济的政策和减少政府干预的措施，这样，有关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问题被置于重要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内曾经开展过的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再度受到重视，而且这时所讨论的已经不限于理论上的论述，讨论扩展到对历史上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的效应的比较等问题上。在西方学术界，对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干预方式的探讨似乎有主张重新回到以市场决策为主的老路上去的趋势。例如，有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讨论，就与国有化历史和国有化得失利弊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如，有关福利支出的效应的讨论，关系到如何评价近几十年来的英国、北欧等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现状；再如，计划经济及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不仅涉及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史的看法，而且也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的重新认识有关。总之，包括比较经济制度史在内的比较经济史研究，由于它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性，如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在比较经济史方面所提出的若干反传统的观点，既反映了研究工作的深入，也反映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西方经济史学的这一动向，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二

　　 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者现在普遍认为，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只注意纵向比较分析，或只重视横向比较分析，都是不够全面的。

　　 纵向比较分析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或若干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寻找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性。如果对不同的国家采取纵向的比较分析，那么还可以发现它们的经济在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时期的共同点和差异。

　　 在纵向比较分析中，重要的问题一是指标的选择，另一是年份的确定。例如，作为总体比较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等等都是可供选择的指标。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越是往前推，这方面的统计数字越不完整，从而国别比较越是困难。此外，这些总体比较的指标还涉及不同的国民核算体系问题。不同核算体系下的总量指标只有先经过换算，口径取得一致，然后才能进行比较，否则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作为结构比较的指标，主要产品的产量、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平均收入的比较等等，都是有意义的。这里同样存在着历史资料的不足和统计口径是否统一的问题。从年份确定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是：用来标志历史时期的年份或用来说明经济转折点的年份要有一定的依据，以防止年份选择的随意性。假定所要比较分析的指标不止一项（单项指标的比较分析往往有较大的局限性），而是若干项，那么不仅这些指标彼此之间要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它们同所选择的年份之间也要有一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纵向比较分析而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横向比较分析是把一定时期内或一定时点上不同国家（或一国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以说明待比较的各国或各个地区的经济的特色。

　　 在横向比较分析中，除了同纵向比较分析一样要注意指标的选择（以及指标的可比性）与年份的确定而外，还需要注意横向比较分析同纵向比较分析之间的联系。从比较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横向比较分析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的结合将更有助于说明问题。这是因为，通过这种分析，不仅可以从比较分析中找到经济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某些国家的某些历史时期内历史统计资料的不足，即可以用另一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相当的历史时期内各种已有统计资料替代或推算出来。尽管这种替代或推算至多只是一种近似值，但与历史统计资料的缺乏相比，仍然有其可供参考之处。

　　 在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两个或两组变量之间的比率的分析是一种比较实用的分析方法。关于这种分析方法，雷蒙·哥德斯密斯在“金融结构和发展的国际数量比较”一文（载《经济史杂志》，1975年3月）中，曾做了较细致的评述。他指出：“如果需要有一个广泛的有意义的而又简单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方法，首先入选的……是一定日期未付的全部金融票据的价值与同期国民财富的价值的比率，这叫作金融相关率。这是一种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于现实基础结构的规模的方法，因此就存量方面而言是表明一国金融体系在其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一个指标。”[1]据哥德斯密斯的看法，在进行国际的金融发展的比较时，上述金融相关率的优点在于日期确定和估价方面的统一性，并且可以避免对价格、购买力平价之类的分析方法进行必要的调整等复杂性。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的比率还可以举出很多，不仅可以用于金融发展的国际比较，并且在财政、外贸、工农业生产、收入与福利水平等多个领域内的比较。换言之，一个善于进行经济发展国际比较的研究者，只要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就可以自行设计两个或两组变量的比率，作为比较的指标。例如，最便利的一种比率，就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分母，而以某一个或另一组变量作为分子，以此作为衡量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经济发展国际比较的通用的指标。这种分析大大促进了西方的比较经济史研究。

　　 但应当注意到，在选择变量作为分子或分母时，分子与分母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仅仅把二者之间的比率作为一种单纯的数量关系来看待。某些西方的经济史研究著作中，常常有这种简单化的毛病。在这里，不妨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个工业国家的经济史的比较为例。我们可以看出，简单地择取两个变量并研究它们之间关系，并不能把各个工业国家的经济状况解释清楚。下面，试举三个例子。

　　 第一，各国的垄断化程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之间的比率。如果以每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分母，以垄断化程度（具体表现为企业合并数，或若干国家最大企业的产值或销售值在国民生产总值或部门产值中的比重等）作为分子，那么可以看出，分子与分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一定是那么紧密的。也就是说，一国的垄断化程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但垄断化程度较低，而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垄断化程度却较高。这表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能得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垄断化程度也越高的论断，垄断化程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大小并不反映各个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的状况。

　　 第二，各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各国经济增长率同各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具体反映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国营经济在经济中的比重等等）进行比较，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历史时期而言，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清楚的。例如，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率都比较高，但德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却大大超过美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可见，历史的比较得不出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越大则经济增长越快的结论。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从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探讨。

　　 第三，各国资本输出总量与经济增长速度或对外贸易总量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个不能简单地从两个或两组变量之间的比率的分析中就能够做出判断的问题。虽然资本输出总量肯定与对外贸易总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资本输出总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也是存在的，即资本输出总量的增长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但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个工业国的经济史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却表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似乎要比一般所设想的复杂得多。比如说，法国当时的资本输出总量很大，而法国的对外贸易总量与之并不相称，而且法国资本输出总量的变动与对外贸易总量的变动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又比如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较快的，但德国资本输出总量的增长也并不慢，看来在德国，资本输出总量不仅没有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率的减缓，甚至还有加速经济增长的迹象。这些比较历史分析表明，在研究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的经济史时，要充分注意它们各自的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若干特点，而不能把某个变量同另一个变量之间的比率当成是可以说明所有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普遍适用的指标。

以上只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史为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