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以来，人们对杜甫夔州诗的评价就有争论。最初肯定夔州诗的是大诗人黄庭坚。他在《大雅堂记》《刻杜子美巴蜀诗序》等文中，高度评价夔州诗。如说：“欲尽刻（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又《与王观复书》（其一）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同上卷十九）

　　 南宋大哲学家、诗人朱熹却颇持异议，说：“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川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按少陵乾元二年（七五九年）弃官入蜀，四十八岁，不为少。朱熹这里所论，对杜晚年诗似无贬抑之意。

　　 但又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摹，不可学。”（《诗人玉屑》卷十四引）又说：“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年？）前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如矮人看场耳。”（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引）

　　 陈善《扪虱新语》曰：“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观子美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如弹丸矣。”

　　 明胡应麟说：“凡诗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故惟中岁工力并到，如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语语当行，初学当法也。夔峡以后，过于奔放。视其中年，精华雄杰，如出二手。盖或视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随事迁，或力因年减，虽大家不免。世反以是为工者，非余所敢知也。”（同上书引）

　　 清黄生《杜诗说》曰：“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后，二种并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拟杜之心神也？”

　　 清赵翼《瓯北诗话》说：“黄山谷谓，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此盖因集中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一语，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久。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朱子尝云：‘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观场耳。’斯实杜诗定评也。”

　　 上面略引从宋到清诗人、学者对杜夔州以后诗的评价文字。黄庭坚的理由是明白的：杜夔州后诗，“理得而辞顺”，无好奇的毛病。朱熹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初说“旷逸不可当”，似乎不必是贬词。但又说“自出规模，不可学”。“自出规模”为什么就“不可学”呢？“自出规模”和“不随人后”在古代诗文评论中，意义近似，习惯上都用为褒义语。既然是不坏的作品，为什么“不可学”？如果说夔州诗不落寻常蹊径，初学难于入门，所以不宜学，倒不失为一种理由。但他又说夔州诗“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这里意思倒是明确的。“郑重”一词，当是“频烦”的意思（见《汉书·王莽传》注），或宋时还有这种话。如果我这样解释不错，那末，朱熹的话当是指杜甫夔州以后的五古如《八哀诗》及五言长律。四十韵乃至一百韵的长律，那倒确是初学者不可学的（关于杜五言长律的评价，下文有论）。

　　 胡应麟批评杜夔峡以后诗的疵病是“过于奔放”，看他用来与夔峡诗相形的中年（秦州到成都以后）诗是“精华雄杰”，可以推知胡元瑞的意见，是说夔州诗草率平庸。果真这样吗？“精华”是说精深华妙？难道《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还够不上精深华妙？难道《古柏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还够不上意态雄杰吗？《明史·文苑传》称应麟著《诗薮》，大抵奉王世贞《艺苑卮言》为律令。以世贞为诗家集成大者，有如孔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这种傍后七子门户的人的偏见是不足重视的。

　　 赵翼的意见也贬低杜夔州诗。总的评语是说夔州诗“意兴衰飒，笔迹枯率”，是旧日（杜诗）“豪迈沉雄”的反面。按赵翼所指责的“衰飒”或略如现代所说的“消极”，那么赵氏所崇仰的《秋兴八首》中如“听猿实下三声泪”“百年世事不胜悲”“白头吟望苦低垂”，何尝不可目为衰飒？同样，《咏怀古迹五首》中如“庾信生平最萧瑟”、“摇落深知宋玉悲”、“志决身歼军务劳”和“蜀主窥吴幸三峡”全首，都难逃“衰飒”的非难，同时亦可以认为“枯率”；何以又不害为“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呢？除《秋兴》《咏怀古迹》以外，夔州诗能断言尽是“衰飒”“枯率”之笔吗？即以近体而论，《诸将五首》，历来诗家均推为杰作。现以第二首“韩公本意筑三城”为例，录诸家评语。起四句，方东树评：大往大来，一开一合，所谓“来得勇猛”（按四字是归有光评《史记》文语）、“乾坤摆雷硠”也。次联，杨伦评：“对法不测，有龙跳虎卧之观。”方东树说：五句宕接，六句绕回，笔势宏放。邵氏评：通首一气转抟。其他几首，我看也无懈可击。而赵翼不取，为什么？瓯北评论的偏颇，是难服人心的。

　　 黄白山的《杜诗说》，《四库总目提要》评价不高，我认为不大公允。应该承认，清初诸家论杜诗艺术性的，白山高过吴瞻泰，是颇具只眼的杜诗评论家。但在上引的他论杜夔州诗的话里，却嫌未中肯綮。黄山谷、朱晦庵的评论都着眼于杜公中、晚期诗的比较。胡元瑞所论虽扬抑不当，却提出一个理论问题，他是想建立一条规律：任何诗人的创作，早年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惟中岁工力并到，神情俱茂。这话可以研究。无论如何他所持一个诗人随着时事推移，阅历甘苦，诗风必会随之而变的这个观点是不错的。黄白山从诗艺着眼，抛开诗人阅历不管，是悖理的。反而不及胡元瑞。

　　 黄白山和赵瓯北论点相去颇远，但同有一缺点，就是都违背“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瓯北《论诗绝句》有“自身也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的议论，好像是能“知人”；但在论杜夔州诗的言论中，却又责备夔州诗的“衰飒”，这是违背“论世”原则的。自来人随世变，世有盛衰，所以诗示苦乐。杜公身历三朝，“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他的夔州诗，正是“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除非诗不是“心声”，就不能要求盛世的诗人不欢笑，也难使衰世的诗人不忧愁幽思。黄白山丢开诗人的身世不管，赵瓯北只许诗人兴高采烈，不许唉声叹气，这能行吗？他和黄白山所犯的理论错误实质是同类的，就是违反了诗随人异、人随世变的道理。

　　 我个人的意见是：“杜甫夔州时期诗，宋人评价极高，现代似偏低，这是应该专门讨论的问题。夔州诗是不能贬低的。第一是量多；第二，带总结性的组诗值得注意。如《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至今；第三，诗境广阔深邃，为前此所无；第四，创五言长律大篇，多至一百韵，内容写实，词气精拔纵横。”这四点浅见，是我在拙文《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后的“附记”摘要（见《杜诗杂说》，66页，一九八一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现在略作补充说明。

　　 （一）夔州诗篇章的数量，占杜甫各创作时期的第一。现在据浦起龙《少陵诗目谱》把杜诗各期篇数统计比较如下表：

　　 上表如果以云安期附属于夔州，那么夔州时期共有诗四百七十二首。时间实际不足三年。比长安时期，时间少六年，诗篇却多两倍有余。比成都时期，时间少二分之一，诗篇反多五十首。

　　 在这个统计比较表上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杜甫一生，活了五十九岁。玄宗时代占四十五年，肃宗时代占五年，代宗时代占九年。代宗即位以后，从宝应至永泰这四年，正是杜甫由成都到夔州的时期，中国大乱，外族侵暴，民不聊生。这里略举祸乱，如宝应元年（七六二年），玄、肃宗相继死。奴刺、党项入侵。宦官李辅国杀（肃宗）张皇后及越王李系。河东军叛，杀节度使邓景山。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台州人袁晁起义。回纥兵助讨史朝义，入东京大掠。解李辅国兵权，却以宦官程元振代之。宝应二年改元广德（七六三年），史朝义兵败自缢死，安史之乱结束。原附安史的河北诸将，先后降唐，尽据河南、北二十四州，皆为节度使。吐蕃攻入长安大焚掠。代宗出奔陕州。吐蕃攻陷剑南的松、维、保三州。广德二年（七六四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入寇。长安戒严。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入侵。剑南西山都兵马使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邛、泸、剑三州起兵讨旰，蜀中大乱。

　　 时局越乱，君相越庸，越与诗人的理想背道而驰，诗人的痛苦就越深，其所激发的忠悃也越深，愤怒越盛，诗思也就喷薄而出，不可遏止。司马子长评文章，以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又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似乎可以移评杜诗。总起来说，唐政局的危殆，杜甫自许有扶危的本领，又有亲阅三朝由盛到衰的经历，加上他狂热严肃的性格，穷迫困顿的生活，在晚年汇集爆炸，表现出来，就是夔州诗。这几项中，经历和性格是主要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十七：“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静安先生的话，后半是错误的。不深入世界，绝不能表现世间，不能深入表现世间，也就拯救不了世间。而无拯世抱负的诗人，绝非伟大诗人。静安先生论后主词，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人间词话》十八）。不无溢美。后主断无此境界，古今大诗人可以当此语者唯有屈原和杜甫。亦惟有王静安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现在且论屈、杜。屈、杜的志、行、辞，可以说是：并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或说：其志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裂金石！现在可略举其辞：

　　 “既替予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芷。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替，废弃。，佩。申，重。揽，结。）前二句是说：我既因为佩蕙而被弃，却又重新带上香芷。表示“守死善道”（屈原《离骚》）。“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下悯百鸟在罗网，黄雀虽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杜甫《朱凤行》）虽说狂热严肃，执德不回是屈、杜两大诗人的共同性格，但毕竟杜甫自有其由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形成的个性，不同于屈原。杜甫的斗争性更多一些，平民的傲慢粗疏显得突出。对手看不顺眼的现象，时时禁不住破口大骂。如说：“关中小儿乱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如说：“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如说：“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人民）杼柚茅茨空！”（《岁晏行》）夔州诗之所以可贵，就在其充分表现了诗人的个性，或“自己的声音”。

现在再辨明与夔州诗有关的三个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