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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

更新时间:2022-12-14 17:05:58
作者: 张岱年 (进入专栏)  

  

   一

   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从对象与范围来看,中国哲学在基本上是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哲学一致的。然而,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的独立发展的过程,因此也就表现了许多与别的国家不同的特点。中国古典哲学之特点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尝试提出个人的一些初步的看法。

   中国哲学的特点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我们说哲学的民族特点,这应该如何了解呢?应该承认,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是和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民族的共同文化的一个表现。现在所讲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汉族的哲学,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国内兄弟民族的哲学思想尚有待于发掘整理。我们希望再过一些年,我们讲中国哲学的时候可以广泛地讲述中国各民族的哲学。但是现在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因而我们谈论中国哲学的特点,也就只是谈论汉族哲学的特点了。汉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共同的文化,汉族的共同文化表现了共同的心理状态。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与汉族的共同文化所表现的共同心理状态密切结合的。

   斯大林在他的早年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了关于民族的特征的学说。他认为民族的特征之一是“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他指出:“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学说也许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他认为,一个民族,除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之外,还有“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

   这所谓“共同心理素质”是不容易了解的。斯大林也说:“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这个提法也是意味深长的。

   这所谓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应该是一个民族中不同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彼此对抗的阶级的人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心理素质”,这是否可以理解呢?一个民族的不同阶级的人们,因为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使用着共同的语言,而且除了阶级利益的对抗以外也还有共同的经济生活,那么,在思想上,在精神形态上,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固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必须注意的事实。

   中国的汉族何时形成为一个民族?这在现今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上是否有先资本主义的民族?这也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即令说,除了社会主义民族之外,只有资产阶级民族;但是,资产阶级民族也是逐渐形成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即令说,中国的汉族直到近代才形成为一个民族,但是也必须承认,汉族的共同的精神状态久已在逐渐形成之中了。

   中国哲学的特点与这在逐渐形成之中的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有密切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

   中国哲学的特点乃是那些反映不同的阶级利益的不同学派的思想所共同表现的特点,而且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点。

   然而,所谓不同学派的思想的“共同”特点,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不可能是各个学派毫无例外地一齐表现的,而只是大多数的哲学家所共同表现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任何完全固定的格式是不存在的。其次,所谓哲学思想的民族特点是与别的民族“不同”之点,这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国哲学的特点实际上乃是中国的大多数思想家所共同而与别的国家的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特殊倾向或特殊形态。

   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相对的民族特点呢?根据实际的材料,似乎可以说,中国古典哲学表现了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第二,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第三,在唯物主义方面,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第四,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此外,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提出并争论过一些有特殊提法的问题,也都可以说是特点,但都是比较次要的了。

   二

   中国古典哲学有一个显著的基本倾向,就是肯定“本根”即在事物之中。大多数提出宇宙观的哲学家都认为“本根”与事物现象是相即不离的。在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中,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现象是不实在的、虚幻的,而唯一的实在乃是超越现象的本体,本体与现象的区别就是真实与虚幻的区别。这种观点在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中是不存在的。中国的佛教哲学当然采取了印度哲学的基本观点,大多数反对佛教哲学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对于本体现象截然两分的观点的明确批判。

   “本”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很早就有了的。《庄子·天下》篇讲述老聃、关尹之学说,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以本为精,以物为粗”。本与物相对待。物即是个体的东西,本是万物的根源。《庄子·知北游》篇:“忄+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本根是无形无状的存在,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基础。老庄虽然区别了本根与万物,然而老庄认为万物与本根都是实在的。(《庄子·齐物论》有云:“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所谓“未始有物”,从表面看来,似乎否认了物的存在,其实不是的。所谓“未始有物”乃是泯除物我之对立,即是“万物与我为一”的意思。其实质是反对划分物我彼此的界限。这虽然是一种神秘主义,却并非否认外物的实在。)

   魏晋玄学提出“贵无”的学说,以“无”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何晏所著《道论》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色形神而彰光影。”[1]他断言“无”是最根本的,而“有是依靠“无”而存在的。但何晏并不否认“有”之为存在。“事”与“气物”都是实在的,不过不是根本的而已。玄学家“贵无”的学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然而并没有否认事物的存在。这里他们还部分地保持了老庄的传统。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徒宣扬了“心作万有,诸法皆空”[2]的观点。这是与中国固有的传统相违背的。这个观点在南北朝隋唐时代没有受到明确的反驳。直到宋代的道学家,才比较彻底地批判了佛教唯心主义,发扬了中国固有哲学的基本观点。

   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横渠[载]首先明确地批判了以世界为虚幻的唯心主义学说。他在《正蒙》中写道:“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3]假如认为“形”“性”不相依靠,于是认定“性”是唯一真实,而把天地万象都看 作假相,便铸成绝大的错误了。张横渠认为形性虽然有区别而亦是相互依存的;他坚决地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

   二程提出一种与佛家不同的唯心主义体系,虽然仍是讲唯心,却坚决反对以事物为虚幻的观点。《程氏遗书》中二先生语有云:“学禅者曰:‘草木鸟兽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为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却变坏,便以为幻,故亦以人生为幻,何不付与他。物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4]二程认为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理的,都是实在的。程伊川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表明本体现象的内在联系的“体用一源”的命题。他在《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他又说过:“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5]二程认为理是事物的根源,理是深微的,是体;事物是显著的,是用。而事与理、体与用,是相互统一的。体用不是截然对立的,没有实在与虚幻之分别。

   南宋初年的哲学家胡五峰[宏]更明确地批判了佛家把现象与实在分为二事的观点。他在所著《知言》中说:“释氏见理而不穷理,见性而不尽性,故于一天之中分别幻华真实,不能合一,与道不相似也。”本根固是真实的,现象也不是虚假的。把整个的自然世界分成幻华与真实,是不应该的。整个的自然世界都是实在的。这是大多数中国哲学家共同的基本观点。

   从南宋起,许多哲学家都接受、继承了程伊川、体用一源”的命题,并且加以发挥。朱晦庵[熹]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源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6]王阳明[守仁]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 用。是谓体用一源。”[7]这都是对于体用关系的说明。

   程朱学派与王阳明所讲的“体用一源”,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思想。程朱以为“体”是理,王阳明以为“体”是心,都认为本体是非物质性的。然而他们都强调了本体与事物的密切联系。他们虽然以为本体是理或心,却又肯定了理或心与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说,他们在这一点上对于唯物主义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船山(夫之)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发挥了体用统一的学说。王船山认为,体与用都是实际存在的。他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8]王船山所谓体用与程朱及王阳明所谓体用,意义不同。王船山所谓体基本上就是我们今日所谓本质;他所谓用是本质的表现,也就是现象。他指出,本质就在现象之中,寻求本质应该求之于现象。他有一段很透彻的言论道:“故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人生而静以上’既非彼所得见矣,偶乘其聪明之变,旋丹垩于空虚,而强命之曰体。聪明给于所求,测万物而得其影响,则亦可以消归其用而无余,其邪说自始矣。则何如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观化而渐得其原也?”[9]应该在现象变化的过程中发现变化的根源,而不应该从头脑中随意臆造一个本质。王船山这样明确地从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了“体用”的关系。

   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本”,所谓“本根”,所谓“体”,所谓“本体”,都含有复杂的意义,我们现在研讨哲学问题,在基本上已经不采取这些概念或范畴了。我们现在还保留了“根源”的概念,还要运用“实体”与“作用”的范畴、“本质”与“现象”的范畴。这些概念范畴的意义都比较明确多了。然而,在历史上,“本”、“本根”、“体”、“本体”的范畴都曾经起过显著的作用,本体与事物现象的关系的问题曾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都是事实。而中国古典哲学,在这一方面,表现了显著的特点,这是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的时候必须注意的。

   三

   中国古典哲学有一个显著的倾向,就是着重生活与思想的一致。生活与思想的一致,用旧有的名词来说,就是“言行”的相顾,或“知行”的相互为用。“言”即是议论、学说;“知”即是认识、理解;“行”即是活动、作为。中国大多数的哲学家都重视言行或者知行的统一关系。中国古典哲学家所讲的言行或者知行的统一关系,主要包括三方面:[1]学说应该以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为依据;[2]学说应该有提高生活、改善行为的作用;[3]生活行为应该是学说信念的体现。各个思想家所着重的方面不同,然而基本的 倾向是一致的。

   孔子曾经讲到言行的关系,他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0]他以“可行”为言的标准。所谓“可行”的言论就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全然脱离实际可能的空谈。

墨子着重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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