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果说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和提炼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经验模式，那么新发展社会学最具核心实体性意义的任务则可表述为，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寻求城乡间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凸显发展的秩序性、社会性、生态性和文化性。而上述目标实现的关键则在于新发展理论对“城乡向度”的把握。在建构新发展社会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基于新发展理论的新取向，对发展主义“传统—现代”两分法和“内生—外发”理论预设展开系统的清理批判，揭示传统与现代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注意寻找发展中国家“内发力量”，超越城乡结构分析框架，以生态文明调适城乡关系，努力实现城乡构型上的结构性突破，由此形成由“理论—模式—政策”构成的新的发展研究分析框架。

　　 关 键 词：新发展社会学  城乡向度  学科形态  城乡结构

　　 如果用一个核心概念来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变迁的本质性特征，那么，最无争议的选项应首推“发展”。而以发展研究为核心的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等发展分支学科亦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显学。但正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一样，发展学科本身也时刻经历着频繁的变动，各种发展理论及流派依次登场，又匆匆谢幕。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新发展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展学科开始面临着全面更新的重要任务。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发展经济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率先尝试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学科，引起了较大的学术反响。近年来，建立“新发展社会学”的呼声也逐渐高涨。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社会学研究者尚未围绕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构建做出正面的阐述和论证，为此领域的研究留出了较为充分的研讨空间。故本文试图在学界以往研究界定的基础之上，对新发展社会学的建立及其所面临的核心主题展开初步的论证。毫无疑问，建构起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任务，限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仅就新发展社会学体系构建中的“城乡向度”展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理论的阶段演进及学科形态对应

　　 理解新发展社会学的发生，必须将其置于发展理论起源、发展的具体阶段中加以研究审视。众所周知，学界一般将发展理论划分为古典发展理论、发展主义和新发展理论三个前后相续的演进阶段，而基于不同阶段发展理论亦产生出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发展社会学学科形态。

　　 (一)发展理论演进的三个阶段

　　 其一，古典发展理论产生于欧洲工业革命前后，以欧洲剧烈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包括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在内的古典社会学家，基于欧洲社会变迁的经验提炼抽象出工业社会早期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共同体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命题，奠定了早期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格局。因此时期西欧以外的地区尚未启动现代化的步履，无法建立起以后发现代化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社会学，故此时期的古典社会发展理论几乎可以全部汇入社会学早期的理论体系和脉络之中。

　　 其二，发展主义阶段。所谓发展主义，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依托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而形成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一整套发展理论及体系。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是，以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为标志，发展社会学宣告诞生。现代化理论主要以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模仿和复制，“阐明非西方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并就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的性质做出提示”(尹保华编，2018：322)，导致现代化理论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深刻矛盾，主要表现在：那些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概括出来的概念、理论体系，是否可以推广到非西方社会(布莱克，1996：97)，是否需要经过发展实践的验证和考验。因此，虽然发展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曾盛极一时，影响巨大，但其理论的局限性也颇为突出，不断遭到各方面的激烈批评。人们认为发展主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作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到20世纪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雷迅马，2003：序言IV)。同时，其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武断预设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震荡，使得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表现为由现代化引发的“这些变化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布莱克，1996：1)。

　　 其三，新发展理论阶段。大约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内容的发展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严重挫折，使得学术界和思想界掀起了对发展主义的激烈批判。由此，以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理论成为发展研究的新主题，发展领域的研究者试图建构起新发展理论的体系。一般说来，新发展理论的构成非常复杂，既包括欧美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发展主义理论和观念的批评，也包括非西方国家知识界对“发展主义”的反思；既包括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也包括民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田毅鹏，2010)。此外，在现代化理论体系和阵营中分化出来的被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的一些代表性学者，其某些观点也与新发展理论相近似。概括起来说，新发展理论的主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在发展观念上，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即以“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为特征的综合发展观。所谓整体性，主要是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突出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作用，新发展是基于文化价值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的统一。所谓内生性，主要是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即社会经济发展中动态的、主体力量的发动，而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客观经济体系的发展。所谓“综合的”，主要是“表示各种单位和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整体”(佩鲁，1987：180)。

　　 2.在发展主题上，由单纯关注经济发展，转为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间的协调发展。强调不能单纯依据经济发展来评价发展状况，“是否属于经济发展，必须要回答：贫困情况的变化、失业情况的变化和不平等情况的变化三个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在变糟，就不能称之为发展”(威尔伯，1984：11)。由此出发，发展的核心追问和反思在于，“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许宝强、汪晖编，2003：1)此外，伴随着全球化、数字化、生态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可持续发展等新的复杂的发展背景变迁，学界开始探讨发展中诸多复杂现象演化趋势及其影响。

　　 3.在现代化发展模式选择的问题上，批评现代化理论渗透了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是“首先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中获得‘现代性’的属性”(布莱克，1996：103-104)，不视西方模式为唯一的发展途径，而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新发展理论的学科形态对应

　　 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体系中，发展理论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说古典发展理论孕育了以欧洲工业社会为模板的早期社会发展理论，以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主义为主体，加上一些与其相对立的发展理论流派，建构起发展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体系。那么，基于新发展理论，我们有必要建构起系统的新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近年来，基于新发展理论对发展社会学实施更新的学术倡议不绝于耳，一些发展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尝试建构新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如有的学者提出，新发展理论的“新意”，就在于其对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真实经验有了比较真切的把握，使其理论体系建构开始拥有丰富的经验基础，认为“从国际社会学的理论构建来看，‘新发展社会学’是一个具有学术积累传统、丰富实践基础和理论构建的选择。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中国基于自身的新发展经验，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认识，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奠定了基础”(李培林，2021)。也有学者从理论模式更新的角度来理解新发展社会学，提出“新发展社会学应该是时空视角的发展社会学”(景天魁等，2011：33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到目前为止已有学者提出了建构新发展社会学的学术倡议，但尚未得到学界的正面回应，亦未加以充分展开。笔者认为，新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已迫在眉睫，但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学科基本理论向度的预设问题，因为与其他发展学科相比，发展社会学自其诞生之时起，便是以发展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提炼为宗旨的，在发展社会学产生的初期，便是以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为其学科理论框架而展开的，并通过上述理论诉求表现出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关注发展问题的不同切入点。

基于新发展理论建立起来的新发展社会学将要直面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主要包括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城乡发展理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理论、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网络社会相关理论、发展的未来性等。其中，关于城乡领域研究的相关理论应该是新发展社会学所应特别关注的带有实体性特色的核心问题。新发展社会学体系中的“城乡向度”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有如下原因。1.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其步入现代社会的进程，都必然首先涉及城乡发展问题。而且，相比之下，后发现代化国家步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城乡问题更加复杂，更具有典型性。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较为漫长的前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以村落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深深地积淀于其社会发展现实的进程之中，持续地产生着社会影响。因此，其城市化不是以城市简单地替代和覆盖乡镇村庄，而是一个城市与乡村相互衔接的复杂过程。2.由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启动发轫的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鸿沟加深，城乡发展陷于严重失衡状态。随着社会发展的演进，如何通过政策干预促使二元结构走向消解，并建立起新型的城乡关系，亦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3.进入21世纪后，在生态文明建设、数字技术、全球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下，城乡发展被赋予一系列全新的内涵。如全球化往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吉登斯，2000：56)。全球化虽然使得世界渐趋一体，但并未吞噬地方，相反却使素来作为社会边缘的乡村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契机，“通过对乡村的缠绕、切入和诱惑，全球化改变了乡村地区。但未能抹杀乡村特性。相反，全球化所带来的网络、资源和行动者融入乡村。形成了新的杂合形式，如此形成的‘全球乡村’，保持了地方特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