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名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他是17世纪中国的杰出的唯物论者，对于唯物论的发展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

　　 一、王船山唯物论思想的历史背景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是明清之际唯物论的最高成就。何以明清之际会产生唯物论思想呢？何以王船山能达到唯物论的世界观呢？这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当地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情况来看，是不难理解的。

　　 明代末年，统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达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因而爆发了农民革命。但清兵入关以后，情势起了重大的变化。汉满之间的民族矛盾特别激化了，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当时汉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集团的斗争极其炽烈，表现了雄壮英勇刚毅不屈的气概。在反清的义军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也有中小地主。当时的豪族大地主，除了少数也参加了民族抗争以外，大部分投降了清朝统治集团，企图与清朝统治集团勾结起来，共同盘据在汉族人民的头上。汉族人民反清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斗争后来虽然失败了，但迫使清朝统治集团不得不减轻其对于人民的剥削，以图缓和阶级的矛盾。这个斗争不是徒然的。

　　 清兵入关以后的情势就是这样：一方面是中小地主与农民，一方面是清朝统治集团和投降的大地主，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小地主阶层的一部分思想代表，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放弃唯心论的幻想，因而达到了唯物论。

　　 王船山是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代表了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而他的唯物论便是他用来反对清朝统治集团及豪族大地主的战斗武器。

　　 何以说王船山是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的呢？这从他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船山的政治观点没有超越过封建制度，他是拥护封建制度的。他强调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农民阶级的区别，对于农民起义也持不赞成的态度。他更看不起商人，强调农与商的利益的冲突。但这只是他的政治观点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又反对豪族大地主欺压人民，反对统治集团的聚敛，要求照顾农民的生活，他慨叹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又强调通商的重要。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是站在中小地主阶层的立场。

　　 行看船山对于农民的态度。他不止一次地称述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话，而认为“学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之，其异于禽兽者百不得一也”。[1]他认为“农圃箪豆”等农业生产劳动是鄙不足道的。但他毕竟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苦景况。他说：“今夫农夫泞耕，红女寒织，渔凌曾波，猎犯鸷兽，行旅履霜，酸悲乡土，淘金、采珠、罗村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年皓发，以获赢余者，岂不顾父母，拊妻子，慰终天之思，邀须臾之乐哉？而刷玄鬓，长指爪，宴安谐笑于其上者，密布毕网，巧为射弋，甚或鞭楚斩杀，以继其后，乃使县罄在堂，肌肤？削，含声陨涕，郁闷宛转于老母弱子之侧，此亦可寒心而栗体矣。”[2][《 黄书·大正第六》]对于农民的劳苦而遭受迫害，他寄以深切的同情。

　　 王船山对于豪强大地主持反对的态度。他虽然主张维持士大夫的“世胄、“清流”与“耕商驵侩胥史之徒”的区别，[3]但他所谓“世胄”、“清流”包含了封建的道德标准在内。他对于没有道德品格的豪强大地主是极端鄙视的。他说：“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于豪强而可云公也。”[4]又说：“未闻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贾而可云仁义也。……割利以与豪民大贾而民益困。”[5]这就是说，不要让豪强大地主大商人专擅利权。王船山看出了豪强与农民及小地主的矛盾：“强豪兼并之家，皆能渔猎小民而使之流离失所。”[6]在豪强大地主与小地主及农民的斗争中，他是站在小地主和农民方面来反对大地主的。他既反对豪强大地主，更反对当权的统治集团的聚敛。他说“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7]又说：“夫大损于民而大伤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8]这些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及广大人民的要求。王船山反对豪强，更提出了分别自种与佃耕的办法：“处三代以下，欲抑强豪富贾也难，而限田又不可猝行，则莫若分别自种与佃耕，而差等以为赋役之制。人所自占为自耕者，有力不得过三百亩，审其子姓丁夫之数，以为自耕之实，过是者皆佃耕之科。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以互相损益，而协于什一之数。水旱则尽蠲自耕之税，而佃耕者非极荒不得辄减。若其果能躬亲勤力，分任丁壮，多垦厚收，饶有赢余，乃听输粟入边，拜爵免罪。而富商大贾居金钱以敛粟，及强豪滥占、佃耕厚敛多畜者不得与。”[9]他所提议的这个办法是维护小地主及农民的利益的。

　　 王船山很鄙视商人。他认为：“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10]他更畅论商贾与统治集团互相勾结的情况道：“贾人者，暴君污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颜色而听其辉煌，复何忌哉？贾人之富也，贫人以自富者也，牟利易则用财也轻，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贫懦以矜夸，而国安得不贫民安得而不靡？”[11]商人与当权的统治集团结起来欺压人民，是与人民利害相反的。王船山以为应该减轻农税而酌征商税。他说“古者以九赋作民奉国，农一而已，其他皆以人为率。夫家之征，无职事者不得而逸。马牛车器一取之商贾。”[12]他又批评当时“概责之地亩”的税法道：“议法于廷者，皆不耕而食，居近市而多求于市买，利商贾以自利，习闻商贾之言而不知稼穑之艰难者也。孰能通四民之有馀不足、劳逸、强懦而酌其平乎？杂派分责之商税，则四亩之科征可减，而国用自处于优。”[13]王船山基本上主张重农抑商，但他也见到商人的作用，认为：“商贾贸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虽过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14]商人也是不可无的。王船山更肯定了通商的重要：“夫可以出市于人者，必其余于己者也。此之有余，则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其有余，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15]他更肯定“大贾富民”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也于人民有利：“千户之邑，极于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乡焉。此盖以流金粟，通贫弱之有无，田夫畦叟，盐鲑布褐，伏腊酒浆所自给也。卒有旱涝，长吏请蠲赈，卒不得报，稍需日月，道？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卷，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矣。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16]商贾在平日可以通有无，遇荒年可以量力帮助人民，这是商人的作用。王船山虽然在基本上看不起商人，但也不忽视商人的作用。

　　 在此，应该提到明代末年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明代末年，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弱的萌芽。这种萌芽是不是在王船山的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呢？如上所述，他所关心的主要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在基本上他不是代表商人阶级的。我们不容易肯定他的思想与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少关联。但他在接受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之余，也看到商人的重要，同时更强调金钱的作用。[17]这也未始不可以说是反映了明末以来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要求。然而这不是王船山思想的主要方面。明代末年中国社会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谓新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主要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而内地的情况似乎很少变化。王船山生长在湖南内地，他的思想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太多的关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明朝的灭亡，清兵的入关，对于人民是一个绝大的剌激。而中小地主阶层，在清朝统治集团及豪强大地主的压迫之下，也不得不深刻反省，不得不抛弃主观的幻想，转而注意客观的现实。几次的反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有志之士始终保持着民族复兴的信心，做了一切的努力，为将来的复兴奠定初步的基础。王船山唯物论的世界观，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起来的。他以唯物论作为反异族压迫、反豪强特权的武器，同时也是为将来的民族复兴奠定思想基础。

　　 王船山唯物论世界观的产生，与明末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联系。明朝末年，西洋科学知识输入了，虽然没有开花结果，但在当时也影响了少数的知识分子。明末清初的许多历算专家都是曾经研究过“西法”的。作为明末科学家之一的方以智是王船山的前辈，和船山交情相当深厚。王船山曾说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18]这所谓“质测之学”即现在所谓实证科学。王船山是赞成实证科学的研究的。他对于天文历法有相当的研究[《书经稗疏》卷四上及《思问录·外篇》中有许多讨论历法的话]，但他反对利玛窦所介绍来的地圆说，认为“西洋夷”“以巧密夸长”，“徒为繁密而地益矣”。[19]他对于初次输入的西方科学还是不能接受的。但他基本上赞成“质测之学”，他的唯物论世界观和当时的质测之学有其一定的关联。

　　 二、王船山论物质与规律及其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有丰富的内容。他提出了许多光辉的论点。他论证了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规律的客观性以及物质世界的永恒性。他更阐明了物质与运动的密切联系。在认识论方面他从唯物的观点解释知行关系，肯定行是知的基础。本文专就他关于物质与规律的基本思想作一简单的说明。

　　 王船山在世界观的问题上首先肯定并论证了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主观唯心论者认为，人所认识的世界不能离开认识而存在，客观现象不能离开主体而存在。王船山否定了主观唯心论，认为人所认识的世界是离开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体是不依靠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叫作“能”，客体叫作“所”。王船山论能所的关系道：“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20]境是外在世界，用的作用也就是能动性。客体是主体活动的对象，主体有能动的作用而可以影响客体。但主体的作用乃是客体所引起的，而且必须与客体相适应。究竟言之，客体在先。王船山接着便批评佛教的唯心论道：“乃释氏以有为幻，以无为实，‘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于是诡其词曰‘空我执而无能，空法执而无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则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说又不足以立，则抑‘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谓‘能’为‘所’，以立其说，说斯立矣。故释氏凡三变而以‘能’为‘所’之说成。”[21]佛教这种“消‘所’以入‘能’的唯心论也就是认为“天下固无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为‘所’；吾心之能作者为‘所’，则吾心未作而天下本无有‘所’”。[22]王船山驳斥这种谬论道：“耳苟未闻，目苟未见，心苟未虑，皆将捐之谓天下之固无此乎？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谓越无山，则不可谓我之至越者为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为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为天下之所止，即以是凝之为区宇而守之为依据，三界惟心而心即界，万法惟识而识即法。呜呼!孰谓儒者而有此哉”？[23]王船山区分了哲学思想的两条路线：或者认为外在事物离开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或者认为事物都是依靠人的认识而存在的。他坚决地主张前者而反对后者。

王船山清晰地分别了活动与对象的不同。他说：“所孝者父，不得谓孝为父，所慈者子，不得谓慈为子。所登者山，不得谓登为山。所涉者水，不得谓涉为水。”[24]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作用也不相同：“‘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内，故心如太虚，有感而皆应。‘能’不在外，故为仁由己，反己而心诚。君子之辨此审矣，而不待辨也。心也道之固然，虽有浮明与其凿智，弗能诬以不然也。”[25]“所”是在外的客观实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