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影响而论，没有别的历史人物能和他相比。过去封建统治阶级借“尊孔”来维护其封建统治；而在前些年，“四人帮”又借“反孔”来推行他们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时至今日，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时代：“尊孔”固不足以骗取人心；“反孔”亦不足以伪装革命，因而有可能对于孔子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讨论了。我们现在哲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全面地客观地评论孔子。孔子的学说在历史上确曾起过严重的消极作用，而在若干方面也未尝没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对于孔子，应该进行全面的辩证的解析。

　　 关于孔子的资料，有《论语》和《左传》、《国语》以及《礼记·檀弓》中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过去传统的看法，认为《易大传》是孔子撰作的，《礼运》的大同理想是孔子倡导的。但仔细考察起来，《易大传》和《礼运》应是孔门后学的著作，都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现在来研究孔子，仍以《论语》、《左传》、《国语》和《檀弓》为最可信的材料。

　　 孔子在汉代以后二千多年中，被崇奉为偶象，在那个时代，人们“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种传统态度，当然必须首先打破。惟有推倒了孔子的偶象，然后才有可能对孔子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讨论。

　　 从《论语》看，孔子确有一个简单的哲学体系，至少有一个伦理学的体系。这个体系并不特别深奥。在先秦时代，孔子的学说，与老庄孟荀对照，还是比较简单的。虽然如此，孔子的学说中，也还有一些深微曲折之处，也并非易于理解。有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现在仅就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举出孔子思想的十个特点，略述管见。这十个特点是：(1)述古而非复古；(2)尊君而不主独裁；(3)信天而怀疑鬼神；(4)言命而超脱生死；(5)标仁智以统礼乐；(6)道中庸而疾必固；(7)悬生知而重闻见；(8)宣正名以不苟言；(9)重德教而卑农稼；(10)综旧典而开新风。分别评述如下。

　　 一、述古而非复古

　　 多年以来，人们认为孔子是复古主义者，认为孔子绝对拥护周礼，主张恢复西周制度。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这里有三层意思：(1)肯定有“继周者”，即认为周代不可能永存。(2)肯定“继周者”对于周礼亦有所损益。(3)认为“百世”的历史，后代对于前代，都有所损益，但不过有所损益而已，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这种观点，可称为“损益”观点，承认历史有变化，但不承认有根本的变化。这种观点，不是复古主义。后来荀子讲“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2)，正是从孔子“百世可知”引申出来的。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这里明确宣称“从周”，但应注意，这里所讲“从周”，乃是以周代与夏殷二代比较而言，乃是认为周代的文化比夏殷二代优胜，所以主张从周。在春秋时代，周制已坏，孔子宣称“从周”，确有保守的意义，但也有在三代之中取其最近的意义。孔子从周，也是相对的。他又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4)对于夏殷也还是有所取。孔子反对“铸刑鼎”，不同意“用田赋”，表现了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但他赞同“举贤”，主张知识分子(士君子)参政，宣称他的弟子仲田、端木赐、冉求都有“从政”的才能(5)，并且说：“雍也可使南面”(6)，即以为冉雍可以治国。这种士人参政的主张，显然是与西周制度不合的。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即强调继承前人的传统，不必致力于新的创造，可以说有尊重传统而轻视创新的倾向。这种态度，对于保持传统有积极的作用，而对新事物的创造重视不够，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起了消极的作用。后来的墨子，主张述而且作，就比孔子进步了。

　　 二、尊君而不主独裁

　　 儒家主张尊君(法家也是如此)，这是从孔子开始的。子路批评荷艹/条丈人说：“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8)正是因为孔门强调“君臣之主”，所以后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尊崇。但是，应该注意，孔子并不主张君主个人独裁。《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 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 邦乎？”(9)

　　 非常明显，孔子是反对“言莫予违”的，以为不辨是非的“言莫予违”足以丧邦。这也就是，孔子虽然主张尊君，却不同意一人独裁。

　　 孔子认为，人臣事君，要有一定的原则，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0)人君如有过失，应该进行谏诤。《论语》记载：“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11)“犯之”即犯颜直谏。中国古代有“纳谏”的传统，虽然真能纳谏者不多，而表面上还要鼓励直谏。这个传统也与孔子有关。

　　 孔子也要求君主遵守一定的原则，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2)君对于臣，也要遵守一定的制度。所谓礼，当然是有利于君的，但对君的行为也有一定的约束。

　　 三、信天而怀疑鬼神

　　 在孔子的哲学中，最高范畴是天，天是人事的最高决定者。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3)又说：“知我者，其天乎！”(14)天是有意志、有智慧的。从孔子所谓天的这一意义来说，孔子的哲学是 唯心主义。

　　 但孔子所谓天已不同于商周传统观念的天，有时又接近于自然之天。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5)所谓“唯天为大”，恐不能理解为唯有上帝最伟大，而是说天是最广大的，这天就是广大的自然了。孔子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6)这所谓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解释为主宰之天，有人解释为自然之天。无论如何，这所谓天不同于商周传统观念中的天。在商周传统观念中，天是要发号施令的。孔子所谓天，可以说是由主宰之天到自然之天的 过渡形态。

　　 孔子没有多讲天道问题，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并非完全未讲：“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一个“行”字，一个“生”字，都可以说有相当深刻的意义。《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8)万事如川流，动转不息。孔子强调“行”、“生”、“逝”，这就是孔子的天道观，这个天道观包涵着辩证法。

　　 孔子虽然承认天，而对于鬼神则持怀疑态度。他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9)两个“如”字，表示并非真有鬼神存在。孔子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0)对于鬼神，虽仍要敬，却须“远之”，这样才算是明智。《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21)又：“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22)可见孔子是不愿谈论鬼神。《论语》又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23)由这段故事看，孔子是不赞同祈祷的。所谓“丘之祷久矣”，乃是抱绝祈祷的委婉的说法。

　　 孔子对于鬼神持怀疑态度，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到孔门后学公孟子，就明确宣称“无鬼神”了(《墨子·公孟》篇记载墨子和公孟子的辩论。据考证，公孟子即曾子弟子公明高，是孔子再传弟子)。

　　 四、言命而超脱生死

　　 孔子肯定天命，强调“知命”，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24)一切都是命所决定的。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25)。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6)认为知命是重要的。孔子既尊天，又讲命，这在理论上是一致的。

　　 但孔子虽讲天命，却又非常重视人为，在生活上采取积极的态度。他曾自述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以云尔已矣。”(27)《论语》又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8)孔子所谓“为之”，不过是学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知识，但这种积极有为的态度，这种乐观的精神，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孔子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生态度，即超脱生死，主张为道德理想而献出生命，不把死看作重要问题。“不知老之将至”，当然更不知死之将至了。子路对孔子说：“敢问死。”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29)止应知生何，何必知死？不应该考虑后问题，而且生也是可以舍弃的。孔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0)为了实现仁的品德，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任何阶级的道德所必然要求的。前一些年，有些人把“杀身成仁”当作反动的口号。事实上。我们不应因为反动派曾经利用这个口号而将这个口号本身也看成反动的。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之下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以至献出自己生命的。

　　 孔子不看重死后问题，这是孔子与宗教家不同的显著特点，这和中国古代无神论传统的形成有密切的联系。

　　 五、标仁智以统礼乐

　　 《吕氏春秋》说：“孔子贵仁。”(31)仁是孔子哲学的中心观念，这是大家公认的。孔子固然贵仁，而亦贵智，《论语》中经常以仁智并举，并说明了仁智的区别。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32)仁者心安于仁而行之，智者以仁为有利而行之。所谓安是无所为而为，所谓利是有所为而为。韩非曾解释仁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报也。”(33)韩非虽然菲薄仁义，而这句对仁的解释却是深切的。孔子虽以为仁者的境界较智者为高，智者次于仁者，但他兼重仁智，这还是值得注意的。孔子也一再以仁籍勇三者并举，如云：“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34)又云：“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35)后来《中庸》以知仁勇为三大德。兼言三德是儒家伦理学说特点之一。

　　 《论语》中关于仁的问答不少，最重要者有四条：

　　 (1)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 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36)。

　　 (2)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 动。”(37)

　　 (3)樊迟问仁。子曰：“爱人。”(38)

　　 (4)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 、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39)

这四条中，“爱人”之训最为简明。“立人”、“达人”之训最为完备。“克己复礼”之训则说明仁与礼的联系，其义仍由“立人”、“达人”而来。孔子曾说“立于礼”(40)，所以“己立而立人”，必须视听言动合乎礼。“恭宽信敏惠”则是爱人的详细解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