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参与1920年代初的湖南自治运动，除践行地方分权的政治理念外，亦符合研究系自身发展之需求。研究系在湖南有一定势力基础，尤其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方震对湖南军界的影响力，使研究系与赵恒惕的合作容易达成。召开联省会议、制订新的国家宪法的“第三政府”路线是最为符合研究系期望的，孙中山的动向则令研究系甚为警惕，为此，研究系在湘直战争中试图游说或诱使吴佩孚与湘军达成一致，表现出纵横家的色彩。对研究系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功利性、策略性的一面，需要综合分析。

　　 关键词：研究系 梁启超 蒋方震 湖南自治运动 湘直战争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与19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关系甚深，乃史学界之共识。而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研究系与湖南自治的关系尤为紧密。湖南是联省自治运动的先锋，1920年夏驱逐督军张敬尧后，省内呼吁自治之声甚巨。此后的掌权的谭延闿、赵恒惕都决定推行自治。1921年12月，湖南省宪法票决通过。次年1月，湖南正式实施自治，直至1926年7月省宪被废，前后历时六年。谭延闿宣布自治之后，研究系表现出极高的热情，积极为之提供理论指导和舆论造势。一方面，梁启超等人对中央政局失望，日益重视地方分权，“主张各地方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①]，实行省长民选、军民分治，防范武人专政，最终以法律方式解决南北争端，恢复国家秩序。对这些公开的政治主张，学界讨论已较为充分。另一方面，联省自治运动背后存在多方势力的复杂角力，研究系也有自身的利益需求和策略性的考量，这是容易被忽视的。此外，关于研究系与和联省自治运动有直接关联的湘直战争的关系，前人的梳理亦相对简略。本文将试图对这些环节进行补充。

　　 一、研究系所处之态势

　　 研究系在与安福系斗争落败后，汤化龙遇刺身亡，党势衰颓。欧游归来后的梁启超，作出了大幅度的策略调整。在梁氏看来，重新组党暂不可行，[②]需要先扩大舆论声势，“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③]争取青年支持，推动若干社会运动。梁氏的态度与其受五四运动刺激有关，此节已多有论者指出，不赘。另一方面，梁启超甫归国，即有多方势力试图拉拢，内阁总理靳云鹏电邀其上京，[④]梁抵京后，总统徐世昌邀宴，[⑤]时论认为此举意在引梁氏为援对抗安福系，更有传言直系、研究系、交通系即将联手。[⑥]直皖战争后，新得势的直系亦频繁拉拢梁启超。[⑦]1920年8月，梁氏的学生范源濂重新执掌教育部。要之，这段时期梁启超一系的政治能量稍有回升，但能否抓住时机东山再起，仍是未知之数。

　　 在1920-1921年间，梁启超一系所着力推动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国民制宪、联省自治与废兵运动。所谓国民制宪，是让若干国民联署提出动议，交付公众讨论，形成多数共识，从而拟出宪法大纲；[⑧]所谓废兵运动，是要大规模裁撤军队和军事机关，废除督军制度，防止武人专政。此类运动想获得实力派人物支持的难度可想而知，实绩甚少，梁启超阵营亦未抱过高期望，但认为至少可以吸引公众（尤其是青年）关注，以振声势。[⑨]

　　 二、研究系何以着力于湖南自治运动

　　 与国民制宪和废兵运动相比，联省自治运动的影响力与实绩要大得多。联治主义在民九、民十短短两年间势头高涨，关键在于当时全国四分五裂，南北争夺法统，“不惟南北不能统一，并且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⑩]，部分军阀遂借联省自治之名行“联督自保”之实，既迎合了地方绅商和学界反对战争、要求恢复秩序的心理，又能强化自身统治合法性。实行联治，首先就要“由各省制定出一种省宪（或各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76]各地省宪运动，以湖南成绩为最著。

　　 进步党人在民国初年是中央集权单一制的拥护者，何以转而支持联省自治陶菊隐称：“此时研究系退出中央舞台已久，想分散到各省进行个别政治活动……”[77]李剑农称：“进步党一派的人因为武力失了中心，中央集权无望……极力赞成此运动。”[78]刘以芬称：“盖失意政客，既为求适应其政治环境而倡为是说，而一部分军阀，亦以其适足籍此自固而乐为赞成……但观国民、进步两党，在五六年国会中，因地方制度列入宪法问题，演成互殴，而此时唱联治者，竟多属平昔主张集权之党人，而素持分权者反间出而反对之……”[79]以上判断固然敏锐，但仍要追问：为什么“退出中央舞台”，就一定要支持联治？在各省联治运动中，研究系何以与湖南的关系最深？

　　 首先，所谓“联省自治”，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自治”，各省制订省宪，实施省自治；二是“联省”，各自治省选派代表组成联省会议，制订国宪，使中国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这本身就包含着“约法革命”的意味——出台了新的宪法，临时约法自然就失效了，正如熊希龄所言：“联省政体以成，而约法之命遂革，西南护法之名，亦自不成问题矣。”[70]这对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无异于釜底抽薪，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忌惮。地方军阀既可以以“自治”的名义防范外省人觊觎本省军政大权，又可以以“联省”的名义结成攻守同盟，与南北政府抗礼。在联治运动的高峰期，西南各省与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军阀遥相呼应，甚至有形成“第三政府派”的势头。如果联治主义成功，为之驱策的研究系人物就有可能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分得一杯羹。即使这一目标不能实现，只要西南六省实施自治，就会给孙中山凝合西南之力出兵北伐的计划造成极大阻挠。湖南由于其处于南北政府中间地带的地理位置，无疑将成为各方势力的重点争夺对象。

　　 研究系在湖南是有势力基础的。熊希龄、蔡锷、范源濂等皆为湘籍进步党人。汤化龙之弟汤芗铭曾任湖南督军。梁启超早年曾在湖南活动，担任时务学堂主讲。研究系与湖南军界也颇有渊源，湘军将领中有很多蔡锷旧部；另外，梁的学生蒋方震与赵恒惕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有一定交情，蒋曾任保定军校校长，“湖南的带兵官有大半是他的门弟子”，[71]这种潜势力是相当可观的。梁对蒋方震甚为倚重，陶菊隐认为梁“未尝不想集中军校生的力量，来做他未来的政治资本”，[72]结合梁系在蔡锷死后缺乏武力后盾的状况，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73]湖南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广东的孙中山政府若要北伐，需要假道湖南，直系也想控制湖南，从而震慑西南地区，最终统一全国。若孙系得胜，研究系作为孙系之宿敌，处境无疑更为不利；若直系占据湖南，势必调入大量北方军政人马，研究系对湘省的影响力也会遭到削弱。维护湖南自治，防止其被南北政府吞噬，也就维护了研究系在湖南的基本盘，以利于日后发展。

　　 研究系参与湖南自治运动，熊希龄是一个关键人物。在进步党人中，熊希龄是较早公开支持联治的，据熊自称，他在辛亥前“主张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同时并进”，在辛亥后为避免南北分裂而“与章太炎组织统一党”，自睹袁世凯专制之祸，“又渐趋于地方分权之思想”。[74]1920年7月，谭延闿宣布“废督自治”，8月，熊希龄去电谭延闿表示支持，并寄去梁启超代拟的湖南自治根本法和湖南自治法大纲。[75]此后，熊希龄、范源濂、徐佛苏、汪诒书、郭宗熙等的旅京湖南同乡会先后安排梅馨、胡翔云、刘馥等回湘与湘省要人接洽。[21]有一种说法是，熊希龄卸任总理之后，一直觊觎湖南省长之位，想借此机会包办省宪，按照其自治方案，“省长由省议会议员、县议会议员、全省教育会、全省商会职员联合选举本省公民三人为候补者，呈请大总统择一任命”，[22]这样他就可以同时调动京湘两地的人脉来谋取省长宝座。[23]此论有诛心之嫌，未必完全可靠，但既赞成自治，又要求省长最终由中央决定，难免给人暧昧之感。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民选省长，原为尊重多数民意。果如此条施行，其结果甚至有牺牲多数尊重少数之怪现象……假定甲当选者为五百万，乙为三百万，丙为二百万，中央既有于此三人中自由任命之权，自由任命当选最少数之丙，非五百万、三百万之多数服从二百万之少数而何？”[24]无论熊氏有无私心，“湘省自治问题，自熊公通电倡言后，全国为之风靡，发聩震聋，四方传诵”。[25]熊氏于湖南自治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等作为熊氏的朋友，就私人情谊层面宜给予支持，就研究系的立场而言，也不宜错过这个扩大政治影响的好机会。梁氏草拟的自治法大纲不乏体现研究系立场的内容，如第二十七条“废止省内所有旧式军队，代以国民军”，[26]即与研究系倡导的废兵运动相合。

　　 一开始，研究系还把湖南自治视为国民制宪运动的一个突破口。熊希龄电文主张，“迳由本省制定自治根本法，无须仰给于国会。且其成立手续，亦须由省会、教育会、商会联合动议，集多数人之连署”，[27]正是国民制宪之思路。梁启超在致梁伯强等人的信中称：“顷与熊、范两君议，即用动议公决两方式，谋制定湖南自治根本法……”[28]张东荪表示：“国民公决一层，比较难办，而国民动议则易为之……一俟签名者有万人，则提出求公决，必可惊撼社会也。若万人不易得，则先登报征求之……最好湘省先开此例，则势益顺也。”[29]按此思路，是要先在湖南推行国民制宪，然后推广至全国。但是，研究系对推行国民制宪，态度本来就不甚坚决。9月14日，谭延闿开会讨论自治事宜，认为还是由省政府、议会派代表组成委员会制宪为妥，熊氏的主张没有被采纳，[30]此后熊氏没有再强调此问题。湖南当地许多民间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省教育会、商会、长沙《大公报》、湖南改造促进会等要求成立人民宪法会议以公决的方式来制宪，[31]研究系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声援。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执掌湘军后，对要求国民制宪之呼声一概无视，由省府邀请学者组成委员会制宪，梁系的蒋方震、石陶钧列席其中。由此可见，研究系的实际政治活动颇有权变的一面，并不总与其政治主张相符。

　　 其实，研究系插手湖南自治的动机，当时便已遭到外界质疑，如《新华日报》评论云:“湘省之倡自治即由于某系之湘籍领袖某公欲籍此说猎耿（原文“耿”字疑应为“取”字，引者注）省长地位……余省则不过多数某系分子之为议员者为之渲染鼓吹，然一察其实际，则提倡省自治之省分，其内容多含有党派倾轧作用。”[32]

　　 三、研究系与赵恒惕的合作基础

　　 研究系刚介入湖南自治运动之际，湘军有三大派系：谭延闿派、赵恒惕派和程潜派。在三派之中，赵派上台于研究系可能是最有利的。具体分析如下：

　　 程潜倾向国民党而对梁启超怀有敌意，[33]此时亦不在湖南，程派自然难以成为研究系的合作对象。

谭延闿与研究系素有渊源，早在清末便与汤化龙等组建宪友会，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期间，“左手挟黄兴、宋教仁以见重于国民党，右手挟熊希龄、范源濂以通好于袁”，[34]第二次督湘期间，熊希龄、范源濂多次为他在京斡旋，[35]第三次督湘期间，谭因不愿配合孙中山“援粤讨桂”的要求，与孙关系恶化，故谭与研究系颇有合作空间。但是，谭之作风，素来是“八面玲珑”。当时受邀来研究省宪问题的名流，除研究系人物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