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来华美国传教士的风景记述展现了身处孤绝状态下的传教士对特定自然景观的凝视。面对眼前的荒野景致，传教士所追求和寻觅的是自我情感的认同以及阐释异域自然资源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情感认同需要在超绝的地理空间中才能得以体验，其过程和效果是对中国人文景观的疏离与排斥。而就异域自然资源所作的阐释则表明他们也是以自己的认知系统来定义中国的自然景观的。

　　 关 键 词：来华美国传教士  书信  风景记述  凝视

　　 一、引言

　　 19世纪，一些来华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以及其他反映个人言行的记述材料被加以整理和编辑，在教会的支持下以传记的形式出版成书，目的是表彰这些传教士的奉献，并促进美国国内读者对海外传教事业的支持。这些书信传记中有一些个人旅行的记述，内容除了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站点以及外出散书、巡回布道等教务活动之外，还有一些在华休闲度假的观光游览过程。对于传教士来说，这些旅游的生活片段甚为珍贵。按照美国差会的要求，传教士被委派来华后若非特殊原因，一般须持续工作数年乃至十年以上才能回国休假，至于能否成行还要取决于所属差会的财力状况①。为了排遣长期处于孤绝状态下所产生的心理压抑，舒缓在艰苦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所造成的身体劳损，传教士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地制宜，定期安排一些休闲式的旅游活动，去往附近自然风光优美的地方游览或休息，以达到休息调养的目的。在当代文化研究者看来，这些风景记述还具有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意涵。因为“风景在人身上施加了一种微妙的力量，引发出广泛的、可能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米切尔，2014：1)。如果说“空间是被实践的地方”(德·赛托，2009：200)，是被移动、行为、叙事和符号激活的场所，一处风景就将一个地点变成了一个视域，将地方和空间变成了视觉图像，而人们有关风景的记述文本便有了被阐释的可能。鉴于“凝视”这一文化批评术语已被卓有成效地运用于解析旅游这一社会现象(Urry，2009)，对美国传教士的中国风景记述进行研究也可以通过“凝视”这个关键词展开，进而来透视作为观看者的传教士在其中所传达出的身份、权力等文化意涵。

　　 二、漫游中的注视与忽视

　　 19世纪的美国传教士一般对在华居住和工作的环境感觉乏味、无趣，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偏远的内陆地区都令初来者难以适应。在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看来，广州城的地貌特征是一马平川，尽管位于珠江之畔，却远离海岸，“背后是一列光秃秃、乏味的群山环抱”。“此处的地貌、街道布局、建筑式样很难引发造访者的好感。对于陌生人来说这里的风景确实引人注目，但那不过是由陌生感引发的一种奇趣，并不会给心灵带来沉迷和愉悦。房屋都修建得低矮、狭窄、密集。有些商行——尤其是茶行——倒是十分宽敞，内部隔间也多，但其外观平常，找寻起来很不方便。”(Abeel，1835：47-48)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活动受限，只能栖身于广州城外的外国商馆区。在封闭单调的环境中生活，眼前的异国景观也终会使人感觉乏味。与广州城隔江相望有一片被称作“河南”的岛屿，是当时的外国人可以休闲漫步、欣赏田园风光的唯一去处，即今天的广州市海珠区所在地。与前文相比，雅裨理对“河南”自然景致的欣赏和喜爱之情就跃然纸上。

　　 岛上多处地势偏低，有些地方受潮水侵袭，适于种植水稻。除了湿地之外，那些地势不大平坦的地方修起了梯田，种植有各种蔬菜、生姜和槐蓝属植物。砌有石块的田埂把农田切分开来，人可以在上面行走。除了个别零散的房子，农夫的住所都是带有围墙的村舍。这些村子我们经常光顾，不过有时还是需要避开，以免遭到小孩投掷土块或石子的袭击。几乎每处隆起的地块都埋葬着亡灵，他们拥挤在宽敞的墓地中，表明这里是死神的领地。我们喜欢观赏横亘在溪流、水渠上的各式桥梁：它们材料的坚固性和结构的稳定性似乎足以支撑岁月的侵蚀，有些花岗岩石条长达24英尺。(ibid.：70-71)

　　 在西方社会，徒步漫游长久以来被当作一种文化和技能，体现着人们对自己成长和生活环境发自内心的挚爱，其效果足以“激发人们的忠诚之心、爱慕之情，乃至成为某些人的宗教”(Hill，1980：32)。但是欣赏风景的要谛往往在于对事物的忽视而非观看，如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Williams，1973：120)所说：“一个劳作的乡村几乎不是风景。”更确切地说，观看风景在于观看本身，是伴随着某个地方在特殊空间中的展露，对其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感悟。所以，美国传教士一般对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景观没有欣赏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处处精心培育的农田和田间的坟堆一样令人乏味。娄理华(Walter M.Lowrie)后来乘船前往上海的时候，发现沿着吴淞江(实为黄浦江)有20英里长的沿岸竟然看不到什么石头，“农家和小村子分布在乡间各处，竹丛、果园、水边的垂柳才稍稍缓解了陆上的单调”(Lowrie，1849：250)。而一些宏大宽阔的景致则往往能带给传教士各种奇思遐想。1843年9月间娄理华访问厦门，他在旅途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眼前耸立的山峦，这与我两年以来所看到的如此不同。它令我深深地回想起自己故国的景象，几乎无须冥想，眼前即浮现出美国恬静的家园、欢乐的村庄以及庄严的教堂。可是，唉，现实中差别是多么地大!”(ibid.：179-180)没有了或是忽略了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景观因素，这样的大自然景象便足以令美国传教士沉浸在“反认他乡是故乡”的遐想中了。同样，在漳州，娄理华一行人漫步郊外的稻田和甘蔗林，密密麻麻的甘蔗林让他不禁想起马里兰州繁茂的玉米地。他写道：“我们看见几个男人脚踏着水车在给水田灌溉，就如戴维斯的《中国》第19章中所描述的一般。这可能是和古埃及一样的发明，如圣经《旧约·申命记》第11章10节所提到的：‘你撒了种、用脚踏水车来浇灌、像菜园一样。’”(ibid.：190)由中国的农耕劳作联想到圣经的神喻景象，娄理华的乡间漫步竟然成了他身为上帝使者所想象到的另一番游历。

　　 在华南地区生活的传教士经常选择舟船出行。与坐在颠簸的马车上旅行不同，乘船在水上行进平稳，旅客感觉舒适、放松，两岸连续展开的美景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而且与陆路交通相比，走水路显得舒适、方便、安全，人在舟中私密性得到保障，因此很受传教士的青睐。和其他外国商人一样，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停留广州的期限也受到规制，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广州和澳门之间。所幸近有外国商行，可以用上很不错的大船。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信中描述他们搭乘往来于两地间的中式船只，上有宽敞的船舱，可坐可卧，船尾设有厨房开火做饭，船上的空间还可供踱步。待在这样的船上，与陆上区隔开来，再去欣赏那些浮光掠影的景致就足以令人心情舒畅。“船顺流而下，速度非常快，周围的景色像一幅幅画一样从我们眼前闪过，不少地方的景色确实非常美。……我们看到河两岸的水稻给低地披上了绿衣，而树木则点缀着山坡，一整天我们仿佛在花园中航行。这里谷物一年两熟，土地肥沃得令人羡慕。……再往下游便进入了山区，映入眼帘的是三四座山峰以及峰顶上高高耸立的佛塔，景象十分浪漫。”(卫斐列，2004：38)这样的旅行就消解了平时为散发书册而不得不面对那些贫穷的破破烂烂的村庄以及家里肮脏不堪的衣衫褴褛的村民的不愉悦的心情。卫三畏就记录过一次这样的造访：“这里的小房子大都是用泥土建造的，周围是竹林，从远处看很漂亮。水牛被我们的到来吓住了，瞪着眼睛仔细打量我们，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它们比黄牛大一些，但更为粗笨，更脏，像猪一样喜欢在烂泥塘里打滚。”(同上：42)

　　 美国传教士总是喜欢选择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徒步漫游，中国的市井和乡村很难引起他们的好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前后三次探访杭州，谋求在那里建立新的传教站。杭州可能是美国传教士笔下为数不多的风光秀丽、景致宜人的中国城市。那里有良田桑属，却不似倪维思曾经驻守的宁波那般地势低洼潮湿。城中富户云集，住宅考究，街道店面干净整洁。“对于那些爱好自然美景的人们来说，此地是观赏风景名胜的好去处。”(Nevius，1891：131)但是这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方毕竟不多见。《天津条约》签署后，卫三畏以外交人员的身份随美国使团初次进入北京城。在他看来，这座帝国都城实在令人“大失所望”，“这并不是因为我事先把它想象得过于整洁、优雅、金碧辉煌，而是因为城市中乞丐成群、凋敝破败、尘土飞扬的景象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卫斐列，2004：213)。内地偏远城镇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了。伊娃(Eva Jane Price)和丈夫贾侍理(Charles Wesley Price)于1889年来到山西汾州府，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城里的景象令人心情很不舒畅，“街上污秽不堪、气味难闻。各种垃圾就倒在那里，从死狗到烂菜叶。现在就够人受的了，可以想象夏天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Price，1989：19)伊娃一家到汾州府后便住进深宅大院里，除了外出宣教，全家人深居简出，高高的院墙将他们与外界隔绝开来。虽然登上房顶可一览远山和城内的景物，“但是城中景象十分沉闷，一切都显得陈旧破败，我不由得又立刻下来，乐得回到我们的房中。若是为了居住环境，我们真想马上离开。从美与愉悦方面考虑，这里不大吸引人居住。”(ibid.：21)伊娃在信中告诉家人他们得去10英里外的山村才能看到树林，而且通往那里的道路崎岖难走，尘土飞扬。第一次野餐旅行回来后一家人都疲惫不堪，两个孩子还生了病。但是他们还是禁不住山野风景的诱惑，一年后便与汾州府的其他传教士家庭共同租下那个村子里的一处院落，当作夏季的疗养所。伊娃非常珍惜在那里度过的时间，“在汾州府封闭的院落中居住过之后，感觉这里简直就是一种奢侈，随时可以来到户外，在溪水边的树荫下漫步闲逛”(ibid.：46)。伊娃一家在这里充分享受大自然，沿着山间小溪就能寻到可直接饮用的清凉泉水，登上高地远眺，汾州城及周围的平原一览无余，远方耸立的佛塔历历在目，景色变得十分迷人，有时还约上其他传教士到这里来徒步漫游、野餐，累了就躺在岩石上休息。长期尝受汾州城内封闭空间中的郁闷生活，使得伊娃把偶尔到山西其他传教站的访问和聚会也当成难得的外出旅行机会，对乘坐缓慢而颠簸的车子甚至也不大在意。“或许有些奇怪，但我已经逐渐喜欢上在中国的旅行了。匆匆赶往目的地而无暇享受旅程有何乐趣呢?你们在国内疾驰如电的旅行其实根本就不对。你们不能观赏路旁的树木草丛、天上的云朵变化、远处的山峦起伏，也不能下车稍作漫步、品味与外边的天地融为一体的快乐。”(Price，1989：137)

　　 三、登临远眺与想象再现

在西方近代的风景审美趣味中，远眺被当作是一种带有愉悦性想象的体验。18世纪的英国诗人和风景鉴赏家约瑟夫·艾迪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广阔的地平线象征着自由。在这里，目光四处游聘，最大限度地打量着无垠的景色，并沉湎于目之所及的百卉千葩。这样广阔而不确定性的景观能唤起想象的快感就像对永恒和无限沉思能激起理解的愉悦一样。”(米切尔，2014：90)在这位风景鉴赏家那里，远眺是与人的精神官能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被物化了的自然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